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頁
陪都四年生活點滴(1)
從1940年開始，陳布雷也奉命接待過國內僑領和名流，他對名流和寧波家鄉前輩生死也常親臨慶弔。陳嘉庚如1940年7月29日他到蔣介石官邸招待過陳嘉庚和侯西友等。7月29日日記中記：“……九時卅分聞枕琴先生病劇，往歌樂山中央醫院訪問，至則已昏迷不省人事，僅能頷首而已，不忍久留，遂與顯光同歸，十二時往機場送行，陳嘉庚定今日飛昆明……”這位枕琴先生，就是周駿彥，奉化人，曾任奉化縣龍津學堂學監，教過蔣介石的書，周駿彥還兩度到日本攻讀法政，追隨過中山先生，後來跟蔣介石，當過軍政部軍需署長，掌握軍餉
、軍糧與被服等後勤工作，蔣介石是很尊敬他的。周駿彥的孫子周宏濤在1943年5月接替俞國華，當了蔣介石的中文秘書。周駿彥為人比較正直清廉，所以陳布雷很尊敬他。7月30日日記中陳布雷記：“……聞枕琴先生於今晨丑初逝世，如此善人，竟以中壽謝世，不勝悼惜，委員長以電命撰輓聯，並準備祭文……擬請國府褒揚之呈文稿則余自撰，追念清德，寫罷不禁泫然，芷町謂余文中‘貞信普洽於將士勞瘁問候於晨昏’二語對於枕公洵非溢美美詞也……”7月31日又記：“……偕孟海同赴歌樂山平正農場，吊周枕琴先生，向靈前敬禮，不覺黯然流涕，如此完人，今不可見矣……”。陳布雷對馮玉祥還算尊重，所以“至馮煥章家祝六十壽”(1941年11月14日日記)陳布雷很尊重郭沫若，主要是重才，郭沫若五十歲生日，陳布雷有贈詩，據陳布雷1941年11月23日日記實際是“芷町為我代作贈郭沫若五十生日詩四首，囑永甥送去……”就是翁澤永，當時任郭沫若秘書。
陳布雷一有空或忙裡偷閒，常常讀書自娛，如1940年9月3日日記中有記：“……夜閱林語堂所著《四十年來之北京》英文小說……”，1941年9月8日“……讀錢穆學術史論方東樹等講人一章，頗佩其言論之卓……”，10月9日日記中記：“……近日心裡閒散，擬乘此暇時養息精神，故僅讀書而不作事，自驗此心近三月來略能做到‘放得下，丟得開’之工夫，然當慎防因此流於荒怠也，讀宋元學案一冊，閱雜誌數種……”
陳布雷在重慶期間與吳文藻、冰心夫婦也有接觸，如1940年12月8日日記中記有“……四時(下午)謝冰心女士來說關於文化事業組及蔣夫人文學獎金各事……”12月10日日記中有：“……吳文藻君來訪談教育制度及中國造成現代青年之途徑甚詳，吳君為江陰人卅九歲，任燕京教授多年，其夫人即謝冰心也……”。陳布雷有時讀書也會談點心得和體會，如讀馮友蘭論文，1942年5月5日日記中載：“……閱馮友蘭新世訓兩章，覺文字極僵硬而不自然，在作者之意或以為語必合邏輯，文必合現代西方文法，乃堪為學術論文，其實此為一偏之見，文字之道，在使人易讀易解，不發生歧解為主，故寫現代文者，誠不可不通西方文法，然亦不必拘泥於一詞一句，乃至排列順序上須為西洋的也，中國何嘗無文法，中國文法何嘗不合邏輯，但必運以中國文字之工具，而不違背民族語言之習慣，方使人易讀易解，馮君通人，乃不解此，殆亦有所蔽耳……”。有時還記下蔣介石大談所謂哲學，1942年6月11日“……十時卅分應委座之召，偕希聖過江去黃山謁談，十一時卅分到達，先在余室內休息，十二時登山晉見，談戰局、文化等等，商榷經濟理論甚久，而於哲學之研究指示獨詳，委員長之意以為‘吾人哲學實為一元的’。此一元即是太極。統馭心物，依余自身所體驗，實為行健不息之天體，現時講太極，講陰陽，近乎易理，能了解而接受者恐不多。實際宇宙萬物，自有盈虛消長之理，例如四時之運行，春夏秋冬，時序不同，其景象與功用亦不同，一舒一斂，遞相嬗續，而循環不已。此即變易與不易，吾人唯當認識其恆久之理。而應其變易之象。把握其‘時’，而以自強不息之工夫應之。孔子說君子而時中，時乎春夏則春夏，時乎秋冬則秋冬，此天行之理，亦即人生之法則也。1時30分午膳畢仍略談文化宣傳理論，2時30分偕希聖回歸。”陶希聖在當時也是專門寫文章之高手，蔣介石一席主觀惟心論後，醞釀要寫《中國之命運》了。6月13日日記中又記：“……偕稚公再至委員長處，委員長與稚公談太極一元之理，稚公以詼諧之思，闡宇宙之理，謂世間萬物曰真善美，然求真太過則自私，求美太過則好勝，此善心所由泯，而惡業所由起，委員長聞之每為欣然稱快，午餐畢已二時……，”稚公就是吳稚暉，是國民黨元老，有文才但迂腐，陳布雷所謂“以詼諧之思闡宇宙之理”既是尊重，實含譏刺，但蔣介石很需要這個“元老”點綴和捧場。10月27日日記中陳布雷記：“……十一時卅分委員長約往談，擬撰小冊子之要點……”這就是著手起草《中國之命運》，執筆者為陶希聖，10月28日日記續記：“八時起，載小冊子之要點，將委座廿六日所示之意，加以貫串發揮，據希聖來談，屬其先擬要目，再定寫作之人，希聖以為此冊子最好由希聖撰之，余亦以為然也……七時(晚)散會歸寓，則希聖已擬出綱目，佩其敏捷……”10月29日日記：“……九時卅分，就希聖所擬小冊子目錄詳加審查，另擬簡目一紙送被商榷……”一直到11月7日，始經蔣介石同意：“……接委員長手諭，對小冊子內容又加批甚多，即送希聖兄辦理……”12月4日日記中記：“八時卅分起，記述委員長2日晚間指示之語送交希聖補入於‘中國之命運’稿內……”《中國之命運》之撰寫，陳布雷實在也參與其中，為什麼由陶希聖來寫，因為陳布雷實在忙不過來，他還要給蔣修編私人日記、編年事略，寫其他文章，12月6日日記中記：“九時起約集王、孫、袁三編纂談話後，即將已編各年事略整箱面交其存儲，並以明儒學案摘抄本三冊交其攜去黃山面呈委座……”，1942年這一年中英美廢約問題，陳布雷也參與其間，1942年10月31日日記中就有記：“……八時到官邸對修約事作第二次之會談，到於、孔、孫、宋、寇生、少川、亮疇、雪艇及外部兩次長與條約司長，研究對美提出之對案，並就英方草約研究，即在官邸晚餐，餐畢略談，將對美之覆文決定並決定向英方提交還九龍租借地……”11月2日日記中記：“……午睡後三時，顧大使來談中英外交及廢約交涉，彼主張藏案緩提……”這個廢約是在第二次世界產生軸心國與反軸心國兩大陣營之後，中、英、美既結成反法西斯陣線，自然就提出要廢《辛丑條約》等不平等條約，重新訂立新約，中英新約和中美新約在1943年1月11日在重慶和美國首都華盛頓兩地分別簽署，並由中、英、美三國政府同時向世界公告。陳布雷對共產黨方面活動也密切注意，對國民黨方面人土也有評論。如1942年5月17日日記有記：“……閱毛澤東所謂整頓三風之講演詞，顯見其共產黨內部存留不少之弱點……”。5月21日日記中記：“七時五十分起，九時，蔣經國君來談巡遊西北之經過，此君堅毅明達，殊不可多得，而其禮數周到，則又家教然也，本欲留之久談，嗣知今日將赴桂，乃結束談話……。”6月24日日記中記：“七時五十分起，委員長關於甘地十四日來函事，有所指示，即以原函轉電宋子文先生供其參考……”8月15日日記：“……董顯光來談，攜來英大使轉送之印督來電，竟不允將委員長慰問甘地等電轉致，英人之固執無禮可慨實甚，旋約惟果來為斟酌譯文後轉電報告，知委員長必甚憤慨也……。”7月18日日記中記：“……閱盛世才送來之六大政策教程等書，不學無術，隨人啼笑，茲可慨也……”8月13日日記：“……夜八時以孫夫人蔣夫人之招與委員長同餐於孔宅，飲白蘭地一杯，十時卅分回，微醉遂寢。”8月26日日記：“……四時往主席官邸謁林主席，蒙垂詢外交及邊務等事甚詳，對新疆事謂此時宜漸漸導之中央化，不汲汲於近功，亦勿計小利，尤以開闢交通為首要，而協助地方之建設，如此行之定能有成。對西藏事極注意，謂重要不在新疆問題之下，而處理之艱難或過之，目前亦應著眼於交通，對其內部政治，只要收回宗主權即可，不必干涉及設施，為國家辦事應有‘成功不必自我’之量，昔年羅文干黃慕松之失敗，畢因有我見與功名心濃之過也，又謂‘謀定後動’之定字最重要，今日中央未始不宵旰以謀，總在未定而輒動耳……”
從1940年開始，陳布雷也奉命接待過國內僑領和名流，他對名流和寧波家鄉前輩生死也常親臨慶弔。陳嘉庚如1940年7月29日他到蔣介石官邸招待過陳嘉庚和侯西友等。7月29日日記中記：“……九時卅分聞枕琴先生病劇，往歌樂山中央醫院訪問，至則已昏迷不省人事，僅能頷首而已，不忍久留，遂與顯光同歸，十二時往機場送行，陳嘉庚定今日飛昆明……”這位枕琴先生，就是周駿彥，奉化人，曾任奉化縣龍津學堂學監，教過蔣介石的書，周駿彥還兩度到日本攻讀法政，追隨過中山先生，後來跟蔣介石，當過軍政部軍需署長，掌握軍餉
、軍糧與被服等後勤工作，蔣介石是很尊敬他的。周駿彥的孫子周宏濤在1943年5月接替俞國華，當了蔣介石的中文秘書。周駿彥為人比較正直清廉，所以陳布雷很尊敬他。7月30日日記中陳布雷記：“……聞枕琴先生於今晨丑初逝世，如此善人，竟以中壽謝世，不勝悼惜，委員長以電命撰輓聯，並準備祭文……擬請國府褒揚之呈文稿則余自撰，追念清德，寫罷不禁泫然，芷町謂余文中‘貞信普洽於將士勞瘁問候於晨昏’二語對於枕公洵非溢美美詞也……”7月31日又記：“……偕孟海同赴歌樂山平正農場，吊周枕琴先生，向靈前敬禮，不覺黯然流涕，如此完人，今不可見矣……”。陳布雷對馮玉祥還算尊重，所以“至馮煥章家祝六十壽”(1941年11月14日日記)陳布雷很尊重郭沫若，主要是重才，郭沫若五十歲生日，陳布雷有贈詩，據陳布雷1941年11月23日日記實際是“芷町為我代作贈郭沫若五十生日詩四首，囑永甥送去……”就是翁澤永，當時任郭沫若秘書。
陳布雷一有空或忙裡偷閒，常常讀書自娛，如1940年9月3日日記中有記：“……夜閱林語堂所著《四十年來之北京》英文小說……”，1941年9月8日“……讀錢穆學術史論方東樹等講人一章，頗佩其言論之卓……”，10月9日日記中記：“……近日心裡閒散，擬乘此暇時養息精神，故僅讀書而不作事，自驗此心近三月來略能做到‘放得下，丟得開’之工夫，然當慎防因此流於荒怠也，讀宋元學案一冊，閱雜誌數種……”
陳布雷在重慶期間與吳文藻、冰心夫婦也有接觸，如1940年12月8日日記中記有“……四時(下午)謝冰心女士來說關於文化事業組及蔣夫人文學獎金各事……”12月10日日記中有：“……吳文藻君來訪談教育制度及中國造成現代青年之途徑甚詳，吳君為江陰人卅九歲，任燕京教授多年，其夫人即謝冰心也……”。陳布雷有時讀書也會談點心得和體會，如讀馮友蘭論文，1942年5月5日日記中載：“……閱馮友蘭新世訓兩章，覺文字極僵硬而不自然，在作者之意或以為語必合邏輯，文必合現代西方文法，乃堪為學術論文，其實此為一偏之見，文字之道，在使人易讀易解，不發生歧解為主，故寫現代文者，誠不可不通西方文法，然亦不必拘泥於一詞一句，乃至排列順序上須為西洋的也，中國何嘗無文法，中國文法何嘗不合邏輯，但必運以中國文字之工具，而不違背民族語言之習慣，方使人易讀易解，馮君通人，乃不解此，殆亦有所蔽耳……”。有時還記下蔣介石大談所謂哲學，1942年6月11日“……十時卅分應委座之召，偕希聖過江去黃山謁談，十一時卅分到達，先在余室內休息，十二時登山晉見，談戰局、文化等等，商榷經濟理論甚久，而於哲學之研究指示獨詳，委員長之意以為‘吾人哲學實為一元的’。此一元即是太極。統馭心物，依余自身所體驗，實為行健不息之天體，現時講太極，講陰陽，近乎易理，能了解而接受者恐不多。實際宇宙萬物，自有盈虛消長之理，例如四時之運行，春夏秋冬，時序不同，其景象與功用亦不同，一舒一斂，遞相嬗續，而循環不已。此即變易與不易，吾人唯當認識其恆久之理。而應其變易之象。把握其‘時’，而以自強不息之工夫應之。孔子說君子而時中，時乎春夏則春夏，時乎秋冬則秋冬，此天行之理，亦即人生之法則也。1時30分午膳畢仍略談文化宣傳理論，2時30分偕希聖回歸。”陶希聖在當時也是專門寫文章之高手，蔣介石一席主觀惟心論後，醞釀要寫《中國之命運》了。6月13日日記中又記：“……偕稚公再至委員長處，委員長與稚公談太極一元之理，稚公以詼諧之思，闡宇宙之理，謂世間萬物曰真善美，然求真太過則自私，求美太過則好勝，此善心所由泯，而惡業所由起，委員長聞之每為欣然稱快，午餐畢已二時……，”稚公就是吳稚暉，是國民黨元老，有文才但迂腐，陳布雷所謂“以詼諧之思闡宇宙之理”既是尊重，實含譏刺，但蔣介石很需要這個“元老”點綴和捧場。10月27日日記中陳布雷記：“……十一時卅分委員長約往談，擬撰小冊子之要點……”這就是著手起草《中國之命運》，執筆者為陶希聖，10月28日日記續記：“八時起，載小冊子之要點，將委座廿六日所示之意，加以貫串發揮，據希聖來談，屬其先擬要目，再定寫作之人，希聖以為此冊子最好由希聖撰之，余亦以為然也……七時(晚)散會歸寓，則希聖已擬出綱目，佩其敏捷……”10月29日日記：“……九時卅分，就希聖所擬小冊子目錄詳加審查，另擬簡目一紙送被商榷……”一直到11月7日，始經蔣介石同意：“……接委員長手諭，對小冊子內容又加批甚多，即送希聖兄辦理……”12月4日日記中記：“八時卅分起，記述委員長2日晚間指示之語送交希聖補入於‘中國之命運’稿內……”《中國之命運》之撰寫，陳布雷實在也參與其中，為什麼由陶希聖來寫，因為陳布雷實在忙不過來，他還要給蔣修編私人日記、編年事略，寫其他文章，12月6日日記中記：“九時起約集王、孫、袁三編纂談話後，即將已編各年事略整箱面交其存儲，並以明儒學案摘抄本三冊交其攜去黃山面呈委座……”，1942年這一年中英美廢約問題，陳布雷也參與其間，1942年10月31日日記中就有記：“……八時到官邸對修約事作第二次之會談，到於、孔、孫、宋、寇生、少川、亮疇、雪艇及外部兩次長與條約司長，研究對美提出之對案，並就英方草約研究，即在官邸晚餐，餐畢略談，將對美之覆文決定並決定向英方提交還九龍租借地……”11月2日日記中記：“……午睡後三時，顧大使來談中英外交及廢約交涉，彼主張藏案緩提……”這個廢約是在第二次世界產生軸心國與反軸心國兩大陣營之後，中、英、美既結成反法西斯陣線，自然就提出要廢《辛丑條約》等不平等條約，重新訂立新約，中英新約和中美新約在1943年1月11日在重慶和美國首都華盛頓兩地分別簽署，並由中、英、美三國政府同時向世界公告。陳布雷對共產黨方面活動也密切注意，對國民黨方面人土也有評論。如1942年5月17日日記有記：“……閱毛澤東所謂整頓三風之講演詞，顯見其共產黨內部存留不少之弱點……”。5月21日日記中記：“七時五十分起，九時，蔣經國君來談巡遊西北之經過，此君堅毅明達，殊不可多得，而其禮數周到，則又家教然也，本欲留之久談，嗣知今日將赴桂，乃結束談話……。”6月24日日記中記：“七時五十分起，委員長關於甘地十四日來函事，有所指示，即以原函轉電宋子文先生供其參考……”8月15日日記：“……董顯光來談，攜來英大使轉送之印督來電，竟不允將委員長慰問甘地等電轉致，英人之固執無禮可慨實甚，旋約惟果來為斟酌譯文後轉電報告，知委員長必甚憤慨也……。”7月18日日記中記：“……閱盛世才送來之六大政策教程等書，不學無術，隨人啼笑，茲可慨也……”8月13日日記：“……夜八時以孫夫人蔣夫人之招與委員長同餐於孔宅，飲白蘭地一杯，十時卅分回，微醉遂寢。”8月26日日記：“……四時往主席官邸謁林主席，蒙垂詢外交及邊務等事甚詳，對新疆事謂此時宜漸漸導之中央化，不汲汲於近功，亦勿計小利，尤以開闢交通為首要，而協助地方之建設，如此行之定能有成。對西藏事極注意，謂重要不在新疆問題之下，而處理之艱難或過之，目前亦應著眼於交通，對其內部政治，只要收回宗主權即可，不必干涉及設施，為國家辦事應有‘成功不必自我’之量，昔年羅文干黃慕松之失敗，畢因有我見與功名心濃之過也，又謂‘謀定後動’之定字最重要，今日中央未始不宵旰以謀，總在未定而輒動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