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頁
1962年，針對劉建彤創作的長篇小說《劉志丹》，毛澤東做了這樣的批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說劉建彤“利用小說進行反黨”，當然是天大的冤枉。但說毛澤東善於利用小說進行“革命活動”和反對“反黨”，是千真萬確的。
2002年12月25日夜
注釋：
（1）轉引自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六頁。
（2）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頁。
（3）見《毛澤東讀批詩文鑑賞》，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97頁。
（4）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頁。
（5）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
（6）見蕭詩美《毛澤東謀略》，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當山大王就當山大王”的壯語，見於許多關於毛澤東的著述中。
（7）1996年版第六頁。
（8）紅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頁。
（9）見《毛澤東讀批詩文鑑賞》第990頁。
（10）見《黃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頁。
（11）見陳晉《文人毛澤東》第79頁。
（12）見蕭詩美《毛澤東謀略》第125——126頁。
（13）《人民日報》1981年12月26日，轉引自《聽毛澤東講古今故事》，紅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頁。
（14）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00頁。
（15）見易嚴《毛澤東與魯迅》，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頁。
（16）見《毛澤東讀批詩文鑑賞》第994頁，又見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頁。
（17）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頁。
（18）杜勒斯為其時美國國務卿。
（19）見《聽毛澤東講古今故事》第465頁。
（20）見《毛澤東外交文選》。
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
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1)
引 言
魯迅生前多次談到“死後”一事。在逝世前不久寫下的《死》中，魯迅“立”了七條“遺囑”，其中第二條是“趕快收斂，埋掉，拉倒”，第三條是“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不過，魯迅確實是“人”而不是“神”，不論他怎樣對“死後”擔憂、恐懼，不論他怎樣希望無聲無息地入土為安，一瞑之後，他也只能任人擺布。實際上，魯迅的喪事是辦得極其隆重極具聲勢的，以致於給一些組織和參加者留下了十分強烈的印象。
讀顧准“文革”期間以“二度右派”之身寫的“歷史交代”，你會發現這樣的回憶：“我記憶中的1936年3月至1936年9月為止的職救工作的經過，還是像《回憶》中所寫的，只剩下這樣一些印象了：這個時期主要是組織示威遊行，——三八、五一、魯迅葬儀等等，其他情節全記不起來了。”（1）所謂“職救”是上海其時的“職業界救國會”的簡稱。上海當時的各界“救國會”由中共地下黨在暗中直接領導，而林楓、顧准、雍文濤、王紀華等人則是“職救會”的中共負責人。儘管在魯迅葬儀的日期上有一點小差錯，但時隔30年，顧准在做“歷史交待”時還記得“魯迅葬儀”，可見這次“葬儀”的確非同尋常。顧准同時告訴我們，這場“魯迅葬儀”實際上是他作為中共地下黨員參與“組織”的一次“示威遊行”。所以，魯迅的喪事，尤其是葬禮，遠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哀悼行為，它是一場有組織的政治運動，組織者和參加者也並不只是要表達對死者的哀思，更是要利用這個機會對國民黨政府表達一種政治性的訴求。
要明白顧准們當時為何為魯迅大辦喪事，就得明白其時的國際國內局勢和中國共產黨的處境。
1935年日本加速對中國的侵略進程，策動“華北自治”，華北形勢嚴重惡化。以“北上抗日”的名義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不失時機地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並於1935年8月1日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號召大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做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其中十分明確地指出：“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是什麼呢？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中共中央其時正以全力“逼蔣抗日”，而“逼蔣聯（容）共”則是“逼蔣抗日”的題中應有之義，或者說，是真正的目的所在。對於中國共黨人來說，這種主動表示捐棄前嫌、願與國民黨並肩抗日的策略，無疑是高明到極致的，這的確體現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高瞻遠矚和目光如炬，因為這決不僅關乎“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更關乎中國共產黨本身的生死存亡。但要讓蔣介石停止對“蘇區”的進攻和對紅軍的圍剿，僅有宣言和口號當然不夠，還要用實際的行動來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如此。中共為此目的而策劃、組織和領導的第一場大運動便是在北平的“一二·九運動”。關於“一二·九”，有許多資料可供引用，不過，我們還是照抄《辭海》上的釋義：“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大規模學生愛國運動。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東北後，又進一步控制了河北和察哈爾，------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中共發表了《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抗日救國。1935年12月9日，北平（今北京）學生六千餘人舉行示威遊行，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運動’。國民黨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鎮壓，打傷和逮捕了很多學生。次日，北平各校學生宣布總罷課。16日學生和市民一萬餘人又舉行示威遊行，迫使‘冀察政務委員會’延期成立。杭州、廣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漢、長沙等地學生相繼舉行遊行示威，各地愛國人士紛紛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實行抗日，掀起了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新高潮，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一二·九運動”大大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同時，中共慷慨激昂的“抗日話語”也贏得了廣大民眾的好感和信任。“一二·九運動”之後，全國民眾強烈要求國民黨不再視共產黨為“匪”，停止與共產黨為敵，這對蔣介石形成巨大的壓力。許多不同程度地參與了運動的青年學生，則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共產黨，並在“七·七事變”後投奔了延安等共產黨占領區。在中共黨史上，“一二·九運動”其實是極其“輝煌”的一章，但因為這並不是“武裝鬥爭”，其“意義”便長期未能得到應有的估價。毛澤東在1935年12月27日做《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時，說“學生運動已有極大的發展”，應該就是指正在蔓延的“一二·九運動”。“一二·九”之後的國內形勢，明顯有利於共產黨。“一二·九”之後，中共雖然在各地借各種機會組織了旨在“逼蔣抗日”的示威遊行，但規模都不能與“一二·九”相比，而在運動的規模上堪與“一二·九”相提並論者，則是1936年10月22日的魯迅遺體出殯和葬禮。在一定的意義上，魯迅的喪事，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組織領導的又一場“一二·九”。
2002年12月25日夜
注釋：
（1）轉引自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六頁。
（2）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頁。
（3）見《毛澤東讀批詩文鑑賞》，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97頁。
（4）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頁。
（5）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頁。
（6）見蕭詩美《毛澤東謀略》，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當山大王就當山大王”的壯語，見於許多關於毛澤東的著述中。
（7）1996年版第六頁。
（8）紅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頁。
（9）見《毛澤東讀批詩文鑑賞》第990頁。
（10）見《黃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頁。
（11）見陳晉《文人毛澤東》第79頁。
（12）見蕭詩美《毛澤東謀略》第125——126頁。
（13）《人民日報》1981年12月26日，轉引自《聽毛澤東講古今故事》，紅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頁。
（14）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00頁。
（15）見易嚴《毛澤東與魯迅》，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頁。
（16）見《毛澤東讀批詩文鑑賞》第994頁，又見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頁。
（17）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頁。
（18）杜勒斯為其時美國國務卿。
（19）見《聽毛澤東講古今故事》第465頁。
（20）見《毛澤東外交文選》。
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
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1)
引 言
魯迅生前多次談到“死後”一事。在逝世前不久寫下的《死》中，魯迅“立”了七條“遺囑”，其中第二條是“趕快收斂，埋掉，拉倒”，第三條是“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不過，魯迅確實是“人”而不是“神”，不論他怎樣對“死後”擔憂、恐懼，不論他怎樣希望無聲無息地入土為安，一瞑之後，他也只能任人擺布。實際上，魯迅的喪事是辦得極其隆重極具聲勢的，以致於給一些組織和參加者留下了十分強烈的印象。
讀顧准“文革”期間以“二度右派”之身寫的“歷史交代”，你會發現這樣的回憶：“我記憶中的1936年3月至1936年9月為止的職救工作的經過，還是像《回憶》中所寫的，只剩下這樣一些印象了：這個時期主要是組織示威遊行，——三八、五一、魯迅葬儀等等，其他情節全記不起來了。”（1）所謂“職救”是上海其時的“職業界救國會”的簡稱。上海當時的各界“救國會”由中共地下黨在暗中直接領導，而林楓、顧准、雍文濤、王紀華等人則是“職救會”的中共負責人。儘管在魯迅葬儀的日期上有一點小差錯，但時隔30年，顧准在做“歷史交待”時還記得“魯迅葬儀”，可見這次“葬儀”的確非同尋常。顧准同時告訴我們，這場“魯迅葬儀”實際上是他作為中共地下黨員參與“組織”的一次“示威遊行”。所以，魯迅的喪事，尤其是葬禮，遠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哀悼行為，它是一場有組織的政治運動，組織者和參加者也並不只是要表達對死者的哀思，更是要利用這個機會對國民黨政府表達一種政治性的訴求。
要明白顧准們當時為何為魯迅大辦喪事，就得明白其時的國際國內局勢和中國共產黨的處境。
1935年日本加速對中國的侵略進程，策動“華北自治”，華北形勢嚴重惡化。以“北上抗日”的名義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不失時機地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並於1935年8月1日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號召大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做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其中十分明確地指出：“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是什麼呢？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中共中央其時正以全力“逼蔣抗日”，而“逼蔣聯（容）共”則是“逼蔣抗日”的題中應有之義，或者說，是真正的目的所在。對於中國共黨人來說，這種主動表示捐棄前嫌、願與國民黨並肩抗日的策略，無疑是高明到極致的，這的確體現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高瞻遠矚和目光如炬，因為這決不僅關乎“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更關乎中國共產黨本身的生死存亡。但要讓蔣介石停止對“蘇區”的進攻和對紅軍的圍剿，僅有宣言和口號當然不夠，還要用實際的行動來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如此。中共為此目的而策劃、組織和領導的第一場大運動便是在北平的“一二·九運動”。關於“一二·九”，有許多資料可供引用，不過，我們還是照抄《辭海》上的釋義：“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大規模學生愛國運動。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東北後，又進一步控制了河北和察哈爾，------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中共發表了《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抗日救國。1935年12月9日，北平（今北京）學生六千餘人舉行示威遊行，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運動’。國民黨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鎮壓，打傷和逮捕了很多學生。次日，北平各校學生宣布總罷課。16日學生和市民一萬餘人又舉行示威遊行，迫使‘冀察政務委員會’延期成立。杭州、廣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漢、長沙等地學生相繼舉行遊行示威，各地愛國人士紛紛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實行抗日，掀起了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新高潮，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一二·九運動”大大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同時，中共慷慨激昂的“抗日話語”也贏得了廣大民眾的好感和信任。“一二·九運動”之後，全國民眾強烈要求國民黨不再視共產黨為“匪”，停止與共產黨為敵，這對蔣介石形成巨大的壓力。許多不同程度地參與了運動的青年學生，則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共產黨，並在“七·七事變”後投奔了延安等共產黨占領區。在中共黨史上，“一二·九運動”其實是極其“輝煌”的一章，但因為這並不是“武裝鬥爭”，其“意義”便長期未能得到應有的估價。毛澤東在1935年12月27日做《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時，說“學生運動已有極大的發展”，應該就是指正在蔓延的“一二·九運動”。“一二·九”之後的國內形勢，明顯有利於共產黨。“一二·九”之後，中共雖然在各地借各種機會組織了旨在“逼蔣抗日”的示威遊行，但規模都不能與“一二·九”相比，而在運動的規模上堪與“一二·九”相提並論者，則是1936年10月22日的魯迅遺體出殯和葬禮。在一定的意義上，魯迅的喪事，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組織領導的又一場“一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