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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科長看到後，沒說話，也沒再給我斟酒。“貝雷帽”老是想和我說話，可我總是迴避他。和我們同桌的還有一個工兵學校的教員，兩眼喝得紅紅的，他是來醫院看傷號的。我突然想起菜農托我轉交的那封信。我到吉普車上，居然在行李中找到了。我看了看信皮，問那教員姓不姓陳？他驚異地說：“是呀！”於是，我把菜農的信給了他。他看了。不知是信中的內容，還是酒精的作用，總之，他看完信後就拍桌子，出語粗魯極了：
“媽的，我們見習生就是**蛋，也還是一團肉呢！怎麼能這樣不負責任呢？明明通知他們了嘛！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容易嗎？就這樣死掉了，叫我怎麼交代……” 幹部科長知道這件事，反覆對他作了解釋。可那教員還是直著嗓子在罵。
這一罵把一位也是剛從前沿下來的軍官罵火了，我們也弄不清他的身份，總之，他那滿腮鬍子旺盛極了，活像頓河草原上剽悍的“哥薩克”。他已從幹部科長的解釋中聽出了事情的眉目，所以霍地站起身來，朝那教員罵開了：
“你說的什麼話？誰存心讓你的學生去死！打仗嘛，誰也沒規定哪一類人能死，哪一類人就不能死！噢，我們這些沒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就是該死的公民！大家的責任都是一樣的嘛，都是在履行公民義務嘛！……” 幹部科長瞧著這局面難收拾，乾脆叫人把他倆都勸了出去。大概他倆都多喝了一點兒。
我以為菜農的信里一定寫了些刺激性的話，便把那信拿過看了，一看，我的心也被震撼了。信是這樣寫的：陳教員：
在此戰鬥前夕，心緒很亂。您看了信，也許會說：“劉胖子，你是怕死！”
請原諒我這種不禮貌的狹隘猜測。
是否給您寫這封信，我是有反覆考慮的。如果此次工校實習帶隊的不是您，那我不論怎樣，也不會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下給您寫信的。因為我已經聽說您讓我和楊平下去辦集訓班，不知什麼原因，營里只通知了楊平，卻沒通知我。我寫信並沒有別的意思，因為等到這信轉到您手上，我也許……
陳教員，我是一個生長在僻壤窮鄉的農民的兒子。對於一個農民家庭的生活概貌您是有所知曉的。我雖沒有一個有地位的長輩，也沒有富貴的家庭，但我是幸福的，因為我的父老鄉親都為我有這樣的“出息”感到寬慰。我的父母雖沒給我帶來財富，可畢竟給了我一根支撐軀體的脊樑。我可以忍受貧窮，忍受犧牲，我卻不能忍受誤解！！是呀，營里為什麼單單不通知我呢？哪怕是徵求一下我的意見，再讓我去作戰，我也決不會有此情緒。如果把作戰當作一種懲罰，我劉國政將拒絕上陣！！我原想鬧一通，可又想，不值得！這樣人家更以為我是怕死。反正我也不是為哪一個人而戰的！！！
陳教員，我這個人總有種自卑感。不知為什麼，每當我們同學聚會，或是此次碰上的那幾個第三陸軍學校的學員，我都有一種自慚形穢的心理。我恨自己。站起來，我並不比別人矮一截；躺下去，我也是個五尺男兒。我並不甘於自己的這種精神狀態。陳教員，剩下的時間也許不多了，可我還是想把這個意思向您表達清楚：我曾經缺少過勇氣，但我現在缺少的不是勇氣！！相信我在生死攸關的時刻會毅然地作出選擇的，因為我是一名軍人。
好了，書不盡言，語無倫次，見諒。
最後祝全體參戰同學勝利返校！
劉國政
1985年2月於老山前線
我無法傳敘我讀信以後的感受。我又想起了菜農被地雷炸起在空中騰越的景象。是呀，他的確像一個立馬橫身的守門員，面隊命運的射門，一次又一次地騰越起來，去撲那隻“球”。默濤說得不錯：他一輩子都在撲這個“球”。
“貝雷帽”也看了菜農的信，並用攝像機把信整個地錄了去。後來，他語氣誠摯地對我說：“您能好好地和我說一說默濤的情況嗎？” 他面孔流露著一種淒楚的神情。 我也同樣誠懇地對他說：“你就是了解了又有什麼用呢？你的攝像機能錄下嗎？你還是去問問界碑、塹壕、貓耳洞吧！再說，你也並不是不了解他！”
我後一句話痛了他。當吉普車重新開動的時候，他和他的助手都沒有再上來。幹部科長說他已改了主意，不跟我們去州府了，準備直接到前沿拍點什麼。
戰地教導隊
1
戰地教導隊就設在軍供站，這裡原是州府的招待所，六層大樓，兩人一個單間，花被褥，棕繃床，簡易沙發椅。第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著。床的概念已經十分生疏，軟綿綿的，有些不習慣。真是怪事，在前面我們總想後面；而到了後面，又開始想前面了。其他學員也有同感。實際上教導隊總共才有八名學員。其中六人的大名和事跡已經見諸於《解放軍報》。和我同室的是兄弟團的一位副連長，也就是和那個工校教員對罵的“哥薩克”。我真不敢相信純種的漢人也能生出如此茂盛的大鬍子。他解說道：“打仗的男人，雄性激素分泌旺盛唄！”他說，他們的陣地上有各式各樣的鬍子：卡爾式、胡志明式、魯迅式……總之都是些偉人式樣的。
“媽的，我們見習生就是**蛋，也還是一團肉呢！怎麼能這樣不負責任呢？明明通知他們了嘛！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容易嗎？就這樣死掉了，叫我怎麼交代……” 幹部科長知道這件事，反覆對他作了解釋。可那教員還是直著嗓子在罵。
這一罵把一位也是剛從前沿下來的軍官罵火了，我們也弄不清他的身份，總之，他那滿腮鬍子旺盛極了，活像頓河草原上剽悍的“哥薩克”。他已從幹部科長的解釋中聽出了事情的眉目，所以霍地站起身來，朝那教員罵開了：
“你說的什麼話？誰存心讓你的學生去死！打仗嘛，誰也沒規定哪一類人能死，哪一類人就不能死！噢，我們這些沒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就是該死的公民！大家的責任都是一樣的嘛，都是在履行公民義務嘛！……” 幹部科長瞧著這局面難收拾，乾脆叫人把他倆都勸了出去。大概他倆都多喝了一點兒。
我以為菜農的信里一定寫了些刺激性的話，便把那信拿過看了，一看，我的心也被震撼了。信是這樣寫的：陳教員：
在此戰鬥前夕，心緒很亂。您看了信，也許會說：“劉胖子，你是怕死！”
請原諒我這種不禮貌的狹隘猜測。
是否給您寫這封信，我是有反覆考慮的。如果此次工校實習帶隊的不是您，那我不論怎樣，也不會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下給您寫信的。因為我已經聽說您讓我和楊平下去辦集訓班，不知什麼原因，營里只通知了楊平，卻沒通知我。我寫信並沒有別的意思，因為等到這信轉到您手上，我也許……
陳教員，我是一個生長在僻壤窮鄉的農民的兒子。對於一個農民家庭的生活概貌您是有所知曉的。我雖沒有一個有地位的長輩，也沒有富貴的家庭，但我是幸福的，因為我的父老鄉親都為我有這樣的“出息”感到寬慰。我的父母雖沒給我帶來財富，可畢竟給了我一根支撐軀體的脊樑。我可以忍受貧窮，忍受犧牲，我卻不能忍受誤解！！是呀，營里為什麼單單不通知我呢？哪怕是徵求一下我的意見，再讓我去作戰，我也決不會有此情緒。如果把作戰當作一種懲罰，我劉國政將拒絕上陣！！我原想鬧一通，可又想，不值得！這樣人家更以為我是怕死。反正我也不是為哪一個人而戰的！！！
陳教員，我這個人總有種自卑感。不知為什麼，每當我們同學聚會，或是此次碰上的那幾個第三陸軍學校的學員，我都有一種自慚形穢的心理。我恨自己。站起來，我並不比別人矮一截；躺下去，我也是個五尺男兒。我並不甘於自己的這種精神狀態。陳教員，剩下的時間也許不多了，可我還是想把這個意思向您表達清楚：我曾經缺少過勇氣，但我現在缺少的不是勇氣！！相信我在生死攸關的時刻會毅然地作出選擇的，因為我是一名軍人。
好了，書不盡言，語無倫次，見諒。
最後祝全體參戰同學勝利返校！
劉國政
1985年2月於老山前線
我無法傳敘我讀信以後的感受。我又想起了菜農被地雷炸起在空中騰越的景象。是呀，他的確像一個立馬橫身的守門員，面隊命運的射門，一次又一次地騰越起來，去撲那隻“球”。默濤說得不錯：他一輩子都在撲這個“球”。
“貝雷帽”也看了菜農的信，並用攝像機把信整個地錄了去。後來，他語氣誠摯地對我說：“您能好好地和我說一說默濤的情況嗎？” 他面孔流露著一種淒楚的神情。 我也同樣誠懇地對他說：“你就是了解了又有什麼用呢？你的攝像機能錄下嗎？你還是去問問界碑、塹壕、貓耳洞吧！再說，你也並不是不了解他！”
我後一句話痛了他。當吉普車重新開動的時候，他和他的助手都沒有再上來。幹部科長說他已改了主意，不跟我們去州府了，準備直接到前沿拍點什麼。
戰地教導隊
1
戰地教導隊就設在軍供站，這裡原是州府的招待所，六層大樓，兩人一個單間，花被褥，棕繃床，簡易沙發椅。第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著。床的概念已經十分生疏，軟綿綿的，有些不習慣。真是怪事，在前面我們總想後面；而到了後面，又開始想前面了。其他學員也有同感。實際上教導隊總共才有八名學員。其中六人的大名和事跡已經見諸於《解放軍報》。和我同室的是兄弟團的一位副連長，也就是和那個工校教員對罵的“哥薩克”。我真不敢相信純種的漢人也能生出如此茂盛的大鬍子。他解說道：“打仗的男人，雄性激素分泌旺盛唄！”他說，他們的陣地上有各式各樣的鬍子：卡爾式、胡志明式、魯迅式……總之都是些偉人式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