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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過了考試，成績為92.35分（幾年後，有人錦上添花，把這個分數改為95.30分）。
事後，法官們問他，報上說他把任何東西都可以倒背如流的報導是否屬實，作為答覆，馬科斯當場表演了一番。“這是費迪南德最為得意的一天。”
最高法院決定於1940年10月12日就馬科斯的上訴進行辯論。“為了這件大事，他穿了一件白色的用鯊魚皮做成的衣服，以示他是清白無辜的。”他的父親沒有出席，主持這次最高法院審訊的，是人們褒貶極不一致的副大法官——勞雷爾。
後來作了總統的勞雷爾是個傳奇人物，1909年，他18歲，為跟一個男子爭奪一個女孩，他一劍刺死了對方，這使他一舉成名。當他被指控殺人之後，他在最高法院成功地為自己進行了辯護。勞雷爾在最高法院任內，比別的任何一個人都對馬科斯的案子感興趣，他搶在別人前面宣布他將來自起草“多數人贊成的決定”。據某一消息來源說，勞雷爾逐個走訪了最高法院的成員，為無罪釋放馬科斯作了一番很動情的辯護。
勞雷爾何以如此？年輕的馬科斯有哪一點值得他如此看重？這個問題，從未得到過讓人信服的解釋。有人說，馬科斯得以無罪釋放，完全得力於勞雷爾的大力干預。雖然勞雷爾在法律上了結此案顯得矛盾百出，但是，作為大律師，他似乎寧願損害自己的名聲。有人試圖解釋這個問題，認為勞雷爾是出於同情心，因為他年輕時候也殺過人，也被判刑，現在，與他當年差不多年紀的馬科斯的處境，使他想起了自己的過去，產生了同病相憐的感覺；這樣的解釋是不會讓人信服的，因為這畢竟牽涉到一樁殺人案，而不是普普通通的民事糾紛。又有解釋說，大法官勞雷爾是愛惜人才，因為馬科斯才華出眾，如果對他判刑，對國家和民族都是一種損失；這樣的解釋照樣不能令人滿意。
真正的原因，與馬科斯的身生父親有關。
柴與勞雷爾是同齡法官，柴絕對找勞雷爾疏通過。柴讓勞雷爾照顧一下，在一個習慣於以職務之便“互相照顧”的國家裡，這並不是一件稀奇事。勞雷爾對柴吩咐的事情是樂意效勞的，原因很簡單，同為法官，誰沒有求人的時候？更何況柴是那樣的富有，又跟奎松總統有著扯不斷的牽連。
最終，馬科斯被宣布無罪。1940年，馬科斯謀殺納倫達桑一案被徹底推翻。
對這件事，一個名叫約瑟夫·萊利維爾德的人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上，在那篇文章里，他評論道：“在菲律賓被判有罪就等於被判缺乏勢力。”
他的這一評論相當精闢。
那麼，納倫達桑到底是不是被馬科斯槍殺的呢？一時間眾說紛雲，對社會公布的最為可靠的答案，應該是他後來的夫人伊梅爾達的堂姊的說法，她說，有人私自問過馬科斯，問他是否真的殺了納倫達桑，馬科斯迴避了這個問題，卻不屑地說道：“那是孩子都幹得了的事。”
對此，國際社會事實上是知道的，1965年，馬科斯在訪問華盛頓的前夕，送給華盛頓方面許多禮品，據說，搬運重物的滑道都被禮品搞得油膩膩的，奉命協調訪問事宜的特使，菲律賓第一夫人、後來被人稱為“瘋婆子”的伊梅爾達的兄弟科科伊被安排會見了詹森總統，並送給總統一頭野水牛的頭，他對詹森總統說，這頭野水牛，是費迪南德親手射中的，當時，國務院裡一些愛說笑話的人，竟給這頭野水牛取了一個綽號：“納倫達桑”。
由此看來，納倫達桑一案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但它並沒有影響馬科斯的政治前途。
二戰“英雄”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看他在抗日戰場上的表現。
二戰之初，馬科斯曾為美軍效勞是肯定的，在戰爭還不十分危險的情況下，他跟兒個同學一道，通過關係混進了卡平平將軍的G-2部隊。他的任務是搜集情報，進隊之後，他沒有參加多少次戰鬥，也沒有獲取什麼有價值的情報，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來“打劫”了。他們不把槍口對準日本人，而是為了算舊帳，或者為了爭奪女人，或者為了爭奪財產，互相干了起來。馬科斯和他的幾個同夥對本國人卡利克斯托·阿奎納多下了毒手，原因是卡利克斯托曾是納倫達桑一案中指控馬科斯的主要證人，他們把卡利克斯托殺死之後，卻聲稱是他在搶銀行時被抓住的，可是，抓住他的人沒有殺他，而是卡利克斯托後來在跟日本人搞什麼交易時對被游擊隊殺死的。
馬科斯有一個做人的原則，他把這原則化為一句名言：講話要與事實相反。
他曾經被日本人抓住過，在那裡，他顯得很不清白，但是，當他逃出來之後，卻神化自己的故事，說自己是怎樣怎樣在跟日本人作鬥爭，還受了傷。他分明在日本軍營中當了日軍的傭人，但他事後解釋說：他是“存心讓日本鬼子抓住，假裝當傭人，然後帶著敵軍的兵力和駐紮情報設法逃回我們自己的營地。”他對他的傳記作者斯彭斯說，他回到卜平平部隊後，認識到“理想的情報工作就是找出自己方面的弱點，並直接組織力量，參加行動……他的巡邏隊就像一支小型的戰鬥隊一樣。”
1966年，《時代》記者根據斯彭斯的文章寫過一篇深度報導，指出馬科斯確實是位英雄，這篇報導說：他認為情報工作就是經常開著自己那輛美國汽車進入敵區，尋找他們的弱點。他在巴丹的納提普山上看出了敵人的弱點：那是正在用70毫米炮彈轟擊已經陷入包圍圈的美國喬納森·溫賴特將軍所屬部隊的日軍炮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