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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的“反黨”(3)
胡適對國民黨的種種批評、抨擊，目的就是要把國民黨從封建幫會式的政黨改造成現代英美式的民主政黨，這是要讓國民黨脫胎換骨、改魂易心，是要從根基上改變國民黨的性質，在這個意義上，說胡適是反國民黨的，也並沒有錯。而另一個“胡”——胡風的“反黨”罪名，可就是天大的冤枉了。胡適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感情和態度，與胡風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感情和態度，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對蔣介石和國民黨，胡適是俯瞰，是教訓，是“恨鐵不成鋼”的希望和失望。而胡風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是仰視，是膜拜，是近乎無條件的信奉，是“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追隨。他僅僅是在一些具體的文藝問題上與主流觀念有所齟齷，而且，他始終堅信，這種齟齷只是發生在他與其時掌管文權的周揚等人之間，是周揚等人誤解和歪曲了“黨的文藝方針”和“毛主席文藝思想”，而更準確地理解了“黨的文藝方針”和“毛主席文藝思想”的，是他胡風。
除了聲望、地位等方面的差異外，胡適與胡風之間還有著太多的不同。在1949以前的文化界，胡適是自由主義群體的主帥，胡風則是左翼陣營的中堅。可以說，那時就是相互敵對的。對胡適所倡導的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文化人士，其實從未真正弄明白過。而在被認為“左得出奇”的胡風眼裡，胡適等自由主義者，不過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幫忙”或“幫閒”。有趣的是，在自己被視為與胡適同類的不久之前，胡風還在起勁地批判胡適。1954年10月31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聯席會議，批判《文藝報》在《紅樓夢》研究問題上“壓制小人物”的錯誤，胡風在會上做了積極的發言：“胡風首先批評《文藝報》向資產階級投降，具體的講‘是向反動的胡適派思想投降’，胡風點出朱光潛的例子，認為朱光潛過去是‘胡適派的旗幟之一’，‘一成不變地為蔣介石服務’。對這樣的人，《文藝報》卻妥協、投降。”（見李輝《文壇悲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宣告成立，胡風就以無比的真誠寫了長達數千行的政治抒情詩《時間開始了》，對毛澤東極盡歌頌之能事。人們不能設想這樣的“頌聖詩”會出自胡適之手。作為“新詩老祖宗”，胡適若看到這樣的詩，一定會覺得自己“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儘管遭到打壓，胡適至死不改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批判態度。而受過殘酷迫害的胡風，在重獲自由後，仍然不斷地表達著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無限信賴和崇拜。1980年3月，從四川回到北京後，胡風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道：“我一直認為事情總要有個相當的結束，所以對釋放並不感到意外。------我一直相信，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不會亂打一個人，亂殺一個人的。------這些年來，我一直是聽天由命，天是中央，是黨，命是事實。”（轉引自戴光中《胡風傳》）1980年11月15日，胡風在《文匯報》上發表了《向朋友們、讀者們致意》一文，這是二十六年後首次亮相，胡風寫道：“我想到了黨，二十五年前，我曾寫過這樣的話：‘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我個人三十多年來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一些犧牲的先烈和一直忠貞戰鬥著的同志們引導我、教導過我------’這是我的肺腑之言，在這四分之一的世紀裡，支撐我活下去的，就是對黨的信念。我相信，黨有這胸懷，也有這魄力，審慎而又全面地檢視一切的歷史事件，對任何人，即使像我這樣一個渺小的普通勞動者，也定將給以公正的符合歷史的評價。”其實，他至死也沒有看到對他的“徹底平反”。
胡適與胡風的最根本區別，還在於一是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一是傳統型的文人。胡適雖也多多少少有著傳統士子的氣息，但基本上是一個具有現代人格的知識分子；胡風雖也多多少少具有現代意識，但基本上是一個傳統型的文人，他的氣節、他的情操，都是傳統型的。胡風摯友賈植芳先生曾說：“胡風這個人有忠君思想，像晁錯一樣，認為皇帝是好的，只是小人多，想清君側，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思想。他寫三十萬言書，實際上和過去傳統上萬言書差不多。應該從中國的文化來看這段歷史。再說，我們的朋友中有的文藝思想也很左，不能容人。”（見李輝《文壇悲歌》）。
儘管胡適與胡風有著種種不同，但在大陸五十年代的“批胡”運動中，他們還是被一鍋煮了。假反共產黨的胡風被說成是真反，真反國民黨的胡適被說成是假反，而他們都是國民黨的“走狗”和爪牙，這也應了一句老話：“假作真是真亦假”。
2001年2月5日
瞿秋白的“名譽
瞿秋白的“名譽(1)
“向使當初身便死”
1931年4月24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顧順章，在漢口被國民黨逮捕。（1）
1931年6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總書記的向忠發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
1932年10月15日，中共首任領袖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
胡適對國民黨的種種批評、抨擊，目的就是要把國民黨從封建幫會式的政黨改造成現代英美式的民主政黨，這是要讓國民黨脫胎換骨、改魂易心，是要從根基上改變國民黨的性質，在這個意義上，說胡適是反國民黨的，也並沒有錯。而另一個“胡”——胡風的“反黨”罪名，可就是天大的冤枉了。胡適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感情和態度，與胡風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感情和態度，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對蔣介石和國民黨，胡適是俯瞰，是教訓，是“恨鐵不成鋼”的希望和失望。而胡風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是仰視，是膜拜，是近乎無條件的信奉，是“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追隨。他僅僅是在一些具體的文藝問題上與主流觀念有所齟齷，而且，他始終堅信，這種齟齷只是發生在他與其時掌管文權的周揚等人之間，是周揚等人誤解和歪曲了“黨的文藝方針”和“毛主席文藝思想”，而更準確地理解了“黨的文藝方針”和“毛主席文藝思想”的，是他胡風。
除了聲望、地位等方面的差異外，胡適與胡風之間還有著太多的不同。在1949以前的文化界，胡適是自由主義群體的主帥，胡風則是左翼陣營的中堅。可以說，那時就是相互敵對的。對胡適所倡導的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文化人士，其實從未真正弄明白過。而在被認為“左得出奇”的胡風眼裡，胡適等自由主義者，不過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幫忙”或“幫閒”。有趣的是，在自己被視為與胡適同類的不久之前，胡風還在起勁地批判胡適。1954年10月31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聯席會議，批判《文藝報》在《紅樓夢》研究問題上“壓制小人物”的錯誤，胡風在會上做了積極的發言：“胡風首先批評《文藝報》向資產階級投降，具體的講‘是向反動的胡適派思想投降’，胡風點出朱光潛的例子，認為朱光潛過去是‘胡適派的旗幟之一’，‘一成不變地為蔣介石服務’。對這樣的人，《文藝報》卻妥協、投降。”（見李輝《文壇悲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宣告成立，胡風就以無比的真誠寫了長達數千行的政治抒情詩《時間開始了》，對毛澤東極盡歌頌之能事。人們不能設想這樣的“頌聖詩”會出自胡適之手。作為“新詩老祖宗”，胡適若看到這樣的詩，一定會覺得自己“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儘管遭到打壓，胡適至死不改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批判態度。而受過殘酷迫害的胡風，在重獲自由後，仍然不斷地表達著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無限信賴和崇拜。1980年3月，從四川回到北京後，胡風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道：“我一直認為事情總要有個相當的結束，所以對釋放並不感到意外。------我一直相信，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不會亂打一個人，亂殺一個人的。------這些年來，我一直是聽天由命，天是中央，是黨，命是事實。”（轉引自戴光中《胡風傳》）1980年11月15日，胡風在《文匯報》上發表了《向朋友們、讀者們致意》一文，這是二十六年後首次亮相，胡風寫道：“我想到了黨，二十五年前，我曾寫過這樣的話：‘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我個人三十多年來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一些犧牲的先烈和一直忠貞戰鬥著的同志們引導我、教導過我------’這是我的肺腑之言，在這四分之一的世紀裡，支撐我活下去的，就是對黨的信念。我相信，黨有這胸懷，也有這魄力，審慎而又全面地檢視一切的歷史事件，對任何人，即使像我這樣一個渺小的普通勞動者，也定將給以公正的符合歷史的評價。”其實，他至死也沒有看到對他的“徹底平反”。
胡適與胡風的最根本區別，還在於一是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一是傳統型的文人。胡適雖也多多少少有著傳統士子的氣息，但基本上是一個具有現代人格的知識分子；胡風雖也多多少少具有現代意識，但基本上是一個傳統型的文人，他的氣節、他的情操，都是傳統型的。胡風摯友賈植芳先生曾說：“胡風這個人有忠君思想，像晁錯一樣，認為皇帝是好的，只是小人多，想清君側，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思想。他寫三十萬言書，實際上和過去傳統上萬言書差不多。應該從中國的文化來看這段歷史。再說，我們的朋友中有的文藝思想也很左，不能容人。”（見李輝《文壇悲歌》）。
儘管胡適與胡風有著種種不同，但在大陸五十年代的“批胡”運動中，他們還是被一鍋煮了。假反共產黨的胡風被說成是真反，真反國民黨的胡適被說成是假反，而他們都是國民黨的“走狗”和爪牙，這也應了一句老話：“假作真是真亦假”。
2001年2月5日
瞿秋白的“名譽
瞿秋白的“名譽(1)
“向使當初身便死”
1931年4月24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顧順章，在漢口被國民黨逮捕。（1）
1931年6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總書記的向忠發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
1932年10月15日，中共首任領袖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