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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蘭特出身工人家庭，生活貧寒；自幼在社會民主黨的思想的薰陶之下成長，反對專制和獨裁。在二戰中，勃蘭特是一名堅定的反法西斯戰士，積極參與反納粹活動，曾被納粹政府剝奪國籍，亡命挪威。他本人和納粹暴行毫無關係，然而身為總理，他卻沒有因此而迴避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罪行。一位波蘭記者曾這樣寫道：“不必這樣做的他，替所有必須這樣做而沒有做的人下跪了。”
勃蘭特的驚世之舉博得了波蘭乃至世界人民的廣泛讚揚，多數西方人士認為，勃蘭特的努力緩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緊張局勢，改善了聯邦德國與蘇聯和波蘭的關係。1971年10月20日，挪威議會諾貝爾獎金五人委員會經過醞釀，一致同意授予勃蘭特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為緩和緊張局勢所作出的努力，其中他們特別提到勃蘭特在簽訂莫斯科、華沙條約、簽署防止核擴散條約、以及為保障西柏林人的基本權利所進行的堅持不懈的鬥爭。
12月10日，勃蘭特來到挪威首都奧斯陸，出席在這兒舉行的授獎儀式。會上，諾貝爾獎金委員會主席講了話，他說：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懸而未決的德國問題始終是對和平的一種潛在威脅。作為聯邦德國總理的勃蘭特，為了德國人民的權利，向昔日的敵人伸出和解之手。他一番熱誠，為歐洲的和平奔波，在奠定歐洲和平事業上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第二天，勃蘭特在奧斯陸大學發表了演說。他強調說：”今天，一個優秀的德國人，不能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必須面向歐洲。因為只有在歐洲，德國才能獲得自己的地位，才能重新描繪自己的歷史。歐洲生存的基礎是共處，和平友好的共處，因此，我們要放棄宿怨，德國要敢於直面歷史、以一個新的友好的德國出現，而不是二戰時危險的德國。”
1985年5月8日，西德總統魏茨澤克在法西斯德國無條件投降40周年紀念活動中，發表了關於戰爭責任的著名演講，毫不含糊地譴責了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並要求德國人對此永誌不忘。
1994年8月1日，在波蘭紀念反法西斯的華沙起義紀念儀式上，現任總統赫爾佐克再次誠懇地向波蘭人民謝罪，向在二戰中被殘害的猶太人的家屬謝罪。他說：“德國人對於德國這個名字永遠和數百萬波蘭人和猶太人的苦難聯繫在一起，我的心中充滿愧意……我在華沙起義的戰士和戰爭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頭，我請求你們寬恕德國人給你們造成的痛苦。”對於他這一番沉重悔罪的話語，在場的波蘭人報以熱烈掌聲。
◆賠償
德國政府不僅在道義上勇於承認歷史罪責，而且還承擔了賠償責任。
1953年，西德通過了第一個對戰爭受害者的賠償法。根據這項法律，在戰爭中受到政治、種族和宗教迫害的人都可以得到賠償。首先得到賠償的多為猶太人。隨著受害者數量逐年減少，政府逐漸放寬了賠償範圍。到80年代初，又將猶太人以外的犧牲者也定為賠償對象。就這樣，西德政府每年要支付數十億馬克的賠償費。到兩德統一前，已支付的賠償金額近80億馬克。1981年德國政府向“德國波蘭和解基金會”提供了一筆價值5億馬克的捐款，以表示對波蘭受害者的賠償。1993年月，德國又向前蘇聯3個共和國一次性賠償10億馬克。預計到本世紀末，德國賠償金額將達到1020億馬克。
除了政府的賠償外，一些在納粹統治時期曾殘酷壓榨猶太人囚犯、強迫他們做苦役的大公司也作出賠償決定。從1986年起，克虜伯、弗蘭克等幾家著名公司，開始向那些至今還活著的苦役犯進行賠償，賠償金額達5800萬馬克。儘管40周年後再做賠償為時已晚，但卻表明了戰爭責任者對其罪責的悔過。
早在聯邦共和國建國以前，西方三占區已分別在有關軍政府領導下採取措施，對納粹時期遭受迫害損失的猶太人個別進行賠償，並制訂了相應的法令。1950年春，聯邦政府開始同以色列國代表就賠償問題進行接觸。1951年3月21日，以色列照會戰時四大盟國，正式提出“要求德國賠償納粹給猶太人造成的損失”，但沒有直接照會作為當事者一方的聯邦共和國。按一般情理說，新德國本來可以聲明對舊德國的所作所為不承擔賠償責任，只從道義上進行批判譴責就夠了。可德國總理阿登納不抱這樣的想法，他在同年9月27日聯邦議院講話中說：“德國人民絕大多數厭惡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他們沒有參與這一罪行……但無法名狀的罪行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犯下的，德國人民有責任從道義上和物質上作出賠償。”為此他宣布，聯邦共和國準備同以色列國和世界猶太人代表會商研究解決物質賠償問題。
阿登納的講話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阿拉伯國家堅決反對，聲明要進行經濟抵制，採取政治制裁。參加阿登納政府的德意志黨和自由民主黨也表示不予以同意。甚至連猶太人士有的也拒絕接受物質賠償，予以抵制。1952年3月27日下午，慕尼黑兩學童（一個12歲，另一個13歲）在街頭玩耍，遇到一陌生人，交給他們一隻郵包和3馬克“酬勞費”，請他們去火車站郵局代為投寄。兩學童手捧郵包不知如何寄法，向附近電車站一位工作人員探問。這位工作人員看到郵包上寫明“波恩聯邦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博士收”，寄件人具名“法蘭克福河畔伯格霍夫博士”，感到事有可疑之處，當即向警方作了報告。警方取出郵包拆開檢查，只見包中是厚厚一本用繩子綑紮的《小百科辭典》。一名警官動手解開繩子，頓時發生強烈爆炸，警官當場斃命。四天後，巴黎多家報社收到從日內瓦寄出的署名“猶太游擊隊組織”的傳單，傳單上寫道：“3月27日，本組織同志在德國境內執行了第一號任務：將一本裝滿炸藥的書寄給劊子手民族的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博士……我們同劊子手民族處於一場歷時將長達幾個世紀之久的戰爭狀態”，“德國人慘無人道地屠殺了600百萬猶太人，現在他們同猶太民族代表舉行談判，企圖以此欺騙我們猶太人和全世界，我們要叫德國人知道，他們的罪行是不可能和永遠不可能得到饒恕的，賠償再多，也洗刷不掉他們的罪孽。猶太民族斷不許德國回到各國人民大家庭中來。”
勃蘭特的驚世之舉博得了波蘭乃至世界人民的廣泛讚揚，多數西方人士認為，勃蘭特的努力緩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緊張局勢，改善了聯邦德國與蘇聯和波蘭的關係。1971年10月20日，挪威議會諾貝爾獎金五人委員會經過醞釀，一致同意授予勃蘭特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為緩和緊張局勢所作出的努力，其中他們特別提到勃蘭特在簽訂莫斯科、華沙條約、簽署防止核擴散條約、以及為保障西柏林人的基本權利所進行的堅持不懈的鬥爭。
12月10日，勃蘭特來到挪威首都奧斯陸，出席在這兒舉行的授獎儀式。會上，諾貝爾獎金委員會主席講了話，他說：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懸而未決的德國問題始終是對和平的一種潛在威脅。作為聯邦德國總理的勃蘭特，為了德國人民的權利，向昔日的敵人伸出和解之手。他一番熱誠，為歐洲的和平奔波，在奠定歐洲和平事業上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第二天，勃蘭特在奧斯陸大學發表了演說。他強調說：”今天，一個優秀的德國人，不能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必須面向歐洲。因為只有在歐洲，德國才能獲得自己的地位，才能重新描繪自己的歷史。歐洲生存的基礎是共處，和平友好的共處，因此，我們要放棄宿怨，德國要敢於直面歷史、以一個新的友好的德國出現，而不是二戰時危險的德國。”
1985年5月8日，西德總統魏茨澤克在法西斯德國無條件投降40周年紀念活動中，發表了關於戰爭責任的著名演講，毫不含糊地譴責了德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並要求德國人對此永誌不忘。
1994年8月1日，在波蘭紀念反法西斯的華沙起義紀念儀式上，現任總統赫爾佐克再次誠懇地向波蘭人民謝罪，向在二戰中被殘害的猶太人的家屬謝罪。他說：“德國人對於德國這個名字永遠和數百萬波蘭人和猶太人的苦難聯繫在一起，我的心中充滿愧意……我在華沙起義的戰士和戰爭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頭，我請求你們寬恕德國人給你們造成的痛苦。”對於他這一番沉重悔罪的話語，在場的波蘭人報以熱烈掌聲。
◆賠償
德國政府不僅在道義上勇於承認歷史罪責，而且還承擔了賠償責任。
1953年，西德通過了第一個對戰爭受害者的賠償法。根據這項法律，在戰爭中受到政治、種族和宗教迫害的人都可以得到賠償。首先得到賠償的多為猶太人。隨著受害者數量逐年減少，政府逐漸放寬了賠償範圍。到80年代初，又將猶太人以外的犧牲者也定為賠償對象。就這樣，西德政府每年要支付數十億馬克的賠償費。到兩德統一前，已支付的賠償金額近80億馬克。1981年德國政府向“德國波蘭和解基金會”提供了一筆價值5億馬克的捐款，以表示對波蘭受害者的賠償。1993年月，德國又向前蘇聯3個共和國一次性賠償10億馬克。預計到本世紀末，德國賠償金額將達到1020億馬克。
除了政府的賠償外，一些在納粹統治時期曾殘酷壓榨猶太人囚犯、強迫他們做苦役的大公司也作出賠償決定。從1986年起，克虜伯、弗蘭克等幾家著名公司，開始向那些至今還活著的苦役犯進行賠償，賠償金額達5800萬馬克。儘管40周年後再做賠償為時已晚，但卻表明了戰爭責任者對其罪責的悔過。
早在聯邦共和國建國以前，西方三占區已分別在有關軍政府領導下採取措施，對納粹時期遭受迫害損失的猶太人個別進行賠償，並制訂了相應的法令。1950年春，聯邦政府開始同以色列國代表就賠償問題進行接觸。1951年3月21日，以色列照會戰時四大盟國，正式提出“要求德國賠償納粹給猶太人造成的損失”，但沒有直接照會作為當事者一方的聯邦共和國。按一般情理說，新德國本來可以聲明對舊德國的所作所為不承擔賠償責任，只從道義上進行批判譴責就夠了。可德國總理阿登納不抱這樣的想法，他在同年9月27日聯邦議院講話中說：“德國人民絕大多數厭惡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他們沒有參與這一罪行……但無法名狀的罪行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犯下的，德國人民有責任從道義上和物質上作出賠償。”為此他宣布，聯邦共和國準備同以色列國和世界猶太人代表會商研究解決物質賠償問題。
阿登納的講話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阿拉伯國家堅決反對，聲明要進行經濟抵制，採取政治制裁。參加阿登納政府的德意志黨和自由民主黨也表示不予以同意。甚至連猶太人士有的也拒絕接受物質賠償，予以抵制。1952年3月27日下午，慕尼黑兩學童（一個12歲，另一個13歲）在街頭玩耍，遇到一陌生人，交給他們一隻郵包和3馬克“酬勞費”，請他們去火車站郵局代為投寄。兩學童手捧郵包不知如何寄法，向附近電車站一位工作人員探問。這位工作人員看到郵包上寫明“波恩聯邦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博士收”，寄件人具名“法蘭克福河畔伯格霍夫博士”，感到事有可疑之處，當即向警方作了報告。警方取出郵包拆開檢查，只見包中是厚厚一本用繩子綑紮的《小百科辭典》。一名警官動手解開繩子，頓時發生強烈爆炸，警官當場斃命。四天後，巴黎多家報社收到從日內瓦寄出的署名“猶太游擊隊組織”的傳單，傳單上寫道：“3月27日，本組織同志在德國境內執行了第一號任務：將一本裝滿炸藥的書寄給劊子手民族的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博士……我們同劊子手民族處於一場歷時將長達幾個世紀之久的戰爭狀態”，“德國人慘無人道地屠殺了600百萬猶太人，現在他們同猶太民族代表舉行談判，企圖以此欺騙我們猶太人和全世界，我們要叫德國人知道，他們的罪行是不可能和永遠不可能得到饒恕的，賠償再多，也洗刷不掉他們的罪孽。猶太民族斷不許德國回到各國人民大家庭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