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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來了大批西域胡商，諸國使者又向皇上請求允許他們入市交易。皇上當然不會不准。為了款待西域胡商，官府先命整個東都“整飾店肆，檐宇如一”，“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就連賣菜人的坐席也用上等的龍鬚草編成。胡人客商皆由官府人員帶領，“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不取其值”。
貴客臨門，走到哪都是盛情款待，走到哪都是酒醉飯飽且不要一分錢。客商臨走，主人還要再加一句：“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
如此彌天大謊當然難免有漏洞，有胡商就指著大街上纏著繒絲的樹木說：“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
這樣的問題自然沒有人能回答。
也沒人敢回答。
別以為這只是古代才有的讓人哭笑不得的笑話，僅僅就在三十多年前的1972年，古老的中國就又一次發生了類似的故事。
那次來訪的是美國總統尼克森。由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雙方暌違已久，加上中國政府的刻意安排，走過世界許多國家的尼克森一下飛機就感到了“怪誕”。尼克森後來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道：“1964年，我在喀拉蚩見到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他當時剛剛從中國訪問回來。他極力鼓勵我到中國去，我問他中國給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麼？他回答說：‘人，幾百萬人在大街上揮動著巴基斯坦和中國的國旗在鼓掌和歡呼雀躍著。’”
按我們當時官方意識形態的劃分，巴基斯坦是友邦，而美國是最大的帝國主義敵人，所以政府不會組織群眾歡迎尼克森。按尼克森自己的說法，他得到的待遇是：“中國政府的豪華轎車裡的窗簾緊閉，我透過狹窄的窗簾縫隙向外窺視，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設立的崗哨外，幾乎看不到什麼人，大街上完全空空蕩蕩。”
那人們都幹什麼去了？
那時的中國就像一個高度封閉的城堡，尼克森的到來讓從上到下的所有官員如臨大敵。在他訪問北京期間，所有的機關學校等單位都要延長正常的學習和工作時間，未經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八點前放學或下班回家。那時候正是日短夜長的二月，八點天早就黑了，天黑了自然就不會上街了。這是一個叫周大偉的當時北京一所普通中學的初一學生的回憶。據他回憶，“在尼克森到達前的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各級領導就開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們訓導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國人可能提出的‘別有用心的陰險問題’，諸如‘你們的林副主席哪裡去了？’‘你們喜歡去美國嗎？’‘你們吃得飽穿得暖嗎？’”
還是周大偉的回憶：“一位當年紅得像影視明星一樣的外交部禮賓譯員章含之在她後來的回憶文章中說：‘這是改變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沒有人感受到寒意。’這句話固然富有詩意，但有些華而不實。其實，對於大多數中國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森的到來，其實倒是使本來就高度緊閉的社會增添了更多的緊張……他們如同一群本來還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欄杆里了。”
尼克森後來離開北京去了上海。上海作家余秋雨在他的《借我一生》中對此也有述及。據他回憶，因為尼克森的車隊要經過南京路，為了防止出現意外，上海市政府雖然沒有像北京那樣採取堅壁清野的辦法，卻居然像調防一樣將別處的居民派到南京路去“占領”那裡的每一個商店櫥窗。這並不是出於對這些人的絕對信任，而是看中了他們對南京路的陌生，因為陌生會構成安全制衡。至於南京路兩邊的居民，也得到通知，窗戶只許打開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關閉。打開的窗口旁，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森的車隊揮手示意。但又不能把手伸出窗外，這樣會顯得過分熱情，而他們是帝國主義分子；但又不能不揮，因為他們是毛澤東請來的客人。余秋雨的母親也被安排在窗戶後邊揮手，多年以後，老太太依然記得很清楚，“居委會主任已經做過示範，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搖擺。面部表情不能鐵板，也不能太高興，而是微笑。”
多難拿捏的尺度。也真難為三十多年前那些百姓以及官員們了。
同樣深感為難的，還有一千多年前大業天子手下的百姓商販以及那些官員們。
時代畢竟不同了，三十多年前被小心翼翼打開三分之一的窗戶早就豁然洞開，許多有形無形的圍牆柵欄乃至緊閉的鐵門都早已被改革的洪流沖得稀里嘩啦，所以我們現在才能拿那些事當笑話講。
但一千多年前大業天子手下的官員與百姓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勞民傷財大動干戈，興師動眾大張旗鼓，大業天子誇示四夷的做法雖然收到了一時的效果，卻沒能長久地維繫華夷朝貢的體制。就在大業天子西巡歸來後不久，曾經是一片大好的西域形勢就發生了逆轉。這當然與民族問題其實是個極其複雜的問題有關，但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大業天子的興趣很快轉向了東邊的高麗，政策不能一以貫之，又要四處出擊，難免顧此失彼，最終使經營西域的成就前功盡棄。
唐太宗李世民手下的涼州都督李大亮後來是這樣評價的：“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
貴客臨門，走到哪都是盛情款待，走到哪都是酒醉飯飽且不要一分錢。客商臨走，主人還要再加一句：“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
如此彌天大謊當然難免有漏洞，有胡商就指著大街上纏著繒絲的樹木說：“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
這樣的問題自然沒有人能回答。
也沒人敢回答。
別以為這只是古代才有的讓人哭笑不得的笑話，僅僅就在三十多年前的1972年，古老的中國就又一次發生了類似的故事。
那次來訪的是美國總統尼克森。由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雙方暌違已久，加上中國政府的刻意安排，走過世界許多國家的尼克森一下飛機就感到了“怪誕”。尼克森後來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道：“1964年，我在喀拉蚩見到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他當時剛剛從中國訪問回來。他極力鼓勵我到中國去，我問他中國給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麼？他回答說：‘人，幾百萬人在大街上揮動著巴基斯坦和中國的國旗在鼓掌和歡呼雀躍著。’”
按我們當時官方意識形態的劃分，巴基斯坦是友邦，而美國是最大的帝國主義敵人，所以政府不會組織群眾歡迎尼克森。按尼克森自己的說法，他得到的待遇是：“中國政府的豪華轎車裡的窗簾緊閉，我透過狹窄的窗簾縫隙向外窺視，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設立的崗哨外，幾乎看不到什麼人，大街上完全空空蕩蕩。”
那人們都幹什麼去了？
那時的中國就像一個高度封閉的城堡，尼克森的到來讓從上到下的所有官員如臨大敵。在他訪問北京期間，所有的機關學校等單位都要延長正常的學習和工作時間，未經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八點前放學或下班回家。那時候正是日短夜長的二月，八點天早就黑了，天黑了自然就不會上街了。這是一個叫周大偉的當時北京一所普通中學的初一學生的回憶。據他回憶，“在尼克森到達前的幾個星期的時間裡，各級領導就開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們訓導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國人可能提出的‘別有用心的陰險問題’，諸如‘你們的林副主席哪裡去了？’‘你們喜歡去美國嗎？’‘你們吃得飽穿得暖嗎？’”
還是周大偉的回憶：“一位當年紅得像影視明星一樣的外交部禮賓譯員章含之在她後來的回憶文章中說：‘這是改變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沒有人感受到寒意。’這句話固然富有詩意，但有些華而不實。其實，對於大多數中國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森的到來，其實倒是使本來就高度緊閉的社會增添了更多的緊張……他們如同一群本來還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欄杆里了。”
尼克森後來離開北京去了上海。上海作家余秋雨在他的《借我一生》中對此也有述及。據他回憶，因為尼克森的車隊要經過南京路，為了防止出現意外，上海市政府雖然沒有像北京那樣採取堅壁清野的辦法，卻居然像調防一樣將別處的居民派到南京路去“占領”那裡的每一個商店櫥窗。這並不是出於對這些人的絕對信任，而是看中了他們對南京路的陌生，因為陌生會構成安全制衡。至於南京路兩邊的居民，也得到通知，窗戶只許打開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關閉。打開的窗口旁，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森的車隊揮手示意。但又不能把手伸出窗外，這樣會顯得過分熱情，而他們是帝國主義分子；但又不能不揮，因為他們是毛澤東請來的客人。余秋雨的母親也被安排在窗戶後邊揮手，多年以後，老太太依然記得很清楚，“居委會主任已經做過示範，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搖擺。面部表情不能鐵板，也不能太高興，而是微笑。”
多難拿捏的尺度。也真難為三十多年前那些百姓以及官員們了。
同樣深感為難的，還有一千多年前大業天子手下的百姓商販以及那些官員們。
時代畢竟不同了，三十多年前被小心翼翼打開三分之一的窗戶早就豁然洞開，許多有形無形的圍牆柵欄乃至緊閉的鐵門都早已被改革的洪流沖得稀里嘩啦，所以我們現在才能拿那些事當笑話講。
但一千多年前大業天子手下的官員與百姓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勞民傷財大動干戈，興師動眾大張旗鼓，大業天子誇示四夷的做法雖然收到了一時的效果，卻沒能長久地維繫華夷朝貢的體制。就在大業天子西巡歸來後不久，曾經是一片大好的西域形勢就發生了逆轉。這當然與民族問題其實是個極其複雜的問題有關，但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大業天子的興趣很快轉向了東邊的高麗，政策不能一以貫之，又要四處出擊，難免顧此失彼，最終使經營西域的成就前功盡棄。
唐太宗李世民手下的涼州都督李大亮後來是這樣評價的：“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