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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在兩個對立的情報部門中這種欺騙的伎倆一直存在——不過，這也是事實，即，不管現實多麼錯綜複雜，傳聞比現實更為複雜。惟一知道的事實是，薩拉米的汽車確實爆炸了，車裡的幾個人都被炸死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公開的立場都是，這位恐怖組織頭子是其中之一。
在敘述那些從本質上來說屬於秘密進行的活動時——後來提供給記者的那些資料也許只是為了糊弄人——一個人說自己收集的資料比別人收集的資料更為精確是輕率的。
當邏輯和常識不能用來檢驗被報導事件的真實性時，難度就更大了。因為即使最不符合邏輯和最沒意義的報導都可能是事實。在政治恐怖活動中尤其如此。這裡只舉一個例子。認真負責的法國新聞記者賽吉·格魯薩德認為馬哈茂德·漢姆沙里要為“處決”威爾·茲威特負責，因為那是“黑色九月”組織其中一次行動的一部分。毫無疑問，他的消息來源通常是可靠的。而這條消息恰恰不實——假若漢姆沙里和茲威特是並肩戰鬥的同志，那顯而易見就不可能是這樣——但在1973年格魯薩德第一次報導的時候，以為恐怖分子們喜歡因為派系鬥爭而互相殘殺，所以當時這個消息似乎是非常可靠的。
正是因為謹慎起見——不是要提出跟其他報導相反的說法，而是出於興趣——我覺得還必須指出幾點分歧。
首先，以色列人聲稱給慕尼黑慘案以後進行的這次反恐行動取了一個代號，叫“上帝的憤怒”——這次行動幾乎全部是由西方記者報導的，他們是克萊爾·斯特寧、埃德加·歐巴藍斯、理察·迪肯、克里斯托夫·多布森和羅納德·佩恩和大衛·B.汀寧等等——我認為這個代號也許是事後發明的，不是西方記者發明的就是向他們提供資料的以色列人發明的。根據我掌握的資料，當時執行這次任務的時候還沒有使用這個代號。(有趣的是，兩位以色列作家，麥可·巴—左哈爾和埃坦·哈貝在他們的書中都沒有提及這個代號。)
“邁克”、“塔瑪爾”、“喬納森·茵葛彼”這些代號——有幾個作家在描寫暗殺茲威特和布迪亞的行動以及利勒哈默爾事件時都用到了其中一個或幾個代號——我不這樣認為。在利勒哈默爾時，也許有一個特工使用了“茵葛彼”這個假身份，但是沒有人使用這樣的假護照，無論是在羅馬還是在巴黎都沒有。“塔瑪爾”——大概是突擊隊長的漂亮的金髮女友。根據描述，她也參加了襲擊茲威特的行動，在利勒哈默爾還親自開槍了——純粹是胡編亂造。(倒不一定是作者的胡編亂造，而是向他們提供資料的人的胡編亂造。)我認為，說襲擊茲威特和布迪亞的時候茲弗·扎米爾也在場同樣是站不住腳的，在利勒哈默爾現場也是不可能的。“穆薩德”的頭頭跟金髮女突擊隊員“塔瑪爾”一起，幾次親臨歐洲現場，帶有徹頭徹尾編造的味道。但是，這種大膽的虛構行為尤其應該得到“穆薩德”“公共關係”部門的鼓勵。
公平地說，這個領域的研究者們面臨的困難也是相當大的，甚至出現過起初不認可的信息後來證明是正確的這種情況。就拿我自己的研究來說，我原來得到的威爾·茲威特在羅馬的一個澳大利亞女性朋友的名字是“珍妮特·馮·布勞恩”。這個名字聽起來非常不真實，是別人憑記憶提供給我的。我決定，除非我能核實，否則就不把它放人我的敘述之中。由於在報紙上也找不到這個名字，我決定將其刪除。這本書已經寫完了，我才發現沒有核實馮·布勞恩這個名字，所以在此也提一下。
雖然這些細節並不是非常重要，但它們卻是所有作家面臨的難題。因為在處理這類問題時不能通過打個電話就能核實。正因為這樣，我在這裡要補充一筆。根據我得到的資料，沒有人假扮水管工人去截斷漢姆沙里的電話線，也沒有人假裝電話維修人員在漢姆沙里或者他貼身保鏢的眼皮底下，把炸彈裝在電話底座上。
還有幾點比較重要，雖然在整本書中我一直努力把自己對阿弗納這個人的評價隱藏起來，但是現在談談我對他的印象也許有點意思。
我們見面的時候，我發現他是一個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激烈情緒的人：沉著冷靜，冷靜得幾乎讓你犯困——而幾乎不用提醒——又會像蜥蜴一般動作敏捷地突然行動起來。作為一個以色列人，他的手勢很少。無論是說話還是傾聽，他都很放鬆，幾乎是一動不動。但只要一動，就非常迅速、專注，最形象的描述是，像個爬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用怎麼思考就開始行動——如果他走在前頭，不會轉身來看別人是否跟在後面。(“你們怎麼進入那棟大樓的?”有一次在歐洲我指著一個限制區問他。“像這樣。”他回答道。可在接下來的一分鐘裡，他就從門裡走了進來。)他非常注意自己每個細小的習慣，極度重視整潔和閃亮的儀容，喜歡沉思，與人打交道時慷慨大方。
雖然他聲稱對自己有妻有兒的平靜的生活感到滿意，但他仍然“渴望刺激”(這個詞語我是從深諳辯論術的精神病學家安德魯·I.馬爾科姆那裡借用來的)。而這一點，普通人朝九晚五的工作幾乎是無法實現的。雖然現在從事秘密活動跟他的願望和考慮相牴觸，但是很清楚他仍然渴望充滿緊張刺激的體驗。因此，我不相信他的聲明，說什麼他之所以參加反恐鬥爭，只是因為集體農場、部隊、自己家裡甚至整個以色列的同齡人都很重視愛國精神。但我不懷疑這是一個因素。
在敘述那些從本質上來說屬於秘密進行的活動時——後來提供給記者的那些資料也許只是為了糊弄人——一個人說自己收集的資料比別人收集的資料更為精確是輕率的。
當邏輯和常識不能用來檢驗被報導事件的真實性時，難度就更大了。因為即使最不符合邏輯和最沒意義的報導都可能是事實。在政治恐怖活動中尤其如此。這裡只舉一個例子。認真負責的法國新聞記者賽吉·格魯薩德認為馬哈茂德·漢姆沙里要為“處決”威爾·茲威特負責，因為那是“黑色九月”組織其中一次行動的一部分。毫無疑問，他的消息來源通常是可靠的。而這條消息恰恰不實——假若漢姆沙里和茲威特是並肩戰鬥的同志，那顯而易見就不可能是這樣——但在1973年格魯薩德第一次報導的時候，以為恐怖分子們喜歡因為派系鬥爭而互相殘殺，所以當時這個消息似乎是非常可靠的。
正是因為謹慎起見——不是要提出跟其他報導相反的說法，而是出於興趣——我覺得還必須指出幾點分歧。
首先，以色列人聲稱給慕尼黑慘案以後進行的這次反恐行動取了一個代號，叫“上帝的憤怒”——這次行動幾乎全部是由西方記者報導的，他們是克萊爾·斯特寧、埃德加·歐巴藍斯、理察·迪肯、克里斯托夫·多布森和羅納德·佩恩和大衛·B.汀寧等等——我認為這個代號也許是事後發明的，不是西方記者發明的就是向他們提供資料的以色列人發明的。根據我掌握的資料，當時執行這次任務的時候還沒有使用這個代號。(有趣的是，兩位以色列作家，麥可·巴—左哈爾和埃坦·哈貝在他們的書中都沒有提及這個代號。)
“邁克”、“塔瑪爾”、“喬納森·茵葛彼”這些代號——有幾個作家在描寫暗殺茲威特和布迪亞的行動以及利勒哈默爾事件時都用到了其中一個或幾個代號——我不這樣認為。在利勒哈默爾時，也許有一個特工使用了“茵葛彼”這個假身份，但是沒有人使用這樣的假護照，無論是在羅馬還是在巴黎都沒有。“塔瑪爾”——大概是突擊隊長的漂亮的金髮女友。根據描述，她也參加了襲擊茲威特的行動，在利勒哈默爾還親自開槍了——純粹是胡編亂造。(倒不一定是作者的胡編亂造，而是向他們提供資料的人的胡編亂造。)我認為，說襲擊茲威特和布迪亞的時候茲弗·扎米爾也在場同樣是站不住腳的，在利勒哈默爾現場也是不可能的。“穆薩德”的頭頭跟金髮女突擊隊員“塔瑪爾”一起，幾次親臨歐洲現場，帶有徹頭徹尾編造的味道。但是，這種大膽的虛構行為尤其應該得到“穆薩德”“公共關係”部門的鼓勵。
公平地說，這個領域的研究者們面臨的困難也是相當大的，甚至出現過起初不認可的信息後來證明是正確的這種情況。就拿我自己的研究來說，我原來得到的威爾·茲威特在羅馬的一個澳大利亞女性朋友的名字是“珍妮特·馮·布勞恩”。這個名字聽起來非常不真實，是別人憑記憶提供給我的。我決定，除非我能核實，否則就不把它放人我的敘述之中。由於在報紙上也找不到這個名字，我決定將其刪除。這本書已經寫完了，我才發現沒有核實馮·布勞恩這個名字，所以在此也提一下。
雖然這些細節並不是非常重要，但它們卻是所有作家面臨的難題。因為在處理這類問題時不能通過打個電話就能核實。正因為這樣，我在這裡要補充一筆。根據我得到的資料，沒有人假扮水管工人去截斷漢姆沙里的電話線，也沒有人假裝電話維修人員在漢姆沙里或者他貼身保鏢的眼皮底下，把炸彈裝在電話底座上。
還有幾點比較重要，雖然在整本書中我一直努力把自己對阿弗納這個人的評價隱藏起來，但是現在談談我對他的印象也許有點意思。
我們見面的時候，我發現他是一個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激烈情緒的人：沉著冷靜，冷靜得幾乎讓你犯困——而幾乎不用提醒——又會像蜥蜴一般動作敏捷地突然行動起來。作為一個以色列人，他的手勢很少。無論是說話還是傾聽，他都很放鬆，幾乎是一動不動。但只要一動，就非常迅速、專注，最形象的描述是，像個爬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用怎麼思考就開始行動——如果他走在前頭，不會轉身來看別人是否跟在後面。(“你們怎麼進入那棟大樓的?”有一次在歐洲我指著一個限制區問他。“像這樣。”他回答道。可在接下來的一分鐘裡，他就從門裡走了進來。)他非常注意自己每個細小的習慣，極度重視整潔和閃亮的儀容，喜歡沉思，與人打交道時慷慨大方。
雖然他聲稱對自己有妻有兒的平靜的生活感到滿意，但他仍然“渴望刺激”(這個詞語我是從深諳辯論術的精神病學家安德魯·I.馬爾科姆那裡借用來的)。而這一點，普通人朝九晚五的工作幾乎是無法實現的。雖然現在從事秘密活動跟他的願望和考慮相牴觸，但是很清楚他仍然渴望充滿緊張刺激的體驗。因此，我不相信他的聲明，說什麼他之所以參加反恐鬥爭，只是因為集體農場、部隊、自己家裡甚至整個以色列的同齡人都很重視愛國精神。但我不懷疑這是一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