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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次談話我還了解到，克魯姆諾夫由於做了這些事已經受到法蘭克福檢察署委託的柏林警察局的訊問。顯而易見，我是在同政府競爭了，但是，只有克服司法部門對記者的傳統的不信任態度，我才能搞到新的材料，我需要這樣做，因為我在《明星》雜誌的同事庫爾特·沃爾特和我在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二十周年的時候發表了一組關於納粹政權的《最後一百天》的文章，其中也利用了阿克斯曼提供的關於鮑曼之死的材料。接著不久一位名叫赫爾貝特·賽德爾的柏林讀者給我寄來一封信，信中說，1945 年5 月初他（當時十五歲）在勒爾特車站的貨車上翻箱倒櫃地找吃的東西的時候，曾經從殘廢人大街天橋上躺著的兩具死屍旁邊走過。他也像克魯姆諾夫一樣沒有發現死者身上有任何傷痕。
我心想，要是還能找到那些當時抄走衣服、其他物品，或者，甚至證件的人，那麼也許就能弄清楚，除了施圖姆普費格爾之外，鮑曼也死在這個地方。然而沒有有關當局的協助，我再也無法前進了。
法蘭克福州高級法院首席檢察官約阿希姆·里希特曾經調查過鮑曼的案子。我知道他是一個沒有偏見的、樂於同人合作的律師，如果他認為這樣做有助於查清案情的話。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後來當我由於工作而受人攻擊、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時，他成了我的患難之交。但遺憾的是，他已看不到這篇報導了，因為他已於1977 年退休後不久去世了。幸好我及時地找到了他；檢察官里希特決定在幾天之內在克魯姆諾夫指出的地方進行挖掘，尋找死者的遺體。這件事應悄悄進行，不讓報界知道任何消息。里希特只希望我在場，因為我的調查己深入到這一步了。但是當挖掘工作進行到第二天的時候，在場的記者至少有四十人，他們都是這次挖掘的見證人；我們什麼也沒有發現，因為新的建築改變了這個地區的面貌，使郵局職員克魯姆諾夫在尋找埋葬地點時搞錯了位置。七年後在十二米以外的地方找到了鮑曼和施圖姆普費格爾的遺體。
里希特和我一致認為，我們發現的線索是對的。我們現在通力合作，我們決不放棄努力。他衝破檢察署的一切框框，把一個製造工具的工人威利·施特爾澤的證詞告訴了我。這個工人曾在勒爾特車站附近的一家工廠里工作，他也看到過那兩具死屍。施特爾澤在他的證詞中說，當時在這家工廠里工作的還有一個外籍工人——法國人，他穿著一件皮大衣，是件戰利品。有一位同事證明說，這個法國人從大衣兜里掏出了一本用人造革做封皮的日曆本，根據日曆本上的親筆記載來看，它的主人是全國領袖鮑曼。
檢察官里希特尋找這位同事——施特爾澤模糊地記得他的史字叫布魯諾·弗希納——的努力迄今毫無結果。當我下一次去柏林採訪時，我首先查閱了柏林的電話簿。然而電話簿上登記的名字叫費希納的人都不是我要找的對象。於是我把姓氏的第一個字母為F 的人全查了一遍，終於發現一個名叫布魯諾·弗希特邁耶爾的人，他就住在離發現屍體不遠的地方，因而也就是住在那家工廠附近，他證實說，他看見過鮑曼的日曆本。他報告說，那家工廠的一名叫恩斯特·奧托的車間主任當時把那個小本裝進口袋保存起來了。
現在要做的事是，找到那個法國人——他的名字據說叫莫里斯或是與這大致差不多的別的什麼名字——和向車間主任奧托打聽日曆本的下落。檢察官里希特請求法國警方予以協助，但法國警方的尋找也毫無結果。《明星》雜誌記者在北萊茵—威斯伐倫找到了車間主任恩斯特·奧托的行蹤；他離開了他在柏林的家，並同英格·施旺特一起遷往上述地點。但是，不久前他已遇難去世。然而英格·施旺特卻知道這件事。她和她的男友當時把那本記事本交給了他的父親。她的父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被蘇聯人任命為柏林市中區的代理區長。父親對她們說：“你們一定能得到一大包食物作為獎賞。”
恩斯特·奧托和英格·施旺特於1945 年夏天被一個蘇聯軍官叫到卡爾斯霍斯特大本營去了。他們在那裡被詢問了兩天，後來果然得到了有營養的獎品。莫斯科記者列甫·別蘇緬斯基可以在他於1974 年出版的關於鮑曼的書里充分利用這本日記。
然而，檢察官約阿希姆·里希特在1965 年已經得到了幾頁從這個日曆本上抄下來的副件；這是民主德國司法當局提供他使用的。他讓我把記有地址的那一部分抄下來，我在《明星》雜誌的同事阿爾明·馮·曼尼科夫斯基發現其中大有文章。他想起一件事，在此期間出版的《鮑曼書信》上曾提到馬丁的一位情婦，簡稱“M”。現在他在那些地址的前頭發現了一個女人的名字——曼雅·貝倫斯，以及她在德勒斯登私人住宅的電話號碼和她演出劇場的電話號碼。
因此，在我看來，我們大概已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天橋上的死者是馬丁·鮑曼了。我們也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是在什麼時候死去和怎樣死去的。只是屍體還沒有找到。然而，不論檢察署還是《明星》雜誌都無法把柏林的數千平方米寬的地區徹底翻個底朝天。不過柏林當局向我保證，一旦那個地區由於某種原因要破土動工的話，一定立即通知我。
我心想，要是還能找到那些當時抄走衣服、其他物品，或者，甚至證件的人，那麼也許就能弄清楚，除了施圖姆普費格爾之外，鮑曼也死在這個地方。然而沒有有關當局的協助，我再也無法前進了。
法蘭克福州高級法院首席檢察官約阿希姆·里希特曾經調查過鮑曼的案子。我知道他是一個沒有偏見的、樂於同人合作的律師，如果他認為這樣做有助於查清案情的話。他信任我，我也信任他。後來當我由於工作而受人攻擊、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時，他成了我的患難之交。但遺憾的是，他已看不到這篇報導了，因為他已於1977 年退休後不久去世了。幸好我及時地找到了他；檢察官里希特決定在幾天之內在克魯姆諾夫指出的地方進行挖掘，尋找死者的遺體。這件事應悄悄進行，不讓報界知道任何消息。里希特只希望我在場，因為我的調查己深入到這一步了。但是當挖掘工作進行到第二天的時候，在場的記者至少有四十人，他們都是這次挖掘的見證人；我們什麼也沒有發現，因為新的建築改變了這個地區的面貌，使郵局職員克魯姆諾夫在尋找埋葬地點時搞錯了位置。七年後在十二米以外的地方找到了鮑曼和施圖姆普費格爾的遺體。
里希特和我一致認為，我們發現的線索是對的。我們現在通力合作，我們決不放棄努力。他衝破檢察署的一切框框，把一個製造工具的工人威利·施特爾澤的證詞告訴了我。這個工人曾在勒爾特車站附近的一家工廠里工作，他也看到過那兩具死屍。施特爾澤在他的證詞中說，當時在這家工廠里工作的還有一個外籍工人——法國人，他穿著一件皮大衣，是件戰利品。有一位同事證明說，這個法國人從大衣兜里掏出了一本用人造革做封皮的日曆本，根據日曆本上的親筆記載來看，它的主人是全國領袖鮑曼。
檢察官里希特尋找這位同事——施特爾澤模糊地記得他的史字叫布魯諾·弗希納——的努力迄今毫無結果。當我下一次去柏林採訪時，我首先查閱了柏林的電話簿。然而電話簿上登記的名字叫費希納的人都不是我要找的對象。於是我把姓氏的第一個字母為F 的人全查了一遍，終於發現一個名叫布魯諾·弗希特邁耶爾的人，他就住在離發現屍體不遠的地方，因而也就是住在那家工廠附近，他證實說，他看見過鮑曼的日曆本。他報告說，那家工廠的一名叫恩斯特·奧托的車間主任當時把那個小本裝進口袋保存起來了。
現在要做的事是，找到那個法國人——他的名字據說叫莫里斯或是與這大致差不多的別的什麼名字——和向車間主任奧托打聽日曆本的下落。檢察官里希特請求法國警方予以協助，但法國警方的尋找也毫無結果。《明星》雜誌記者在北萊茵—威斯伐倫找到了車間主任恩斯特·奧托的行蹤；他離開了他在柏林的家，並同英格·施旺特一起遷往上述地點。但是，不久前他已遇難去世。然而英格·施旺特卻知道這件事。她和她的男友當時把那本記事本交給了他的父親。她的父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被蘇聯人任命為柏林市中區的代理區長。父親對她們說：“你們一定能得到一大包食物作為獎賞。”
恩斯特·奧托和英格·施旺特於1945 年夏天被一個蘇聯軍官叫到卡爾斯霍斯特大本營去了。他們在那裡被詢問了兩天，後來果然得到了有營養的獎品。莫斯科記者列甫·別蘇緬斯基可以在他於1974 年出版的關於鮑曼的書里充分利用這本日記。
然而，檢察官約阿希姆·里希特在1965 年已經得到了幾頁從這個日曆本上抄下來的副件；這是民主德國司法當局提供他使用的。他讓我把記有地址的那一部分抄下來，我在《明星》雜誌的同事阿爾明·馮·曼尼科夫斯基發現其中大有文章。他想起一件事，在此期間出版的《鮑曼書信》上曾提到馬丁的一位情婦，簡稱“M”。現在他在那些地址的前頭發現了一個女人的名字——曼雅·貝倫斯，以及她在德勒斯登私人住宅的電話號碼和她演出劇場的電話號碼。
因此，在我看來，我們大概已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天橋上的死者是馬丁·鮑曼了。我們也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是在什麼時候死去和怎樣死去的。只是屍體還沒有找到。然而，不論檢察署還是《明星》雜誌都無法把柏林的數千平方米寬的地區徹底翻個底朝天。不過柏林當局向我保證，一旦那個地區由於某種原因要破土動工的話，一定立即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