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頁
在地學領域，魏格納提出了大陸漂移說，古登堡發現出地球深處存在於地核與地幔之間的“古登堡界面”。
在數學王國，在其它自然科學領域裡，德國科學家都做出了驚世駭俗的貢獻。
與自然科學方面的成就比，這一時期的人文社會科學也並不失色，它在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學、音樂方面新成就仍然可圈可點，尤其是誕生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對世界歷史發展的巨大影響迄今已有一個半世紀之久。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德國的近代教育在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後，至此已日臻完善，十分發達，普及教育的程度居世界各國之首。高等教育也十分發達，職業教育更具德國特色。
◆妙手回春
然而，世紀之初的世界大戰卻以德、奧、土、保四國組成的同盟國戰敗而告終。但可以肯定，這決不是德國科技文化的失敗。我們只要看看兩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迅速崛起，就會知道發生了什麼。
一戰結束後，德國僅用十年的時間就恢復並超過了戰前的繁榮，政治上重新邁入世界大國的行列。科技文化教育也獲得了新的發展。繼愛因斯坦和普朗克之後，又出現了維爾納.海森貝格，他對量子說的貢獻使他成為量子場論的先驅。除此之外，一顆顆耀眼的科學之星不斷升起。從化學生物學到地學天文學，從哲學歷史學到戲劇電影文學，新的成果不斷湧現，國民教育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新的發展。
二戰結束後，西德經濟在一片廢墟上建立起來，從1951年開始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到1960年，又只用十幾年功夫再一次超越英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西方第二大強國，並把這個座次保持近十年之久，再次創造經濟史上的奇蹟。
德國視為“進步的中樞神經”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也得到了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研究和成果轉化再次躋身世界前列。此外，德國的文學、藝術、出版、博物館也十分繁榮。據統計，德國每年出版近8萬種圖書，僅次於美國和中國居世界第三位，人均占有率則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遍布全國各地的各式各樣的博物館，使德國公民接受德國傳統文化的薰陶。
德國一再創造經濟和科技奇蹟，尤其是兩次迅速從世界大戰的失敗中崛起，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極其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德國文化教育事業十分發達，人民的科技文化素養很高。這種素養成為生產力極為重要的因素。戰爭儘管摧毀了工廠、礦山和城市，但這種生產力中潛在的因素元氣未傷，只要有雨露和陽光，在廢墟上也能立即長成一片綠蔭，創造出人間奇蹟。這也是今天經濟學界、歷史學界所能找到的最為滿意的答案。德國政府也曾承認，第二次經濟奇蹟產生的鑰匙，乃是對高科技的創新與發明。進入90年代，兩德統一著實讓埋頭苦幹的德國人忙了一陣子，但誰能否認這是他們新一輪飛躍前的準備呢？
二、中德文化首次碰撞
中德兩個民族，一個雄踞西方，一個屹立東方，都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儘管其間道路漫漫，關山阻隔，但由於互相傾慕和欣賞，也由於文化本身融合與交往的秉性，兩個民族的文化交流，幾百年來不絕如縷，今天終於匯成浩浩潮流。
◆福音
早在1303年，傳教士布.阿爾諾德作為第一個德國人，由科隆來到今天的北京傳教，開始兩個民族文化交往的先河。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在完成他偉大的中國之旅後，寫了部轟動歐洲的《馬可.波羅遊記》，首次向歐洲展示了中國的富裕和高度文明，引起整個歐洲的羨慕和嚮往。從16世紀起，大批歐洲人到中國來掏金，德國人福格開設的一個商行也夾在其中。
16至17世紀，許多德國人來華進行貿易活動，民間的經濟往來趨於頻繁，一些德國傳教士為了向東方傳播上帝的福音，也陸續來到了中國。17世紀中時，德國科隆人Johan Ada Ms插l VonBell是在華耶穌會中聲名最盛的傳教士。他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味十足的中國名字“湯若望”，還學中國人取字“道味”。他於1622年和法國傳教士金民閣來華，先後服務於明清兩朝，負責編修曆法，頗受當朝青睞。尤其在清順治時因工作出色，倍受重用，乃至加官進爵，位列公卿，順治皇帝甚至尊其為“可敬之父”。
湯若望學識淵博，精通西方天文曆法，一時成為中國修歷的的學術帶頭人，他所主持編修的“進憲歷”由於採用了當時西方新的天文學和數學成果，比中國舊曆法更為準確。湯若望既得當朝寵幸，又身居北京耶穌會會長要職；基督教盛極一時，當時刊刻的《幾何原本》、《勾股義》、《測量異同》等有關西方學術著作，也得以順利發行，西方自然科學知識開始進入普通中國人的視野。儘管他們介紹的西方科學有其局限性，在主要領域的天文、數學方面，最早介紹到中國的並不是西方科學的最新成果，但仍有許多新的技術知識，科學著作通過編譯在中國的土地上流傳，有如一股新風，使中國有了可供吸取的知識來源，從而能夠在明末清初改革陳舊的傳統曆法，在清初展開大地測量和地圖繪製工作，開始不同於古代傳統科學技術的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新時期。
作為國際潮流，在中國從16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90年代的三百年間，有過兩次西學東漸的運動。第一次是明末清初，從明萬曆年間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等人來華開始到清乾隆22年（1757年）實行閉關政策為止，持續大約二百年；第二次是中國近代時期的西學輸入，從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到90年代，主要是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開明地主知識分子和以曾國藩、張之洞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洋務派，在“中體西用”的前提下，引入近代西方科學文化，以圖自強。
在數學王國，在其它自然科學領域裡，德國科學家都做出了驚世駭俗的貢獻。
與自然科學方面的成就比，這一時期的人文社會科學也並不失色，它在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學、音樂方面新成就仍然可圈可點，尤其是誕生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對世界歷史發展的巨大影響迄今已有一個半世紀之久。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德國的近代教育在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後，至此已日臻完善，十分發達，普及教育的程度居世界各國之首。高等教育也十分發達，職業教育更具德國特色。
◆妙手回春
然而，世紀之初的世界大戰卻以德、奧、土、保四國組成的同盟國戰敗而告終。但可以肯定，這決不是德國科技文化的失敗。我們只要看看兩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迅速崛起，就會知道發生了什麼。
一戰結束後，德國僅用十年的時間就恢復並超過了戰前的繁榮，政治上重新邁入世界大國的行列。科技文化教育也獲得了新的發展。繼愛因斯坦和普朗克之後，又出現了維爾納.海森貝格，他對量子說的貢獻使他成為量子場論的先驅。除此之外，一顆顆耀眼的科學之星不斷升起。從化學生物學到地學天文學，從哲學歷史學到戲劇電影文學，新的成果不斷湧現，國民教育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新的發展。
二戰結束後，西德經濟在一片廢墟上建立起來，從1951年開始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到1960年，又只用十幾年功夫再一次超越英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西方第二大強國，並把這個座次保持近十年之久，再次創造經濟史上的奇蹟。
德國視為“進步的中樞神經”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也得到了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研究和成果轉化再次躋身世界前列。此外，德國的文學、藝術、出版、博物館也十分繁榮。據統計，德國每年出版近8萬種圖書，僅次於美國和中國居世界第三位，人均占有率則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遍布全國各地的各式各樣的博物館，使德國公民接受德國傳統文化的薰陶。
德國一再創造經濟和科技奇蹟，尤其是兩次迅速從世界大戰的失敗中崛起，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極其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德國文化教育事業十分發達，人民的科技文化素養很高。這種素養成為生產力極為重要的因素。戰爭儘管摧毀了工廠、礦山和城市，但這種生產力中潛在的因素元氣未傷，只要有雨露和陽光，在廢墟上也能立即長成一片綠蔭，創造出人間奇蹟。這也是今天經濟學界、歷史學界所能找到的最為滿意的答案。德國政府也曾承認，第二次經濟奇蹟產生的鑰匙，乃是對高科技的創新與發明。進入90年代，兩德統一著實讓埋頭苦幹的德國人忙了一陣子，但誰能否認這是他們新一輪飛躍前的準備呢？
二、中德文化首次碰撞
中德兩個民族，一個雄踞西方，一個屹立東方，都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儘管其間道路漫漫，關山阻隔，但由於互相傾慕和欣賞，也由於文化本身融合與交往的秉性，兩個民族的文化交流，幾百年來不絕如縷，今天終於匯成浩浩潮流。
◆福音
早在1303年，傳教士布.阿爾諾德作為第一個德國人，由科隆來到今天的北京傳教，開始兩個民族文化交往的先河。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在完成他偉大的中國之旅後，寫了部轟動歐洲的《馬可.波羅遊記》，首次向歐洲展示了中國的富裕和高度文明，引起整個歐洲的羨慕和嚮往。從16世紀起，大批歐洲人到中國來掏金，德國人福格開設的一個商行也夾在其中。
16至17世紀，許多德國人來華進行貿易活動，民間的經濟往來趨於頻繁，一些德國傳教士為了向東方傳播上帝的福音，也陸續來到了中國。17世紀中時，德國科隆人Johan Ada Ms插l VonBell是在華耶穌會中聲名最盛的傳教士。他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味十足的中國名字“湯若望”，還學中國人取字“道味”。他於1622年和法國傳教士金民閣來華，先後服務於明清兩朝，負責編修曆法，頗受當朝青睞。尤其在清順治時因工作出色，倍受重用，乃至加官進爵，位列公卿，順治皇帝甚至尊其為“可敬之父”。
湯若望學識淵博，精通西方天文曆法，一時成為中國修歷的的學術帶頭人，他所主持編修的“進憲歷”由於採用了當時西方新的天文學和數學成果，比中國舊曆法更為準確。湯若望既得當朝寵幸，又身居北京耶穌會會長要職；基督教盛極一時，當時刊刻的《幾何原本》、《勾股義》、《測量異同》等有關西方學術著作，也得以順利發行，西方自然科學知識開始進入普通中國人的視野。儘管他們介紹的西方科學有其局限性，在主要領域的天文、數學方面，最早介紹到中國的並不是西方科學的最新成果，但仍有許多新的技術知識，科學著作通過編譯在中國的土地上流傳，有如一股新風，使中國有了可供吸取的知識來源，從而能夠在明末清初改革陳舊的傳統曆法，在清初展開大地測量和地圖繪製工作，開始不同於古代傳統科學技術的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新時期。
作為國際潮流，在中國從16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90年代的三百年間，有過兩次西學東漸的運動。第一次是明末清初，從明萬曆年間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等人來華開始到清乾隆22年（1757年）實行閉關政策為止，持續大約二百年；第二次是中國近代時期的西學輸入，從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到90年代，主要是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開明地主知識分子和以曾國藩、張之洞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洋務派，在“中體西用”的前提下，引入近代西方科學文化，以圖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