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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日本和軸心國家締結軍事同盟的談判的夭折　　　　　　　　　　　第一節反共公約，1936—1937年日本從1931年奪取滿洲開始實行並從此日益擴大其規模的侵略政策，已經使它同西方民主國家和蘇聯的關係逐步惡化起來。與此同時，這種政策又使它同歐洲的納粹和法西斯侵略者結成了夥伴。這一夥伴關係的第一個正式保證是1936年11月25日德日兩國簽訂的反共公約。當時公布的那一部分公約條文並沒有針對任何國家，而只是反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它只規定在制止共產國際的活動和了解其代理人方面進行磋商和合作。但這完全是一塊遮掩布，想用它來掩飾公約的真正目的。反共公約的真實意圖是載在秘密條款中的，後來從被繳獲的德國外交部和日本外務省的檔案中查獲，因而才得以公諸於世。1936年，在里賓特洛甫和當時日本駐柏林武官大島將軍之間開始了達成一項德日協議的談判。他們一直瞞著馮·牛賴特（當時的德國外長）和德國外交部官員們，因為這些職業外交家反對與日本結成聯盟的建議，害怕這可能會損害同中國的有利的政治和經濟關係，這種關係是德國自1921年以來辛苦建立起來的。這項協議實際上首先是計對蘇聯的；由於蘇聯政府否認同共產國際有任何直接聯繫或對它實行控制，因此才想出把這條約稱作反共產國際公約這個主意來掩蓋其真正目的。三條秘密條款中的第一條規定，如締約國的任何一方，並未挑釁而受到蘇聯的進攻，或並未挑釁而受到其進攻的威脅時，661另一方不得有在效果上將改善蘇聯處境的任何動作；同時，雙方應就保護其共同利益所應採取的措施進行磋商。在第二條中，締約國雙方宣稱，在本秘密協定繼續有效期間，除非經相互同意，雙方均不得同蘇聯締結不符合本秘密協定的精神的任何政治性條約。第三條規定，本秘密協定應與公開的文本同時生效，有效期亦為五年。1936年11月，在日本同德國的協定即將簽署之前，日本政府向義大利主動表示，建議締結一項大致相同的意田小木派了一位新大使堀田去羅馬，並交給他一封信，在信中廣田極力主張，為了反共產國際的目的，兩國應保持密切的接觸。這樣，日意雙方的會談也就轉入了一個更加肯定的階段。掘田帶去了這樣一些建議：締結一項反共產國際公約，它應該同日本和德國之間己存在的那一項公約相類似，並附帶締結一項在軍事方面進行技術合作的秘密協定：在出現緊急情況時雙方進行磋商；在締約國一方捲入與第三國的戰爭時，另一方應保持“善意的”中立。此時，德國外交部並不贊成簽訂一項三國反共產國際協定的想法。理由之一是，柏林對日本利用現有公約來為其侵華作辯護感到憤慨。魏茨澤克在1937年7月28日打給德國駐東京大使的一封電報中說，日本的對華政策很可能會驅使中國投入蘇聯的懷抱，從而使日本陷入兩線作戰。因此，與其說是造成“一個戰略上明確的局面”以準備與蘇聯作戰（日本人曾斷言這就是他們的目的），倒不如說他們更加可能會使他們的處境變得更壞，並促使共產主義在中國境內更加蔓延。魏茨澤克還說，雖然662不會再有德國戰爭物資賣給中國，但德國在華的軍事顧問將不撤退，免得俄國人可能會來取代他們。如果當時任德國駐倫敦大使的里賓特洛甫促使英德達成諒解的努力獲得成功，德日關係就可能已經冷淡卞來；考慮到德國和英國都厭惡日本入侵中國，那就也許甚至會達成一項英德兩國關於遠東政策的協定。但是到了1937年10月，里賓特洛甫及其主子似乎已放棄了爭取英國的希望，並已決定必須把英國敵視德國佃擴張計劃的態度看作是確實無疑的。因此，他們感到有必要產生一項德日意三國協定，以此來抵消一個可能的英、法、蘇大聯合。第一步是使義大利加入反共公約；隨後在10月中旬，把德國的這一願望通知了日本政府；同月22日，里賓特洛甫在羅馬會見了墨索里尼，取得他的同意，讓義大利也加入這項公約。1937年11月6日，在羅馬簽署了二份議定書，據此，義大利成為1936年11月的德日反共公約的一個參加者。這一步並不是意日兩國就簽訂一項關於相互磋商、技術合作和善意中立的雙邊公約的可能性舉行會談的結束；但從這時開始，主要的注意力已轉移到德日兩國關於締結一項軍事同盟的討論上來了。　　　　　第二節1938年德日兩國為締結一項軍事同盟而進行的談判這件事看來似乎是由里賓特洛甫在1938年1月倡議的。里賓特洛甫和大島之間的試探性談話是瞞著日本駐柏林大使東鄉茂德的，因為東鄉茂德是以反對日本和第三帝國進一步密切關係而聞名的。大島以大使館武官的身份向東京參謀本部寫了報告，1938年6月，他被告知說，他們贊成德日之間進一步密切合作的總的想法，特別是考慮到蘇聯。到了1938年7月，會談已取得很大進展，使得里賓663特洛甫已能草擬出一項三國防禦條約的基礎綱要，有了這項條約，任何締約國受到別國的威脅時，就可以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互相支持，在遭到進攻時，則可以提供軍事援助。大島又把討論的情況告訴了笠原幸雄中將。笠原是一位參謀官，被派到柏林，表面上是為了學習語言，實在的目的是讓他最終成為駐柏林的武官。大島派笠原攜帶德國的建議乘飛機回日本（使用這種交通工具是為了防止走漏消息）。笠原在1938年8月初抵達東京，把德國的建議交給了他的參謀本部上司們。他們報告了外相，外相看來是把這樁事情提交給了核心內閣，核心內閣是由首相（近衛親王）、外相（宇垣將軍）、藏相（池田成彬），陸相（板垣將軍）和海相（米內海軍上將）所組成。五相會議同意討論應繼續進行下去，並應當要求德國政府提出一項正式建議。8月底，大島接到電報，通知他這一決定。他同時還得到指示，要他注意應把蘇聯當作這項擬議中的公約的主要打擊目標，其他國家則只能是次要的目標，條約的性質應純粹是防禦性的。笠原在1938年9月20日左右返抵柏林，當即向大島說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場。與此同時，大約在8月中旬，日本駐柏林大使館一等秘書昌谷在獲悉里賓特洛甫一大島會談和笠原去東京的任務後，就向東鄉報告了這些情況，東鄉隨即打電報給東664京，建議中止這一預備性談判。他爭辯說，日本不可能用這種辦法來解決中國事變，它很可能會發現自己捲入了一場歐洲戰爭。8月底他收到一個答覆，告訴他已決定繼續進行會談；於是他又向國內發了第二個規勸的報告。接著他收到了宇垣發來的一封答覆電報，要求他同意從柏林調任莫斯科。東鄉表示反對，但是第二封措詞更為嚴厲的電報使他毫無選擇餘地，只好同意。他在10月15日接到任命他為日本駐莫斯科大使的命令，並在27日離開柏林，大島就接替他擔任了大使職務。大島繼續與里賓特洛甫和德國外交部條約司司長高斯進行討論，在1938年10月27日以前，德國人提出了一項條約草案，正式遞交東京。這時，宇垣已於9月26日辭職。近衛自己兼管外交事務一個月，然後選任有田八郎為新外相。在11月11日的一次核心內閣會議上考慮了這個條約草案。有田打電報給大島說，大家同意締結這樣一項條約的設想，也考慮到它很可能會有助於日本將中國事變早日結束，增強它對蘇聯的軍事地位，並在總的方面改善它在世界上的外交地位。有田說，德國的草案正在研究之中，一俟逐條條款決定後，大島就可收到一份具體的反建議。板垣在國際軍事法庭上的證詞中說，他曾極力主張迅速締結這項公約。他所抱的希望是，如果這件事在中國人失去漢口後不久就實現的話，那就會使中國人失去獲得外國援助的希望，從而使他們接受日本的猜和條件。但是日本內閣內部的意見分歧使得板垣的希望無法實現，這些意見分歧一直持續到德國人對於日本人的拖延不決和吹毛求疵感到不耐煩，因而最後終於拋開日本，去同蘇665聯作成那樁臭名遠揚的1939年8月23日的交易。在這裡。考慮一下日本統治集團內部的以及日本同它的未來盟國之間的意見分歧的性質，也許是適當的。　　　第三節在日本政府內部以及日本與軸心國之間引起爭論的一些問題日本政府內部的爭論，主要並不是針對這項現實的公約本身的，大島和白鳥兩人的證詞都清楚表明，早在談判的初期，已經就公約的措詞達成了實際上的協議。在日本統治集團各派之間以及在日本與其設想的盟國之間，所爭論的關鍵性問題是這項公約對日本來說，是否應當僅僅反對蘇聯一國，還是應當也反對其他國家。東京一致的意見是，它應當計對蘇聯；自從1932年以來就主張日蘇達成協議的東鄉，這時卻成了無人理睬其呼聲的孤獨者。然而，日本是否應該作出同民主國家戰爭的任何承諾，這一問題在東京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那些贊成這樣做的人極力主張，可以利用它來使得民主國家放棄它們敵視日本的對華政策的態度，從而迫使重慶的中國國民政府屈服。這種論點顯然對近衛、有田以及板垣有很大的影響。但也存在著強烈偽反對意見。事情正在變得十分明顯，德國和義大利的獨裁者們打算繼續執行他們在歐洲的領土擴張政策，即使這會使他們陷入同英法兩國的戰爭。也已經變得很清楚的是，美國政府最關切的是防止納粹—法西斯統治歐洲：很可能，在這件事上，英國人民會聽從他們政府的領導，美國的干涉主義情緒可能會勝過孤立主義情緒。在那種情況下，如果日本對德國和義大利有了軍事上的承諾，它就將發現自己要對付世界上商個最強大的海軍國家。這時德國和義大利的海軍又能給它多大的援助呢？它幾乎肯定會發現自己的重要原料和糧食的主要來源被切斷：而且它也只能從中國占領區，包括滿洲在內，得到極少量的這些東西。對日本海軍來說，這種考慮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不久事情變得更加清楚了，因為根據1939年4月15日的命令，龐大的美國艦隊又回到了太平洋水域。日本海軍的高級軍官，作為一個整體，強烈反對同軸心國締結任何廣泛666的公約的政策；他們與其他反對派聯合在一起，就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來阻止締結任何這種公約，直到1940年9月為止，儘管在另一方面有來自陸軍將領們的壓力。日本陸海軍之間的這種意見分歧，對大戰的序幕和後來的戰爭本身都有其決定性的影響。作為一項保護措施，那些反對締結一項廣泛適用的公約的人要求在公約簽字時交換一份秘密的書面保證，以解除日本承擔草案第三條的義務，即要求締約國每一方援助未曾挑釁而遭到攻擊的任何另一方，但如果敵國是蘇俄則不在此限。德國和義大利政府不準備走得這樣遠來免除日本同民主國家作戰的一切承諾，雖然它們也準備作很大的讓步來滿足日本人的願望。正是在這項擬議中的秘密諒解的形式和性質上，引起了日本和軸心國之間的以及東京政府內部的主要衝突。　　　　　　　　　　　　第四節1939年的事態發展1938年11月大島在柏林接到有田的第一個電報，表示大體上贊同建議中的那項條約；但過了不久就又接到有田的另一個電報，說關於公約的目的似乎有誤會，特別是關於它的適用於蘇聯以外的國家這一點。大島詢問是什麼誤會，但他沒有收到東京的答覆：他和宇佐美後來在作證時都說，在1939年2月以前，談判一直沒有進展。由於近衛政府瀕於倒台的邊緣，東京把這事擱了下來。政府在國內和對外事務中都面臨著一場危機。在與德國和義大利締約問題上的爭論之外，現在又加上了贊成與反對同蔣介石直接談判這兩派之間的一場爭吵；在這個爭論問題上陸軍本身意見不統一。在國內政治方面，日本的親極權主義集團和那些希望保持現行政體的人之間發生了衝突。在軍界、官僚和內閣中都能我到贊成和反對一黨制和類似國家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人。極權主義者在陸軍軍官中勢力最強，但在海軍中並不占優勢；在官667僚中他們占有相當人數，可是在宮廷和財閥中他們人數寥寥。在近衛內閣中鼓吹一黨制最熱烈的是內務相、狂熱分子末次海軍上將，在那一次以“沒有墨索里尼的進軍羅馬”聞名的、發生在東京的既莊嚴又滑稽的插曲中，他曾被國會的一位批評者挖苦地稱為“一位偉大的海軍上將和一名偉大的法西斯分子”。站在另一方的是藏相池田成彬，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工商業中，他都是一名堅定的反極權主義戰士。近衛本人的記錄是態度曖昧。或許對他最恰當的評語是：在內心裡，他反對在國內採用極權主義的手段，也反對在國外同納粹、法西斯國家聯合在一起，但他是一個性格軟弱、優柔寡斷的人，傾向於採取最小的抵抗的路線，儘可能地拖延下去，當推倭對他不再有用時，就卸下官職的重擔。幾個月來，他一直想辭職，但被說服繼續留任，直到1939年1月對他來說擔子已沉重得無法再挑下去時，就辭去了職務。由於末次和池田兩人都被免職，近衛內閣的倒台暫時解決了國內的混亂局面。新內閣由平沼男爵任首相。他提名木戶侯爵任內相，不過他讓有田、板垣和米內仍留任原職。初看起來，選擇平沼作為近衛的繼任者似乎是親軸心國和極權主義一派的勝利，因為直到1936年為止，平沼一直是國本社這個愛國團體的領袖。在1936年2月的陸軍政變之後，這個團體被解散了，平沼也改任樞密院議長。作為首相，平沼顯示了他想當日本傳統政治的保護人的抱負，他也是一貫地這樣主張的。他一再宣稱，日本既不屬於民主國家陣營，也不屬於極權國家陣營。因為，他說，日本有它自己的一種獨特的政治形態，這也可以把它歸納成“王道”一詞。剝去它的神秘主義外衣和空洞的詞語，這是日本統治方式的一個正確的表達。雖然在理論上，日本是君主專制國家，實際上它卻是一個寡頭制國家。日本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就是通過這種寡頭政治內部各集團之間的討論和妥協而產生的。這是一種既妨礙迅速作出決定、制定明確的政策，又妨礙突然改變態度的制度。軸心國家的“能動外交”，同“遲鈍而緩慢的日本人”（齊亞諾私下裡668這樣稱呼他們）在東京制訂政策時的那種深思熟慮，是格格不入的。與此同時，在1938年9月底和1939年1月初之間，德國政府得到義大利政府的同意，把一份稍加修改過的德國草案（顯然，在柏林已先得到大島的同意）送交給了東京。這份草案在一次核心內閣會議上經過討論，在原則上被接受了，但附有一個要求，即由日本派一個特別代表團去柏林討論細節問題，代表團將帶去給大島和白鳥的有關日本政府態度的指示。代表團的成員有前日本駐波蘭公使伊藤述史、參謀本部的辰已少佐和海軍參謀部的阿部上尉。這一代表團的人員組成顯示了外務省和陸海軍之間已達成了協議。派遣這個代表團是為了要大島和白鳥兩人將此銘記在心，使他們不致任意亂來。把派遣代表團的事用電報通知了大島，並告訴他代表團可望於2月28日到達柏林。至於派遣代表團的表面上理由，則被說成是為了談判的詳細內容需要保密的緣故。德國人對採取這種辦法拖延時日感到不耐煩。他們希望在他們於歐洲採取新的行動以前看到三國條約的締結，因為，他們知道新行動將會引起英法的不安和敵視。里賓特洛甫強烈要求大島勸說他的政府把它想要修改的細節問題用電報通知，但東京政府不同意。然而，日本政府急切想要得到的東西的大概性質，大島和白鳥兩人都是669看得很清楚的，特別是考慮到有田在1月21日已告訴國會說，反共公約越是得到推廣和加強，對世界和平的保障就會越大，但公約的目的是為了共同防禦共產國際的顛覆性活動，它不可能還有其他目的。伊藤代表團途經羅馬前往柏林，白鳥和他的一等秘書阪本和二等秘書長井在羅馬加入代表團一道去德國首都。在柏林，伊藤出示了他帶來的訓令，它的要點是，日本政府希望條約附有一項秘密的、書面的相互諒解，即日本並非一定要給予軍事援助來反對蘇聯以外的國家，除非這些國家變成為共產黨國家。日本還希望，當其他國家詢問條約的真正目的時，日本可以不受約束地向它們解釋說，它僅僅是反共公約的延伸。實際上這就是說，日本將不會給它的夥伴們以積極的援助，除非是為了反對蘇聯。這些指示引起了普遍的驚愕，大島和白鳥兩人極力要求東京政府予以重新考慮。據里賓特洛甫和齊亞諾說，大島和白鳥曾以辭職相要挾，從而在東京引起一場內閣危機，如果不採納他們的意見的話，雖然他們在東京軍事法庭上不承認有過這事。大島告訴伊藤說，他已經使日本承擔了一項普遍有效的公約的義務，在這樣做時，他是按照先前接到的指示來辦的。伊藤的訓令附有一個解釋性的說明，大意是說，如果事先沒有一項關於日本準備走多遠的相互諒解，東京政府將不會接受使日本承擔普遍義務的任何條約。大島問，誰應對這件事負責；對此，有田在3月底回答說，沒有誰應特別受到責難。大島和白鳥一起警告有田，德國和義大利現在決不會接受日本提出的限制其義務的意見；他們建議，先簽訂公約，不需要有任何秘密諒解，至於日本承擔的軍事義務的範圍，則留待以後再決定，可以通過公約第三條所規定的協商辦法來加以實現。白鳥還單獨警告有田說，如果日本不簽訂這項條約，德國就有可能要尋求同蘇聯達成一項協議，這樣就可670以使它騰出字來專門對付民主國家。在這件事上他是做得對的，但是他的警告並沒有引起注意。因為大島不相信這一點，並且就這樣的向東京報告了。有田也不相信這一點，他以為德國人只是試圖向日本施加壓力，使它按照他們的條件來締結公約。問題現在已很清楚。如果日本想要這項公約，它就不得不承擔一些針對民主國家的軍事義務，而不是只反對蘇聯一國。在這個問題上，東京也加入了鬥爭，那裡主要的反對者是板垣和米內。在1939年3、4月間，德國和義大利在侵略歐洲方面所取得的顯著進展，例如在捷克斯洛代克和阿爾巴尼亞所取得的勝利，增強了日本方面贊成迎合軸心國願望的那派人的勢力。英蘇談判的開始，也起到了同樣的效果，因為日本人擔心英蘇之間達成的協議除適用於歐洲外，還可能延伸到遠東。所有這一切都增加了對平沼內閣施加的壓力，要它締結那個廣泛的軍事同盟。其結果是，在3月25日起草了一個新的指示，在這個指示中日本政府多少是從它在伊藤訓令中的立場後退了一步。除了日本建議把條約期限從十年減為五年外，附去的一份日本所擬的三國條約草案，“與德意兩國的草案基本上一致”。現在日本政府在原則上同意了承擔給予軸心國軍事援助以反對民主國家的義務，但解釋說，由於政治上，特別是經濟上的原因，日本還不可能公開地出來反對它們。因此，據大島說，東京政府仍然希望有一個秘密的書面協議，規定在目前日本給予的反對民主國家的援助，應當限於除戰爭外的一切措施，並允許日本，如果它被問到時進行解釋，說這項公約本身純粹是針對共產國際的。據里賓特洛甫說，它要求德國和義大利政府給予“明確的同意”，允許它在公約簽字和公布後向英國、法國和美國駐東京大使發表一個聲明，表示671這項公約不應被看作是針對他們的國家的。大島在3月底收到這些指示，並在4月初把主要內容通知了里賓特洛甫。4月2日，白鳥在羅馬把這些內容告知了齊亞諾。但是義大利人把同日本談判的事主要推給了里賓特洛甫。如果齊亞諾的敘述是可信的話，墨索里尼並不特別願意把日本拉進來，無論如何他並不希望為了等待日本參加而延遲簽訂一項德意公約。齊亞諾與里賓特洛甫不同，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他並不期望日本人最終會簽訂這項條約。在同希特勒商量後，里賓特洛甫告訴大島說，德國可以同意把公約的期限縮短為五年。（希特勒指望在五年期滿以前會發生戰爭。）但是，里賓特洛甫說，既然日本政府現在在原則上已經同意承擔軍事義務來反對民主國家，那他就不能再同意它想要在向那些國家解說時對這公約作一種不同的解釋。他保證，日本的夥伴們決不會要求它做它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他並且再次建議不需要有任何秘密諒解，因為如果發生了條約中所提到的情況，那麼應給予的援助的確切性質仍可以在條約簽署後加以解決。里賓特洛甫顯然決心不再對日本人讓步，如果那樣做會削弱公約作為一種對民主國家，特別是對美國的威懾力量的效果。另一方面，墨索里尼認為，日本加入公約，將使德意兩國捲入美日在中國問題上的爭吵，從而加劇美國對它們的敵視；因此，由於軸心國家同日本搞聯合，美國支持歐洲民主國家的可能性就將會增加，而不是減少。在作出這種預測中，他顯示了比里賓特洛甫更有遠見。在4月里，東京舉行了一系列的核心內閣會議，對同軸心國結盟的問題作進一步的辯論。但是海軍仍然堅定地反對承擔可能會使日本同美國發生衝突的任何義務。4月19日，海軍上將米內頗有把握地通知美國大使說，日本的政策已經決定了，那些希望日本實行法西斯主義並在日本、義大利和德國之間締結一項三國公約的人已經被壓下去了。然而，德國駐東京大使4月24日報告說，在672日本政府內部發生了嚴重的衝突。與此同時，4月20日在慶祝希特勒生日的招待會上，里賓特洛甫警告大島和白鳥說，如果日本繼續拖延，德國可能要被迫同蘇聯締結一項互不侵犯條約。但是這並沒有產生所期望的效果，因為，正如前文所述，大島和有田都認為這只不過是一種嚇唬而已，而白鳥的警告則相反地被忽視了。25日，柏林收到了東京的一份答覆，在其中日本政府仍堅持原先的條件。然而，德國駐東京大使在27日報告說，有謠言說日本政府正準備要拋棄他們；可是在柏林，大島和白鳥都聲稱東京還沒有作出最後的決定。在回答時，德國人催促他們從本國政府那裡儘快得到一個最後的決定。他們產生以下這樣的想法是對的：鬥爭還遠沒有結束。在東京，日本政治的幕後牽線人木戶侯爵害怕發生一次軍事政變，因此正在運用他的影響，力求在陸軍和海軍互相牴觸的見解之間取得一個妥協辦法，以避免受到威脅的內閣垮台和反對公約的人士可能會被狂熱的愛國主義分子謀殺的危險。5月4日，平沼為了想找到一個打破僵局的辦法，於是通過德意兩國的駐日大使將一份內容相同的私人聲明分別送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聲明中首相宣稱，日本真誠希望締結這項公約，並且是真心準備給予德國和義大利以援助，包括軍事援助在內，如果它們遭到第三國的攻擊，即使蘇聯不在這些國家之列。但是在日本的目前處境之下，它在現時或在不久的將來，還不可能給予有效的軍事援助，雖然當條件許可時它是會這樣做的。因此，平沼要求德國和義大利同意日本所要求的秘密諒解，這種諒解在目前將使日本免除軍事援助的義務，並准許它向第三國作出一種令人放心的關於公約的解釋。里賓特洛甫己準備多少讓點步以滿足一下日本政府673的迫切要求，但是平沼的請求並沒有能使軸心國家的獨裁者們相信他的真心實意。他們懷疑，如果他們同意了他所要求的那種秘密書面諒解，日本人就會利用這項已公布的公約來嚇唬、訛詐民主國家，要它們放棄中國的事業；而如果這種手法看來有可能獲得成功，那就會進一步向它們泄露這些秘密條款，以證明日本並不是不可改變地必須同它們進行戰爭，如果它們拿起武器來反對歐洲的軸心國家。因此，雖然德國和義大利同意日本可以有若干它所要求的那種秘密保留，但它們堅持這些保留應採取口頭聲明的方式，而不是書面的協議。這樣，日本就沒有確實的證據能證明它不是完全受軸心國家事業的約束的，而在日本認為是一個良好機會的時候，也不會有什麼東西“泄漏出去”了。與此同時，里賓特洛甫對義大利人的堅持作了讓步，5月6日在米蘭同意締結一項意德軍事條約，並公開宣布條約不久即將簽署。同時，在柏林，高斯和字佐美正試圖尋找一種方式來達成一項諒解，以調和德國和日本的不同觀點：而德國駐東京大使5月11日也正在向柏林傳送日本陸相和首相的懇求諒解和忍耐的信息。因此，里賓特洛甫注意到，意德公約必須以使日本便於參加這樣一種方式來進行起草，他對日本的參加是仍抱有希望的。5月15日，他致電東京日本政府，告訴它德國和義大利現正準備締結一項雙邊公約，對於它們在締結三國公約之前就這樣做表示歉意，堅持說這兩項公約是可以共存不悖的，並敦促日本政府早日締結三國公約而不要再拖延。由高斯和字佐美起草的一項諒解的草案全文在同一天用電報發往東京，從而使那裡的內閣又進行了討論。日本政府並不反對締結一項兩國公約，但對締結一項三國公約的計劃仍猶豫不決。5月21日，東京正式宣稱，政府已決定了對於歐洲局勢應採取的政策。確實的決定並未透露，平沼發表的一項聲明，則是一個空洞抽象的傑作。它指出，雖然日本同情德國和義大利，並希望領土的現狀有所改變，但它要繼續保持自己的行動自由。於是，在5月22日，意德公約正式簽署而日本沒有參加，但日本政府就條約的簽署向雙方發了賀電。這事並不意味著東京的爭吵已經完結，或者日本加入公約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日本人對英蘇達成一項關於歐洲的協議的前景感到驚恐，因為他們害怕這會成為一項關於遠東的諒解的開頭第一步。5月17日，美國駐東京代辦杜曼向本國政府報告了同有田的一次談話，在談話中日本外相說，儘管英國大使已向他明確保證，任何英俄協定將不適用於遠東，但這還不足以消除日本人的驚恐。有田說，英法蘇三國在歐洲密切合作的任何協議，最後勢必會帶來一個在遠東的同樣合作。所以在得知英蘇談判的結果以前，日本還不可能作出關於對歐洲的政策的任何決定。大約在這同時，板垣告訴繼大島出任駐柏林武官井極力要求必須迅速作出決定的河相說，“關於條約的事，現在內閣正在進行認真的討論，因為氣氛正在變得有利於它的早日決定，我們最好還是暫時保持一下沉默。關於推翻內閣，我沒有任何想法。”由此可見，5月21日的“決定”最多也只不過是一項普遍適用的公約的反對者們的部分勝利。內閣顯然已同意採取等著瞧的態度，看看歐洲將會發生什麼變化；與此同時，也不要使日本承擔同蘇聯以外任何其他國家作戰的義務。6月5日，核心內閣決定令大島去通知里賓特洛甫：日本暫時還不能同民主國67家進行戰爭，它並且堅持要有一項關於此事的書面諒解。里賓特洛甫在答覆中作了讓步，承認如果德國遭到除蘇聯以外的其他國家進攻，日本既然一時還不可能給與有效的援助，它可以保持中立；但他堅決拒絕在由日本全權大使就此事作一口頭聲明之外再給予任何讓步。在這一點上談判仍處於僵局，於是里賓特洛甫和大島的討論在6月中旬暫告結束。然而，東京親軸心國的派系遠遠沒有被擊敗，顯然仍在指望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特別是如果一項英蘇協定能夠簽訂，並接著爆發一場歐洲大戰的話。在那種情況下，難道日本還能夠超然局外袖手旁觀嗎？里賓特洛甫的一貫論點是：它不能夠，它的命運是同德國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英法蘇三國全都反對日本的對華政策，如果它們聯合起來在歐洲反對德國和義大利，並把它們打敗，這三個大國隨後就可以騰出手來轉而對付日本，它這時就會發現自己是完全陷於孤立了。因此，里賓特洛甫說，日本不能夠眼看著軸心國在歐洲失敗，而應當立即同它們一起出兵，絕不要再有任何遲延。美國對這樣一種行動將會採取敵視的態度，但無論如何它在遠東是反對日本的，因此必須被日本看作是一個潛在的敵人。美國的輿論還很不一致，不允許華盛頓行政當局同歐洲民主國家並屑作戰，更不用說同蘇聯在一起了。如果，當美國還在躊躇不決時，三個對現狀不滿的大國發動進攻，並戰勝了它們的歐洲敵人，那麼美國在那以後還能在歐洲或亞洲做些什麼來反對它們呢？平沼反對這些看法，因為他懷疑德國和義大利能在歐洲戰爭中取得勝利，而且也因為他認為美國的干預也許是一定會來臨的。所以，他所主張的政策看來就是要避免最終無可挽救地對軸心國承擔義務，但也應該利用這種可能的承諾來威脅民主國家，從而取得一種進一步的綏靖辦法。他已注意到羅斯福總統4月14日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電報。在他看來，美國的新外交行動是一個跡象，表明如果發生戰爭，美國可能會參加進去以反對軸心國家！同時它也提出了一種辦法，以使迫在眼前的衝突有可能得到避免，井使日本的親軸心國集團完全失去立足的根據。因此。5月18日，當格魯準備回華盛頓休假時，有田把平沼的一封信交給他，請他轉交給國務卿，並引起總統67對它的注意。在信中平沼提到了歐洲受到的戰爭威脅，以及戰爭將使文明遭到的危險。他說，作為兩個非歐洲大國，美國和日本的責任就是，竭盡它們的一切力量來防止這樣一場災難的發生。日本首相建議，對德國和義大利，也許可以勸它們在提要求方面更加忍耐一些，但是英國和法國也應重新考慮它們的維持現狀的政策。日本政府殷切希望一切國家在世界上都應有其適當的地位，這正是真正的世界和平能夠建立的途徑。在這裡存在著日美兩國更加密切合作的可能性，這種合作可以為加深兩國相互之間的了解奠定基礎。5月23日，平沼繼這一建議之後文在東京郊區私邸中秘密邀請杜曼共進晚餐。在這裡他告訴杜曼說，日本不優把它自己同任何一個這樣的外國政府拴在一起，它的穩定性竟要取決於某一個人的繼續存在。在德國和義大利，在表面底下都有著政治暗流，它使得別人不可能完全放心地同這兩個大國結盟。到了戰時，平沼說，這些持不同政見分子將顯示出他們的力量，將成為對德國和義大利的軍事勝利的一個威脅。平沼還建議召開一次國際會議，來討論正在威脅著要引起一場世界大戰的那些政治和經濟問題。倘若總統願意去探詢一下英國和法國是否願意參加這樣一次會議，那麼，平沼也願意去對德國和義大利做同樣的工作。如果這四個國家都同意參加，那麼平沼將很高興看到，羅斯福總統在通過正常的外交渠道可以取得對方的同意這種條件下，向它們發出正式的邀請。杜曼警告日本首相說，只要在美國看來日本政府正在執行的對華政策與歐洲侵略者國家所奉行的政策相類似，美國政府就不願同日本政府進行這樣的合作。“按照使一切有關國家都感到滿意的條件調整在中國的衝突，這必須是美日兩國能夠合作到什麼程度的一個先訣條件，可以合乎情理地期望，這樣將會給歐洲帶來人們所希望的結果。”平沼回答說，如果美國政府主張，解決在中國的衝突必須成為美日兩國共同合作來防止歐洲發生戰爭的一個先決條件，那麼對這種合作的任何希望都只好放棄。他宣677稱，日本在中國所要達到的目的，在一個對它實行制裁、禁運、關閉市場和缺少自由取得原料的途徑的世界裡，對日本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只要這種情況仍然存在，修改日本對華靖和條件的任何要求都是不能予以考慮的。但日本願意看到把遠東局勢問題也列入擬議中的會議的議程。平沼還說，如果條件具備，保證各國都能有充分的市場和原料供給，那麼對日本來說，在中國取得這種便利的重要性將大大減少。格魯在6月12日將日本首相托帶的信交給了國務院。從已公布的一些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項建議在華盛頓受到了冷遇，不僅國務院遠東司的官員們並不歡迎它，就是國務卿赫爾，可能還有總統本人，也都是如此。美國政府不準備與三個擾亂世界和平國家中的一個合作，來搞實際上是再一次姑息它們三國的嘗試。美國在7月8日發出的答覆，事實上是一個拒絕。正如格魯和杜曼兩人都曾講過的那樣，用頗有禮貌的話告訴日本，它能對世界和平作出的最好的貢獻，就是停止對中國的侵略。答覆堤到了美國政府為維護歐洲的和平而已經採取的步驟，並說政府看不出它還能另外採取什麼有效的補充措施，雖然它如能得到干沼的進一步的建議，將會感到高興。這最後一點建議只不過是一種禮節上的姿態罷了。當杜曼提出詢問時，國務院告訴他說，這是對美國大使帶來的口信和日本首相私下會晤美國代辦時所提建議兩者的合併答覆。於是，杜曼在8月8日遞交了這個答覆，並通過一個可靠的中間人告訴平沼說，這也是對他的5月23日私人建議的一個答覆。平沼在等待華盛頓對他的建議柞出答覆的同時，也正面臨著一場由日本的主張同歐洲極權主義侵略者結盟一派人所發起的新的進攻。世界大事的總的進程——包括英日在天津的危機的發展，蘇日在諾門坎的軍事衝突，美國廢除1911年同日本締結的商務條約，德國一波蘭危678機，和歐洲故爭來臨的日益明顯——給了柏林和羅馬一個極好機會來對日本政府重新施加壓力，要它參加1939年5月22日締結的意德軍事公約。於是，在8月初，東京在對外政策上又發生了一次危機。8月4日，木戶在其日記中寫道，正當日本人民全都想看到中國衝突的結束和英日關於天津的會談取得成功的時候，板垣告訴他說，陸軍決心要同軸心國家締結那項公約。如果板垣不能得到內閣的同意，他就必須辭職，從而促使內閣垮台。木戶極力要求他避免出現這種結果，要考慮到這將會引起的混亂局面，應該繼續尋求一種同海軍妥協的辦法。板垣力圖能做到這一點。鑑於海軍公開的敵對態度，木戶為之辯護的宮廷集團的隱蔽的敵對態度，以及廣大群眾反對新的軍事冒險，如果陸軍發動一次政變，其結果很可能會變得對它的製造者們極為不利。因此，只要還有用其他辦法未獲得這項公約的一線希望，板垣就不想把年閣推翻。在8月8日的一次核心內閣會議上，他竭力主張修改6月5日所採取的立場，但他遭到所有同僚的反對。隨後，他在8月10日派陸軍省軍務局局長町尻將軍攜帶一份折衷的建議去見德國大使奧特和義大利大使奧利蒂。建議的大意顯然是說，柏林和羅馬應同意日本6月5日提出的條件，而東京則在秘密議定書中加入一項保證，保證日本所承擔的條約義務在它覺得力能勝任時，將真實地予以履行。當日本人正這樣的在他們自己中間爭論不休時，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已在同蘇聯談判一項協議，並且已到了即將成功的地步。他們早就對日本人的煩瑣分析感到厭煩；現在他們終於對它失去了興趣，對板垣的建議大概沒有作過任何答覆。東京和柏林之間幾個月的無成果的談判，實際上只是暴露了雙方在目的上的分歧。日本政府反對加入一個直接計對歐洲民主國家的聯盟，但十分願意締結一項只對蘇聯作戰的協定。這樣一項協定將使各簽字國分擔的義務更加平均一些；而一項範圍廣泛的結盟則將使日本同英國和法國的海軍發生衝突，或許還要同美國人作戰。這樣的一項協定將會受到日本廣大群眾的普遍歡迎，因為他們已被灌輸過憎恨和懼怕蘇聯的思想教育。有田在5月間曾告訴杜曼說，在日本沒有任何重要的輿論團體反對建議中的同共產黨活動進行戰鬥的措施；如果發現這些活動是由蘇聯政府所唆使的，那就要組織反擊措施來反對那個政府。8月23日，德蘇條約簽了字，德國人的這一著棋摧毀了日本對歐洲政策的全部基礎，使得東京政府感到迷惑不解並大為丟臉，而且使自從1936年締結反共公約以來已經日益密切的德日合作，至少暫時告一結束。因此，與其說是歐洲戰爭的爆發，倒還不如說是德蘇條約的簽訂，標誌著日本政策的一個新階段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