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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贊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學習儒家思想，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方書籍，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
1891年後，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啓超、陳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讚許。7月，他和梁啓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啓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准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
梁啓超
梁啓超出生於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師為生。梁啓超自幼在家接受啟蒙教育。11歲至廣州應學院試，中秀才。後在“學海堂”就讀，於經史子集無不涉獵，17歲中舉人。18歲購得《瀛環志略》，從此開始接觸西學。不久，以弟子禮拜見康有為，並於1891年受業於萬木草堂，其“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戰敗，遂隨其師康有為並各省1300名舉人聯名上書，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車上書”。從此開始了他鼓吹變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動。
過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在康有為、梁啓超等的組織發動下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上書因頑固派的阻撓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手中，史稱“公車上書”。
經濟基礎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 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呼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
階級基礎
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
思想基礎
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展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於受到種種限制，並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將“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並不能救中國。
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萌芽
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中的很多人親身參加了洋務運動的實踐。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後，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僅將“制器”作為學習的重點是不夠的，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早期維新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們只進行一 些理論上的宣傳，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局限性。儘管如此，他們掀起的維新思潮仍然產生了廣泛影響，並對康、梁維新思想的產生起到了思想先導的作用。
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康有為打著“托古改制”的旗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變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義來宣傳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 為維新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體現了他對封建頑固勢力的妥協。
梁啓超將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啓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大大增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
1891年後，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啓超、陳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讚許。7月，他和梁啓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啓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准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
梁啓超
梁啓超出生於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師為生。梁啓超自幼在家接受啟蒙教育。11歲至廣州應學院試，中秀才。後在“學海堂”就讀，於經史子集無不涉獵，17歲中舉人。18歲購得《瀛環志略》，從此開始接觸西學。不久，以弟子禮拜見康有為，並於1891年受業於萬木草堂，其“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戰敗，遂隨其師康有為並各省1300名舉人聯名上書，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車上書”。從此開始了他鼓吹變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動。
過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在康有為、梁啓超等的組織發動下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上書因頑固派的阻撓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手中，史稱“公車上書”。
經濟基礎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 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呼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
階級基礎
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
思想基礎
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展
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於受到種種限制，並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將“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並不能救中國。
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萌芽
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中的很多人親身參加了洋務運動的實踐。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後，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僅將“制器”作為學習的重點是不夠的，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早期維新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們只進行一 些理論上的宣傳，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局限性。儘管如此，他們掀起的維新思潮仍然產生了廣泛影響，並對康、梁維新思想的產生起到了思想先導的作用。
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康有為打著“托古改制”的旗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變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義來宣傳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 為維新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體現了他對封建頑固勢力的妥協。
梁啓超將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啓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大大增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