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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前中期是奧斯曼帝國文化的鼎盛時代。蘇萊曼一世（Suleiman I，1494—1566年，1520—1566年在位）是奧斯曼帝國史上富有學養的開明專制君主的典範。他擅長寫作詩歌和散文，曾將“穆希比”作為詩歌筆名，並留下《戰爭日記》一書。蘇萊曼一世當政時期，奧斯曼帝國在伊斯坦堡修建街道、橋樑、學校、醫院、驛站和浴池等公共設施，首都面貌煥然一新。他在四處征戰之餘，還在各地廣建清真寺，重修著名學者的墳墓，以此弘揚伊斯蘭文化。1535年帝國軍隊征服伊拉克後，蘇萊曼一世下旨在巴格達城內為哈乃斐教法學派的創始人艾布·哈尼法興建清真寺，並重修蘇非派卡迪里教團創始人吉拉尼屢遭破壞的墳墓。1550—1557年間他下令建築學家錫南在伊斯坦堡督造蘇萊曼清真寺，該寺後來被譽為奧斯曼建築史上“最富麗堂皇的紀念碑”。
16世紀後期至19世紀末是奧斯曼帝國文化的轉型階段。艾哈邁德三世（Ahmed III，1673—1736年，1703—1730年在位）在大維齊爾達烏德·易卜拉欣帕夏的誘導下，率先追求法國王室的建築藝術和生活情趣。艾哈邁德三世時代，大維齊爾受命在首都近郊督造蘇丹的“逍遙宮”（Sa’dabat），刻意仿效法國楓丹白露宮的建築風格，新建的別墅、園林、噴泉、涼亭和浴室開始出現打斷的挑檐板、成群的壁柱、卷邊形牌匾等，法國的建築藝術開始影響整個帝都。同時，引自歐洲的名貴花卉鬱金香盛開於伊斯坦堡的皇宮和別墅，故艾哈邁德三世統治時期被稱為“鬱金香時代”（The Tulip Period）。此後，“政治和經濟的瓦解並非與大多數文化領域的衰落同步發生。相反，由於蘇丹此時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皇宮中能夠推動和實踐的文化事業上，不受軍事和政治問題的困擾，也由於部長們和總督們一樣總是極力仿效他們的主人，所以在長達幾個世紀的帝國瓦解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文化上的領軍人物。由於古典時代的活力繼續發揮作用，這樣也許抵消了日益增長的混亂對社會所有階級的影響”。[1]
鬱金香時代建築風格的代表——艾哈邁德三世噴泉
關於奧斯曼帝國文化成就的歷史地位，學界爭議不斷，莫衷一是。歐洲國家的諸多學者對奧斯曼帝國的文化成就充滿傲慢和偏見，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人重新學習古典知識以前，穆斯林思想家僅僅充當這些知識的存儲器。德國歷史學家卡爾·布羅克爾曼在其著作《伊斯蘭教各民族與國家史》中這樣寫道：“奧斯曼人的學術生活幾乎完全沒有獨創之處，而是局限在傳統的固定範圍中。對穆斯林來說，科學並不意味著取得新知識，而是意味著盡到最大可能全面地掌握前人的研究結果。關於宗教和宗教法律的知識受到最大的尊重，宗教法和民法分不開而且控制著民法。由於伊斯蘭教經典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寫成的，奧斯曼學者中的神學作家一般也使用阿拉伯文。只有啟發俗人的某些書籍才用民族文字寫成。奧斯曼學者的優點不是大膽或深刻的思想而是記憶力強和刻苦鑽研的精神。”[2]美國學者斯坦福·肖這樣解釋歐洲學者的傲慢和偏見：“他們得出這種結論是因為他們缺乏語言學和美學修養，只有具備了這種修養，才能辨別和欣賞在歐洲人的經驗和意識之外發展起來的文化。”[3]
如果說部分西方學者和少數中國學者出於宗教偏見、文化隔膜和知識匱乏等原因，輕視整個伊斯蘭文化的話，那麼奧斯曼帝國文化受到一些人的蔑視，原因還不止於此。奧斯曼帝國樹敵太多，而且這些敵人在文化上影響太大，導致帝國的征戰與文化呈現“狗猛酒酸”的奇特關係。奧斯曼人始終具有強烈的尚武精神，奧斯曼帝國則是一個把征戰視為生命的國家，為主道進行聖戰成為奧斯曼人和帝國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帝國從建立到崩潰，處在四戰之地，與數不勝數的國家、民族和教派發生衝突，它的敵人除了歐洲基督徒之外，還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穆斯林。帝國的征戰導致周邊地區的普遍仇恨和長期恐懼，使被侵略者和被征服者無法以冷靜心態正視敵寇的文化成就。伴隨著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全球以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伊斯蘭世界的話語霸權，這種心理又遺傳到現今的世界。相比之下，此前阿拉伯人建立的哈里發國家，其擴張進程停止較早，特別是自阿拔斯王朝建立後，哈里發國家幾乎實現罷兵休戰，境內外諸多族群得以和平相處，具備足夠時間去消解仇恨並共同創造嶄新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奧斯曼帝國的文化輝煌燦爛。西方的中東史泰斗伯納德·劉易斯在《現代土耳其的興起》一書中寫道：“土耳其的文化生活和智力活動，可以說只是到了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由於舊的傳統已完全失去作用，新的創造力量又還沒有出現，因而才真正開始崩潰。並且即使在那個時候，在破爛不堪的宮廷習俗的幔帳後面，土耳其人簡樸的民間藝術和民間詩歌依然像過去那樣在流行著。”[4]奧斯曼帝國的文化成就，主要體現在文學、史學、哲學、建築藝術和科學技術等領域。
二、文學
依據創作主體和受眾的不同，奧斯曼帝國文學大體可以分為宮廷文學和民間文學兩類，兩類文學均發源於13世紀即奧斯曼帝國建立前後。民間文學特別是民間詩歌的主要創作者是雲遊四方的托缽僧侶或者彈奏單弦“薩茲”的行吟詩人（saz sairs），因此民間文學又被稱作“行吟詩人文學”或“神秘信仰文學”，主要影響下層百姓特別是農牧民和普通士兵。相比之下，宮廷文學大都由達官貴人或其庇護下的文人創作，主要涉及都市上層人士，在帝國文壇長期占據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