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頁
回首往事，能更清楚地看出造成蘇聯社會改革困難的基本原因。要在一個大部分版圖處於嚴峻惡劣的自然氣候條件下、而眾多民族又各有不同的歷史、民族文化和文明傳統的大國里進行民主改革實在難上加難。在民主化進程中長期共同生活積累起的各方面的衝突和矛盾迅速蔓延和激化。恬不知恥的、急於上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巧妙地利用了這些衝突和矛盾。
國家制度架構的削弱（我國改革派領導人和他們的政治反對派——黨內的保守派和激進民主派——對抗加劇的結果）對經濟政策產生了不良的影響。監督體系、法制的日益削弱，使大多數高層官僚對實際攫取國有財產的貪慾大增。
幾百年來根深蒂固的群眾性社會文化的陳規舊套，對改革和我國的命運起了反面作用。還可以加上後期蘇聯社會某些精英群體世界觀的特點。自願地、有意地放鬆國家對社會的嚴厲監控，不是被看做是當局邀請對話和合作的願望，卻被看做是當局的軟弱，正好乘機攻擊國家。
命中注定的巧合也起了作用：車諾比事故、亞美尼亞地震、世界能源價格猛跌——這一切災難嚴重削弱了我國的經濟能力並破壞了本已萌生的居民的社會樂觀主義。
只用客觀因素和俄國的傳統遺產來解釋改革的悲劇性結局是不對的，也是不老實的。改革領導人犯的錯誤和失誤起了不小的作用，當時他們的行動受硬性的時間限制，很快便置身於結成推翻中央政權統一戰線的民族主義者、保守派和激進派的交叉火力之下。
至今專家們對於以下問題仍眾說紛紜：是蘇聯改革領導人在改革過程中犯了本可避免的失誤，還是米·戈巴契夫及其戰友由於80年代、90年代初選擇空間極度縮小實際上別無選擇，也無機動的可能。
看來，在當時改革的框架內選擇的可能性還是有的，犯下的錯誤嚴重惡化了局勢。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把這些可能性和錯誤分為制度上的和行政管理上的兩類。
屬於第一類的是蘇聯和蘇共改革領導人建立自己的政治結構和穩定的群眾基礎的失敗。
大家都清楚，蘇聯是“黨的國家”，其中的蘇聯共產黨這個政治意識形態組織和國家的機構緊密交織，互相聯結，因此黨的削弱便自動導致國家日趨癱瘓。很難否認，儘管十分不民主，但這個獨特的權力組織方式在蘇聯現代化中作用不小。黨—國家是十分有效的開發式加速發展的主體，儘管為此不得不付出了人民艱難困苦的巨大代價。
而在相對安定的情況下，這個半軍事機制開始停滯。它逐漸變成了蘇聯發展的阻力。在科技革命和世界進入後工業化時期的條件下，按官名錄任職的原則競爭不過職業內行和效率原則。日益複雜的社會經濟機制不再像以前那樣受指令性計劃支配。黨在蘇聯是社會機動的唯一渠道、社會成功的極其重要的條件，因此吸納了各種不同政治觀點和思想信念的人，只是表面看上去牢不可破地磐石般團結一致。事實上這是不同政治意識形態集團（從強硬的史達林主義者到隱瞞自己觀點的反共分子）的大雜燴。
悲劇性的矛盾是，我們背負著“蘇共國家”這份逝去的歷史時代的遺產就無法前進，無法發展，但是拋開它，則意味著我國及其社會由於失控危機和黨機關中保守和“瘋狂”（反動）分子的反抗而有失去穩定的風險。
解決這一重大矛盾的可行辦法是，由黨的領導人主動分裂蘇共並在其基礎上組成社會民主黨類型的黨。一旦分裂，大多數黨員（與其政治觀點無關）及強大組織的主要資源將與領導人在一起。蘇聯共產黨中根深蒂固的群眾追隨領袖的傳統，將在這方面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在1991年蘇共中央七月全會上正是這一思想成為政治路線的基礎。但是八月叛亂埋葬了這一思想和新的聯盟條約。
共產黨高層中保留強大的保守派，導致我國政治領導人往往在對迫切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作出決策時行動遲緩。正如改革史專家們所指出的那樣，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蘇聯總統是一件大事。按照流行的觀點，要是米·戈巴契夫是通過全民投票當選的（當時很少有人對他能取得勝利產生懷疑），那麼在1991年決定性時刻，他的權力的高度合法性可以使他對力圖消滅蘇聯的勢力採取更堅決的步驟。
可以歸之為未實現的行政管理方面可能性的是，對在政治進程中為保持社會穩定必須嚴格遵守法制注意不夠。其後果表現在從1988年蘇姆蓋特屠殺開始的許多族際衝突過程中。當局沒有採取必要的措施來追究和懲處大屠殺的罪魁禍首、解散非法武裝組織。戈巴契夫認為在我國改革進程中絕對不容許發生流血事件，他的這種道德高尚的立場被人視為中央政權未能及時在法律框架內行使強力的軟弱表現。
削弱國家對遵守法紀的監督也產生了同樣嚴重的後果。民主運動中冒險主義一翼向公眾頭腦中灌輸一個觀點：俄羅斯和蘇聯合而為一的國家是民主進步的敵人。因此形成了違法成為家常便飯的形勢，而黑手黨團伙開始在經濟中得勢，他們並不關心建立正常的市場經濟，而是關心通過犯罪手段瓜分國家財產。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改革的歷史意義(2)
國家制度架構的削弱（我國改革派領導人和他們的政治反對派——黨內的保守派和激進民主派——對抗加劇的結果）對經濟政策產生了不良的影響。監督體系、法制的日益削弱，使大多數高層官僚對實際攫取國有財產的貪慾大增。
幾百年來根深蒂固的群眾性社會文化的陳規舊套，對改革和我國的命運起了反面作用。還可以加上後期蘇聯社會某些精英群體世界觀的特點。自願地、有意地放鬆國家對社會的嚴厲監控，不是被看做是當局邀請對話和合作的願望，卻被看做是當局的軟弱，正好乘機攻擊國家。
命中注定的巧合也起了作用：車諾比事故、亞美尼亞地震、世界能源價格猛跌——這一切災難嚴重削弱了我國的經濟能力並破壞了本已萌生的居民的社會樂觀主義。
只用客觀因素和俄國的傳統遺產來解釋改革的悲劇性結局是不對的，也是不老實的。改革領導人犯的錯誤和失誤起了不小的作用，當時他們的行動受硬性的時間限制，很快便置身於結成推翻中央政權統一戰線的民族主義者、保守派和激進派的交叉火力之下。
至今專家們對於以下問題仍眾說紛紜：是蘇聯改革領導人在改革過程中犯了本可避免的失誤，還是米·戈巴契夫及其戰友由於80年代、90年代初選擇空間極度縮小實際上別無選擇，也無機動的可能。
看來，在當時改革的框架內選擇的可能性還是有的，犯下的錯誤嚴重惡化了局勢。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把這些可能性和錯誤分為制度上的和行政管理上的兩類。
屬於第一類的是蘇聯和蘇共改革領導人建立自己的政治結構和穩定的群眾基礎的失敗。
大家都清楚，蘇聯是“黨的國家”，其中的蘇聯共產黨這個政治意識形態組織和國家的機構緊密交織，互相聯結，因此黨的削弱便自動導致國家日趨癱瘓。很難否認，儘管十分不民主，但這個獨特的權力組織方式在蘇聯現代化中作用不小。黨—國家是十分有效的開發式加速發展的主體，儘管為此不得不付出了人民艱難困苦的巨大代價。
而在相對安定的情況下，這個半軍事機制開始停滯。它逐漸變成了蘇聯發展的阻力。在科技革命和世界進入後工業化時期的條件下，按官名錄任職的原則競爭不過職業內行和效率原則。日益複雜的社會經濟機制不再像以前那樣受指令性計劃支配。黨在蘇聯是社會機動的唯一渠道、社會成功的極其重要的條件，因此吸納了各種不同政治觀點和思想信念的人，只是表面看上去牢不可破地磐石般團結一致。事實上這是不同政治意識形態集團（從強硬的史達林主義者到隱瞞自己觀點的反共分子）的大雜燴。
悲劇性的矛盾是，我們背負著“蘇共國家”這份逝去的歷史時代的遺產就無法前進，無法發展，但是拋開它，則意味著我國及其社會由於失控危機和黨機關中保守和“瘋狂”（反動）分子的反抗而有失去穩定的風險。
解決這一重大矛盾的可行辦法是，由黨的領導人主動分裂蘇共並在其基礎上組成社會民主黨類型的黨。一旦分裂，大多數黨員（與其政治觀點無關）及強大組織的主要資源將與領導人在一起。蘇聯共產黨中根深蒂固的群眾追隨領袖的傳統，將在這方面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在1991年蘇共中央七月全會上正是這一思想成為政治路線的基礎。但是八月叛亂埋葬了這一思想和新的聯盟條約。
共產黨高層中保留強大的保守派，導致我國政治領導人往往在對迫切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作出決策時行動遲緩。正如改革史專家們所指出的那樣，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蘇聯總統是一件大事。按照流行的觀點，要是米·戈巴契夫是通過全民投票當選的（當時很少有人對他能取得勝利產生懷疑），那麼在1991年決定性時刻，他的權力的高度合法性可以使他對力圖消滅蘇聯的勢力採取更堅決的步驟。
可以歸之為未實現的行政管理方面可能性的是，對在政治進程中為保持社會穩定必須嚴格遵守法制注意不夠。其後果表現在從1988年蘇姆蓋特屠殺開始的許多族際衝突過程中。當局沒有採取必要的措施來追究和懲處大屠殺的罪魁禍首、解散非法武裝組織。戈巴契夫認為在我國改革進程中絕對不容許發生流血事件，他的這種道德高尚的立場被人視為中央政權未能及時在法律框架內行使強力的軟弱表現。
削弱國家對遵守法紀的監督也產生了同樣嚴重的後果。民主運動中冒險主義一翼向公眾頭腦中灌輸一個觀點：俄羅斯和蘇聯合而為一的國家是民主進步的敵人。因此形成了違法成為家常便飯的形勢，而黑手黨團伙開始在經濟中得勢，他們並不關心建立正常的市場經濟，而是關心通過犯罪手段瓜分國家財產。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改革的歷史意義(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