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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說毛澤東心中有著“《水滸》情結”，還不如乾脆說毛澤東心中有著“梁山泊情結”。在青少年時期就有著的“梁山泊情結”，使他在1927年率部上了井岡山。但井岡山並不是“梁山泊情結”結出的最終的果實。或者說，對於毛澤東來說，“梁山泊情結”不只是意味著一種“打江山”的方式，還意味著一種社會理想。梁山泊本身也是一個社會，這個社會的組成方式，這個社會中人與人的相處方式，都令毛澤東欣賞和著迷。近人黃人在發表於1907年的《小說小話》中曾對《水滸傳》有這樣的政治性評價：“《水滸》一書，純是社會主義。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謂至矣。自有歷史以來，未有以百餘人組織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資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獨立之才幹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幾於烏托邦矣。”（10）“梁山泊”式的“社會主義”，是遊民心中的“烏托邦”，其具體表現就是：“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相貌語言，南北東西雖各別；心情肝膽，忠誠異姓並無差。”“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皆一樣的酒筵歡樂，無問親疏”，“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等等。這樣一種“社會主義”，對於毛澤東1949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有著某種程度的影響。1949年後，“梁山泊情結”並未從毛澤東心中消失，當他致力於社會改造和重建時，“梁山泊”或明或暗、或有意或無意地成為一種參照、一種藍圖。整個中國成為一個巨大的“梁山泊”，多多少少是他的一種希望、一種憧憬。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5)
總之，從小嗜讀《水滸傳》一類表現了強烈的“遊民意識”的小說，對毛澤東精神世界有著多方面的深刻影響。從當年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後來的“集體食堂運動”、“人民公社運動”、“文化大革命”，都可從這類中國古代小說里找到某種根源。
三《水滸傳》、《三國演義》這兩部書，不僅賦予遊民造反以道義上的正當性和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也為遊民造反提供了軍事上的指南。清人劉鑾在他的筆記《五石瓠》里記述道：“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三國演義》、《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咸效之。”張獻忠在他的造反生涯中，竟每天都讓人為他講說《三國》、《水滸》上的作戰故事，供他在自己作戰時仿效。清人張德堅在《賊情彙纂》中也這樣說到洪秀全、楊秀清們的造反：“賊之詭計，果何所依據？蓋由二三黠賊，采稗官野史中軍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寶為不傳之秘訣。其取裁《三國演義》、《水滸傳》為尤多。”黃人在《小說小話》中也說：“張獻忠、李自成、及近世張格爾、洪秀全等，初起眾皆烏合，羌無紀律。其後攻城略地，伏險設防，漸有機智，遂成滔天巨寇。聞其皆以《三國演義》中戰案，為玉帳中唯一之秘本。”在戰爭年代，毛澤東時時研讀《三國》、《水滸》，顯然也有著從中學習戰法的用心。而且，這兩部書，大概也不只一次地對毛澤東的“埋伏攻襲”起過“有效”的指導作用。光是《三國演義》中的“空城計”，我就見到過毛澤東兩次仿效的記載。一次是1928年8月的“黃洋界保衛戰”，以僅有的一門迫擊炮發射了一發炮彈，便把前來圍剿的國民黨軍隊嚇跑。據說，事後山上開了一個慶祝會，有人把這一戰鬥編成京劇《毛澤東空山計》，將諸葛亮在《空城計》中的那段著名唱詞改為：“我站在黃洋界上觀山景，忽聽得山下人馬亂紛紛。舉目抬頭來觀看，原來是湘贛發來的兵。一來是農民鬥爭少經驗，二來是二十八團離開了永新。你既得寧風茅坪多僥倖，為何又來侵占我的五井？你既來就把山來進，為何山下扎大營？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這裡內無埋伏，外無援兵。你來，來，來！我準備著南瓜紅米，紅米南瓜，犒賞你的三軍；你來，來，來！請你到井岡山上談談革命。”（11）另一次是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中的轉戰陝北時。一天，毛澤東被劉戡的追兵逼到了死亡的狹谷，“敵人占著兩座山頭，居高臨下。另一面是咆哮的蘆葭河。毛澤東隨行只有二三百人，全部暴露在敵人的槍口下。”眾人皆“把生死交給了命運之神”。而“忽然，毛澤東把菸頭擲在地上說：‘放心跟我走，老子不信邪。’他從容地轉身走上黃河岔的堤岸，不緊不慢地，順堤向西北方向走去。------就這樣，毛不緊不慢地在河堤上走著，身後二三百人緊跟著，屏住了呼吸。起初還有一兩個子彈在毛的周圍鑽進泥土，離他只有二三米，隨後，奇蹟發生了，身後那些山頭，槍炮聲忽然停止了。劉戡的七個旅眼睜睜地看著毛從他們的槍口底下在河堤上走了三百多米，翻過一個小土崗，不見了。”事後，毛澤東談及此事時，“得意”地唱道：“我正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城外亂紛紛，旌旗招展空番營，原來是司馬發來的兵------”（12）這段故事傳奇性強得令人對其真實性生疑。但即便是編造出來的，也很能說明問題：人們熱衷於編造毛澤東巧用《三國》、《水滸》戰術的故事，也說明毛澤東的確常用《三國》、《水滸》戰術。
毛澤東與中國古代小說(5)
總之，從小嗜讀《水滸傳》一類表現了強烈的“遊民意識”的小說，對毛澤東精神世界有著多方面的深刻影響。從當年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後來的“集體食堂運動”、“人民公社運動”、“文化大革命”，都可從這類中國古代小說里找到某種根源。
三《水滸傳》、《三國演義》這兩部書，不僅賦予遊民造反以道義上的正當性和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也為遊民造反提供了軍事上的指南。清人劉鑾在他的筆記《五石瓠》里記述道：“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三國演義》、《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咸效之。”張獻忠在他的造反生涯中，竟每天都讓人為他講說《三國》、《水滸》上的作戰故事，供他在自己作戰時仿效。清人張德堅在《賊情彙纂》中也這樣說到洪秀全、楊秀清們的造反：“賊之詭計，果何所依據？蓋由二三黠賊，采稗官野史中軍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寶為不傳之秘訣。其取裁《三國演義》、《水滸傳》為尤多。”黃人在《小說小話》中也說：“張獻忠、李自成、及近世張格爾、洪秀全等，初起眾皆烏合，羌無紀律。其後攻城略地，伏險設防，漸有機智，遂成滔天巨寇。聞其皆以《三國演義》中戰案，為玉帳中唯一之秘本。”在戰爭年代，毛澤東時時研讀《三國》、《水滸》，顯然也有著從中學習戰法的用心。而且，這兩部書，大概也不只一次地對毛澤東的“埋伏攻襲”起過“有效”的指導作用。光是《三國演義》中的“空城計”，我就見到過毛澤東兩次仿效的記載。一次是1928年8月的“黃洋界保衛戰”，以僅有的一門迫擊炮發射了一發炮彈，便把前來圍剿的國民黨軍隊嚇跑。據說，事後山上開了一個慶祝會，有人把這一戰鬥編成京劇《毛澤東空山計》，將諸葛亮在《空城計》中的那段著名唱詞改為：“我站在黃洋界上觀山景，忽聽得山下人馬亂紛紛。舉目抬頭來觀看，原來是湘贛發來的兵。一來是農民鬥爭少經驗，二來是二十八團離開了永新。你既得寧風茅坪多僥倖，為何又來侵占我的五井？你既來就把山來進，為何山下扎大營？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這裡內無埋伏，外無援兵。你來，來，來！我準備著南瓜紅米，紅米南瓜，犒賞你的三軍；你來，來，來！請你到井岡山上談談革命。”（11）另一次是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中的轉戰陝北時。一天，毛澤東被劉戡的追兵逼到了死亡的狹谷，“敵人占著兩座山頭，居高臨下。另一面是咆哮的蘆葭河。毛澤東隨行只有二三百人，全部暴露在敵人的槍口下。”眾人皆“把生死交給了命運之神”。而“忽然，毛澤東把菸頭擲在地上說：‘放心跟我走，老子不信邪。’他從容地轉身走上黃河岔的堤岸，不緊不慢地，順堤向西北方向走去。------就這樣，毛不緊不慢地在河堤上走著，身後二三百人緊跟著，屏住了呼吸。起初還有一兩個子彈在毛的周圍鑽進泥土，離他只有二三米，隨後，奇蹟發生了，身後那些山頭，槍炮聲忽然停止了。劉戡的七個旅眼睜睜地看著毛從他們的槍口底下在河堤上走了三百多米，翻過一個小土崗，不見了。”事後，毛澤東談及此事時，“得意”地唱道：“我正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城外亂紛紛，旌旗招展空番營，原來是司馬發來的兵------”（12）這段故事傳奇性強得令人對其真實性生疑。但即便是編造出來的，也很能說明問題：人們熱衷於編造毛澤東巧用《三國》、《水滸》戰術的故事，也說明毛澤東的確常用《三國》、《水滸》戰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