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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多餘的話》時的瞿秋白，想來沒有預見到後來韋君宜們的遭遇，如果預見到了，他一定會更少顧忌，也一定會把話說得更明白些。讓我用楊團的一番話，結束這篇已很冗長但並未盡意的文章吧：“母親後來曾告訴我：她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一切，但是沒想到要犧牲的還有自己的良心。------母親苦苦追求了一輩子，卻在眼淚全都乾涸的時候才大徹大悟：窮盡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奮鬥，換來的究竟是什麼？當她重溫自己那時的理想，當她不能不承認後來犧牲一切所追隨的，都與自己那時的理想相悖，仿佛繞地球一圈又回到了原地，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徹骨髓呢？”（11）這番話，很大程度上也適用於瞿秋白。
2002年10月16日
注釋：
（1）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2）《瞿秋白研究》第四輯。
（3）（4）《瞿秋白研究》第五輯。
（5）瞿獨伊《懷念父親》，載《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二期。
（6）見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頁。
（7）同（6）第604頁。
（8）見《伍修權同志回憶錄》，載《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一輯。
（9）（11）《回應韋君宜·代序》。
（10）吳小龍《悲情·人格·思考》，載《隨筆》2002年第四期。
風高防火與振翅灑水——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1)
問題的提起
魯迅與胡適確實有著多方面的可比性。而最近幾年，將這二人放在一起談論、比較者，也時有所見。當然，這些論者的視角、眼光和結論，往往是頗有差異的。從是否指名道姓地罵過蔣介石這一角度對魯、胡二人進行比較，我也不只一次地從他人的口頭或筆下見識過。這種比較的理路是，1927年後，魯、胡二人都長期批評過國民黨，但魯迅卻從未指名道姓地斥責過作為國民黨“黨魁”的蔣介石，而胡適則在有生之年多次這樣做過。從這一事實，便能夠“邏輯”地得出這樣的結論：胡適比魯迅更有勇氣、更富於戰鬥精神、更不在乎一己安危；或者說，與胡適相比，魯迅更世故、更善於自我保護、更膽怯懦弱。這種角度的比較，還是以這樣的背景為前提的：過去數十年，我們一直強調“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一直說魯迅在與國民黨政權的鬥爭中是“毫無畏懼”的，是“前腳跨出門去，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來”的，一直把魯迅說成是“民族魂”；而對胡適，則加諸種種惡諡，說他是國民黨的“走狗”，說他軟弱妥協，說他稍遇壓力便“寧彎不折”------而今天從是否指名道姓地罵過蔣介石這一角度對二人進行比較，則無疑有著“撥亂反正”、“把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之意。
僅僅在是否指名道姓地罵過蔣介石這一點上做文章，殊是無謂。但這一問題確又是牽一髮而動“二”身的那根“發”。從這一角度出發，深究下去，會接觸到魯、胡二人不同的政治觀念、現實姿態等一系列大問題。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是與對共產黨的洗清同時進行的，或者說，“清黨”，是南京政府真正的“開國大典”。對蔣介石的“清黨”這一舉動，魯、胡二人就有著不同的態度。面對國民黨的大肆殺人，魯迅是驚訝、憤怒和痛恨，而胡適則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其時尚在日本的胡適對國民黨的“清黨反共”發表了這樣的看法：“我這十個月在歐洲美洲，不知國內的詳細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變------蔣介石將軍清黨反共的舉動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們外國朋友也許不認得吳敬恆、蔡元培是什麼人，但我知道這幾個人，很佩服他們的見識與人格。這個新政府能得到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同時，又表示：“蔡元培、吳敬恆不是反動派，他們是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自由論者，我向來敬重這幾個人，他們的道義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著我們的同情的。”（1）胡適於1926年7月出國，在海外生活了10個月，對國內發生的事情所知不詳。但他素來敬重、信任蔡元培、吳稚暉等前輩。當他得知蔡、吳諸元老都堅決主張蔣介石的“清黨反共”，並支持南京國民政府後，便決定與他們取同一步調。胡適對南京政府的這種最初的表態，也並非權宜之計或隨便說說。實際上，他此後對這最初的表態從未後悔過，即便在他與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衝突最嚴重時，也未後悔過最初表示過的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道義支持。可以說，在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誕生之時，魯迅和胡適就對之有著頗為相異的心態。魯迅一開始就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持一種決絕的態度，更談不上對之有什麼希望和期待，換句話說，魯迅一開始就以敵對的目光怒視著蔣介石對南京政府的締造，一開始就把蔣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當作了不共戴天的仇敵，並且這樣一種心態和姿態終生未改；胡適則一開始就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取支持和合作的態度，儘管這種支持和合作並非是無條件的，換句話說，胡適是以期待的目光注視著蔣介石對南京政府的締造的，他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是懷有希望的，此後，這種期待和希望無論怎樣受挫，胡適也沒有讓自己陷入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徹底絕望，因此，也不妨說，胡適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有條件的支持，也是持續終生的。
2002年10月16日
注釋：
（1）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2）《瞿秋白研究》第四輯。
（3）（4）《瞿秋白研究》第五輯。
（5）瞿獨伊《懷念父親》，載《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二期。
（6）見王觀泉《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頁。
（7）同（6）第604頁。
（8）見《伍修權同志回憶錄》，載《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一輯。
（9）（11）《回應韋君宜·代序》。
（10）吳小龍《悲情·人格·思考》，載《隨筆》2002年第四期。
風高防火與振翅灑水——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
魯迅的不罵蔣介石與胡適的敢罵蔣介石(1)
問題的提起
魯迅與胡適確實有著多方面的可比性。而最近幾年，將這二人放在一起談論、比較者，也時有所見。當然，這些論者的視角、眼光和結論，往往是頗有差異的。從是否指名道姓地罵過蔣介石這一角度對魯、胡二人進行比較，我也不只一次地從他人的口頭或筆下見識過。這種比較的理路是，1927年後，魯、胡二人都長期批評過國民黨，但魯迅卻從未指名道姓地斥責過作為國民黨“黨魁”的蔣介石，而胡適則在有生之年多次這樣做過。從這一事實，便能夠“邏輯”地得出這樣的結論：胡適比魯迅更有勇氣、更富於戰鬥精神、更不在乎一己安危；或者說，與胡適相比，魯迅更世故、更善於自我保護、更膽怯懦弱。這種角度的比較，還是以這樣的背景為前提的：過去數十年，我們一直強調“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一直說魯迅在與國民黨政權的鬥爭中是“毫無畏懼”的，是“前腳跨出門去，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來”的，一直把魯迅說成是“民族魂”；而對胡適，則加諸種種惡諡，說他是國民黨的“走狗”，說他軟弱妥協，說他稍遇壓力便“寧彎不折”------而今天從是否指名道姓地罵過蔣介石這一角度對二人進行比較，則無疑有著“撥亂反正”、“把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之意。
僅僅在是否指名道姓地罵過蔣介石這一點上做文章，殊是無謂。但這一問題確又是牽一髮而動“二”身的那根“發”。從這一角度出發，深究下去，會接觸到魯、胡二人不同的政治觀念、現實姿態等一系列大問題。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是與對共產黨的洗清同時進行的，或者說，“清黨”，是南京政府真正的“開國大典”。對蔣介石的“清黨”這一舉動，魯、胡二人就有著不同的態度。面對國民黨的大肆殺人，魯迅是驚訝、憤怒和痛恨，而胡適則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其時尚在日本的胡適對國民黨的“清黨反共”發表了這樣的看法：“我這十個月在歐洲美洲，不知國內的詳細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變------蔣介石將軍清黨反共的舉動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們外國朋友也許不認得吳敬恆、蔡元培是什麼人，但我知道這幾個人，很佩服他們的見識與人格。這個新政府能得到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同時，又表示：“蔡元培、吳敬恆不是反動派，他們是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自由論者，我向來敬重這幾個人，他們的道義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著我們的同情的。”（1）胡適於1926年7月出國，在海外生活了10個月，對國內發生的事情所知不詳。但他素來敬重、信任蔡元培、吳稚暉等前輩。當他得知蔡、吳諸元老都堅決主張蔣介石的“清黨反共”，並支持南京國民政府後，便決定與他們取同一步調。胡適對南京政府的這種最初的表態，也並非權宜之計或隨便說說。實際上，他此後對這最初的表態從未後悔過，即便在他與蔣介石和國民黨的衝突最嚴重時，也未後悔過最初表示過的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道義支持。可以說，在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誕生之時，魯迅和胡適就對之有著頗為相異的心態。魯迅一開始就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持一種決絕的態度，更談不上對之有什麼希望和期待，換句話說，魯迅一開始就以敵對的目光怒視著蔣介石對南京政府的締造，一開始就把蔣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當作了不共戴天的仇敵，並且這樣一種心態和姿態終生未改；胡適則一開始就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取支持和合作的態度，儘管這種支持和合作並非是無條件的，換句話說，胡適是以期待的目光注視著蔣介石對南京政府的締造的，他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是懷有希望的，此後，這種期待和希望無論怎樣受挫，胡適也沒有讓自己陷入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徹底絕望，因此，也不妨說，胡適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有條件的支持，也是持續終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