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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最高法院終於作出了判決，但是它的判決並不很明確。兩個案件的起訴一方都被駁回，主要理由是1870年的法令在某些部分存在法律上的漏洞。不僅如此，首席法官莫里森·韋特對兩個案件提出的嚴格見解，縮小了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修正案的對象範圍。按照最高法院的解釋，兩項修正案只賦予國會以制定反對各州歧視行為法律的權力。“國會有權……為實現這方面的保證而制定法律，但是它不能把法律條文引伸到各州去鎮壓普通的犯罪事件。……這一職責原本應由各州自己承擔；現在仍然是這樣。”對里斯案件和克魯克香克案件的判決結果，加上北方人失去了貫徹重建的意志，這些都阻礙了進一步實施法律的努力。
政府醜聞
1875年和1876年出現的新的醜聞也使共和黨人陷入了混亂。雖然這些醜聞不涉及南部，但是，醜聞的餘波在各方面都損害了格蘭特主義的信譽，並且進一步影響了共和黨支持提包客政府的意願。幾乎每一級的聯邦政府官員都被懷疑有非法行為。司法部長的妻子和內政部長的兒子被指控接受作為影響這兩個政府政策的報酬的賄賂。這兩名內閣成員在1875年辭職。1876年3月，眾議院彈劾陸軍部長威廉·貝爾納普對西部地區軍隊營地服務商店的任命工作中(通過妻子)接受賄賂。貝爾納普在參議院進行審訊之前就提出辭職，而格蘭特總統在還不明白他所以辭職的用意時，批准他的辭呈，於是貝爾納普得以逃脫判決。
這十年中，最轟動的醜聞是“威士忌酒集團”事件。這是釀酒商人和政府稅收官員狼狽為奸的複雜組織，其中心設在聖路易斯，每年騙取政府幾百萬美元的稅款。財政部長班傑明·布里斯托是負責揭露這個集團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他在1874年被任命為財政部長。他的前任是在被懷疑有不正當行為之後辭職的。布里斯托組織了一批廉潔的官員。1875年5月10日，布里斯托的人在三個中西部城市查封了幾家酒廠和幾個國內稅務所。經調查發現貪污受賄已經相當嚴重，甚至已經牽涉到了白宮。格蘭特的私人秘書奧維爾·巴布科克——他曾在1870年同聖多明各就倒霉的兼併條約進行過談判——被證明是這個集團的一名成員。格蘭特受到了震動，他指示布里斯托“不准讓任何有罪的人逃脫”。幾個聯邦大陪審團對350多名制酒商人和政府官員提出起訴。布里斯托自己處理了176個人的案子，其中給110人定了罪。
但是，巴布科克不在被判有罪的人之列。隨著檢舉起訴工作的進行，布里斯托成為共和黨改革派——包括許多曾經指責格蘭特，反對他1872年再次當選的人——的英雄。總統愈來愈確信，布里斯托的所作所為，特別是他贊同改革派的高調，實際上就是在指控他的政府。他還開始相信布里斯托的熱情的動機是希望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格蘭特對此十分惱火。他於1876年2月寫了一份讚揚巴布科克誠實品格的證詞，作為審判他的秘書時用。面對這樣一份證詞，陪審員們不願意與美國總統對抗，投票同意巴布科克無罪。這是格蘭特總統任職期間最令人遺憾的一段插曲。這件事也成為他在當政的最後一年中走下坡路的開端。
1876年，美國建國一百周年，經歷了美國歷史上總統選舉的最緊張的場面之一，略次於1860年的選舉。由於大量揭露了上層人士中的貪污受賄行為，所以改革也自然作為競選運動中的一個主要課題出現了。在南部以及在華盛頓實施格蘭特主義的希望已經破滅了。無論誰競選獲勝，剩下的提包客政府很可能將在改革中不復存在。
1876年的選舉
民主黨人通過提名紐約州的塞繆爾·蒂爾登為總統競選人而昭示全國，他們將在競選中利用改革問題的意圖。蒂爾登作為紐約州民主黨的主席，在搞垮特威德集團事件中起了作用，贏得了改革者的聲譽。1874年，他競選州長獲勝後，就著手揭露一個“運河集團”的陰謀活動。這個集團虛報一份維修伊利運河的合同來欺騙紐約州。蒂爾登參加了1876年的總統競選，他的競選綱領有12次提到“改革”一詞。該競選綱領宣稱，只有民主黨的勝利，才能把國家“從腐敗的中央集權制中拯救出來。這個中央集權制連累了十個州的專制和貪婪的提包客政府後，再把聯邦政府部門搞得百孔千瘡，毫無能力、揮霍浪費和充滿欺詐。”
共和黨人不乏鼓吹改革的候選人。他們當中的佼佼者有本傑朋·布里斯托。他在勝利地揭露“威士忌酒集團”事件中脫穎而出。但是，代表大會前在黨內有聲望的政治家是緬因州的詹姆斯·布萊恩。他在1862年當選眾議員，從1869年至1875年擔任眾議院議長。他極有政治才能，是富有魅力的人物。然而，他卻成為改革浪潮的犧牲品。在擔任眾議院議長期間，他曾買了小石城和史密斯堡鐵路公司的股票。當股票的價格下跌時，布萊恩將一部分股票以高出市場的價格賣給了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這兩家鐵路公司都已從政府那裡得到過轉讓的土地。因此，它們都十分樂於同布萊恩這位影響頗大的人物保持友誼關係。布萊恩的敵人發現並且公開了這兩筆鐵路交易。這位眾議員申辯說，這些交易是清白的，是無可指責的。但是由此造成的損失已經無法挽回了。推舉一個有污點的人作為候選人參加競選，而競選的主要議題是改革和貧困，這樣的前景使許多共和黨人心灰意冷。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這位緬因州的眾議員雖然在決定總統候選人的前六次選舉中都名列榜首，但是，在第七次選舉中，布里斯托的支持者和反布萊恩的激進派分子組成了聯盟，一致提名拉瑟福德·海斯為總統候選人。
政府醜聞
1875年和1876年出現的新的醜聞也使共和黨人陷入了混亂。雖然這些醜聞不涉及南部，但是，醜聞的餘波在各方面都損害了格蘭特主義的信譽，並且進一步影響了共和黨支持提包客政府的意願。幾乎每一級的聯邦政府官員都被懷疑有非法行為。司法部長的妻子和內政部長的兒子被指控接受作為影響這兩個政府政策的報酬的賄賂。這兩名內閣成員在1875年辭職。1876年3月，眾議院彈劾陸軍部長威廉·貝爾納普對西部地區軍隊營地服務商店的任命工作中(通過妻子)接受賄賂。貝爾納普在參議院進行審訊之前就提出辭職，而格蘭特總統在還不明白他所以辭職的用意時，批准他的辭呈，於是貝爾納普得以逃脫判決。
這十年中，最轟動的醜聞是“威士忌酒集團”事件。這是釀酒商人和政府稅收官員狼狽為奸的複雜組織，其中心設在聖路易斯，每年騙取政府幾百萬美元的稅款。財政部長班傑明·布里斯托是負責揭露這個集團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他在1874年被任命為財政部長。他的前任是在被懷疑有不正當行為之後辭職的。布里斯托組織了一批廉潔的官員。1875年5月10日，布里斯托的人在三個中西部城市查封了幾家酒廠和幾個國內稅務所。經調查發現貪污受賄已經相當嚴重，甚至已經牽涉到了白宮。格蘭特的私人秘書奧維爾·巴布科克——他曾在1870年同聖多明各就倒霉的兼併條約進行過談判——被證明是這個集團的一名成員。格蘭特受到了震動，他指示布里斯托“不准讓任何有罪的人逃脫”。幾個聯邦大陪審團對350多名制酒商人和政府官員提出起訴。布里斯托自己處理了176個人的案子，其中給110人定了罪。
但是，巴布科克不在被判有罪的人之列。隨著檢舉起訴工作的進行，布里斯托成為共和黨改革派——包括許多曾經指責格蘭特，反對他1872年再次當選的人——的英雄。總統愈來愈確信，布里斯托的所作所為，特別是他贊同改革派的高調，實際上就是在指控他的政府。他還開始相信布里斯托的熱情的動機是希望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格蘭特對此十分惱火。他於1876年2月寫了一份讚揚巴布科克誠實品格的證詞，作為審判他的秘書時用。面對這樣一份證詞，陪審員們不願意與美國總統對抗，投票同意巴布科克無罪。這是格蘭特總統任職期間最令人遺憾的一段插曲。這件事也成為他在當政的最後一年中走下坡路的開端。
1876年，美國建國一百周年，經歷了美國歷史上總統選舉的最緊張的場面之一，略次於1860年的選舉。由於大量揭露了上層人士中的貪污受賄行為，所以改革也自然作為競選運動中的一個主要課題出現了。在南部以及在華盛頓實施格蘭特主義的希望已經破滅了。無論誰競選獲勝，剩下的提包客政府很可能將在改革中不復存在。
1876年的選舉
民主黨人通過提名紐約州的塞繆爾·蒂爾登為總統競選人而昭示全國，他們將在競選中利用改革問題的意圖。蒂爾登作為紐約州民主黨的主席，在搞垮特威德集團事件中起了作用，贏得了改革者的聲譽。1874年，他競選州長獲勝後，就著手揭露一個“運河集團”的陰謀活動。這個集團虛報一份維修伊利運河的合同來欺騙紐約州。蒂爾登參加了1876年的總統競選，他的競選綱領有12次提到“改革”一詞。該競選綱領宣稱，只有民主黨的勝利，才能把國家“從腐敗的中央集權制中拯救出來。這個中央集權制連累了十個州的專制和貪婪的提包客政府後，再把聯邦政府部門搞得百孔千瘡，毫無能力、揮霍浪費和充滿欺詐。”
共和黨人不乏鼓吹改革的候選人。他們當中的佼佼者有本傑朋·布里斯托。他在勝利地揭露“威士忌酒集團”事件中脫穎而出。但是，代表大會前在黨內有聲望的政治家是緬因州的詹姆斯·布萊恩。他在1862年當選眾議員，從1869年至1875年擔任眾議院議長。他極有政治才能，是富有魅力的人物。然而，他卻成為改革浪潮的犧牲品。在擔任眾議院議長期間，他曾買了小石城和史密斯堡鐵路公司的股票。當股票的價格下跌時，布萊恩將一部分股票以高出市場的價格賣給了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這兩家鐵路公司都已從政府那裡得到過轉讓的土地。因此，它們都十分樂於同布萊恩這位影響頗大的人物保持友誼關係。布萊恩的敵人發現並且公開了這兩筆鐵路交易。這位眾議員申辯說，這些交易是清白的，是無可指責的。但是由此造成的損失已經無法挽回了。推舉一個有污點的人作為候選人參加競選，而競選的主要議題是改革和貧困，這樣的前景使許多共和黨人心灰意冷。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這位緬因州的眾議員雖然在決定總統候選人的前六次選舉中都名列榜首，但是，在第七次選舉中，布里斯托的支持者和反布萊恩的激進派分子組成了聯盟，一致提名拉瑟福德·海斯為總統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