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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太宗出征之前，派侍中劉洎輔佐太子李治，留守定州。現在李世民回來了，長了毒瘡，病體沉重，高級官員們自然是要輪流入宮問安的。
劉洎也不例外。他和中書令馬周一起進宮給病重的李世民請安，哭著表完忠心後便離開了。
出得宮來的劉洎滿臉悲傷，逢人就嘆道：“皇上病勢沉重，怎能不令人擔心啊!”
然而，就在他說出這話之後沒幾天，劉洎就被送進了大牢。
原來，李世民得到了報告是這樣的：“劉洎探望皇上出來後，逢人便稱國家大事不必憂慮，胡說什麼只要輔佐幼主，效法伊尹、霍光的榜樣就可以了。哪個官員膽敢三心二意，就把他殺了，局勢自然穩定。”
就因為這樣一句誣告，劉洎下了大獄。
在現在看來，這誣告的水平著實有限，而且一無錄音二無旁證，怎麼就能順順噹噹地把一位宰相給拉下馬來了呢?
據《太宗實錄》、《舊唐書》和《新唐書》的一致記載，誣告者是褚遂良。
這還不算，據上面三本書記載，劉洎被抓之後一直喊冤，而且聲稱馬周可以證明自己的清白。但褚遂良一口咬定確有其事，被叫來作證的馬周更是被嚇得不敢吭聲。於是李世民便認為情況屬實，“皇恩浩蕩”，留劉洎全屍，賜他自行了斷，家屬不再追究連帶責任。
對此，司馬光的觀點稍有不同。他在《資治通鑑》里也提到了劉洎之死，但只說是“或譖(有人誣陷)於上”，但並沒有具體指出誣告之人。
想那褚遂良也是一代名臣，書法造詣甚高，家世也很顯赫(父親是隋朝高官，與李淵一家都有深厚交情)，劉洎當時除了官職以外無一比得上他，褚遂良為何一定要置劉洎於死地呢?
一般來說，一個男人想害死另外一個男人，無非以下幾種原因：
A.兩人有仇，一方曾經得罪過另一方，因仇而殺。
可是翻遍史籍，不曾發現劉洎和褚遂良之間有何大的讎隙。僅有的一點便是當年皇子爭奪太子之位時，劉洎和岑文本提名李泰，褚遂良則堅定和長孫無忌站在同一陣線支持李治。
但是當李治被確立為太子之後，劉洎很快便上疏皇上，提出要對太子嚴格要求，精心培養，塑造出一個優秀的接班人，而且從此老老實實，再未說過李治一句壞話。就算曾經政見不一，現在也無需害命啊!
B.雙方是情敵，為了爭奪同一個(也可能是同幾個)女人吃醋，心生惡意。
這個說法太無稽了，不做討論。
C.褚遂良覺得劉洎擋住了自己“前進”的道路，要把他做掉。
劉洎當時官銜比褚遂良高是事實，但劉洎一開始就站錯了隊，後來即使改正也只是保住了位子，換來個平安無事，其他基本不要指望了。而褚遂良當時的地位壓根也不低——不僅是諫議大夫，還是太子賓客，又是長孫無忌的親密戰友。身為高官、鐵桿太子黨、第一重臣眼中的紅人，褚遂良想不升官都難，幹嘛還要憑空去誣陷一個並無冤讎之人，況且其謊言和手段還都很低劣。
所以說，褚遂良因此原因陷害劉洎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D.劉洎欠褚遂良不少錢，而且一直耍無賴不肯還。
可能性極小。
此外還有一些更加離奇的猜想，不著邊際，這裡就不討論了。
總之這事兒，成了個謎。只有司馬光認為不是褚遂良所為，他一口咬定劉洎有不良居心，馬周不敢作證之類的事都是捏造，不可靠。所以《資治通鑑》里只說李世民相信了誣告，隨後賜死了劉洎。
看來指望有現成的觀點是不大可能了，那麼只能我們自己來分析了。
當時李世民病重，隨時可能掛掉，而且皇帝和太子都在行宮，不在長安。一旦出現意外，重演秦朝的沙丘之謀(秦始皇死後，趙高和李斯秘不發喪，將太子扶蘇和蒙恬賜死，擁立胡亥為二世皇帝)不是不可能。當然，如果一切正常，即使太宗死在外地，繼位者也是李治，因此有心作亂者，必是打算另立皇帝之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可就危險了!
相信這是李治的支持者們的想法。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當然是先下手為強，把可能的“趙高”和“李斯”們找出來幹掉!
相信這還是李治支持者們的想法。
想法有了，那目標呢?
原來有其他想法的高官唄!
於是，矛頭指向了曾經支持過李泰的中書令岑文本和侍郎劉洎。這兩位可都是宰相級的高官，能耐很大!威脅更大!
可是，岑文本已經在東征的途中病死了，不在關注之列。剩下的只需要對付劉洎就行。而在這之前，劉洎的一番話，更是大大斷送了別人放自己一馬的可能，而是賠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李世民出發之前，把身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主管吏部、禮部和民部業務的侍中劉洎留在定州輔佐太子李治。一般來說，君王離開政府中樞，都會再三關照留守官員要保持局面穩定。李世民也不例外。他對劉洎委以重任，要求他時刻關注國家的安危。
領導委以重任本是件好事，可是事情就壞在了劉洎的反應上。作為一個在官場摸爬滾打多年的高級官員，只要不是窩囊廢，都應該知道該怎麼做——對於君王，只要一臉忠心再流幾行難捨難分的眼淚便足夠了。可是這劉洎興許是太激動了，覺得自己肩上的責任極其重大，便脫口而出：“陛下盡可安心。如果有官員違法亂紀，我將立即誅殺之。”
劉洎也不例外。他和中書令馬周一起進宮給病重的李世民請安，哭著表完忠心後便離開了。
出得宮來的劉洎滿臉悲傷，逢人就嘆道：“皇上病勢沉重，怎能不令人擔心啊!”
然而，就在他說出這話之後沒幾天，劉洎就被送進了大牢。
原來，李世民得到了報告是這樣的：“劉洎探望皇上出來後，逢人便稱國家大事不必憂慮，胡說什麼只要輔佐幼主，效法伊尹、霍光的榜樣就可以了。哪個官員膽敢三心二意，就把他殺了，局勢自然穩定。”
就因為這樣一句誣告，劉洎下了大獄。
在現在看來，這誣告的水平著實有限，而且一無錄音二無旁證，怎麼就能順順噹噹地把一位宰相給拉下馬來了呢?
據《太宗實錄》、《舊唐書》和《新唐書》的一致記載，誣告者是褚遂良。
這還不算，據上面三本書記載，劉洎被抓之後一直喊冤，而且聲稱馬周可以證明自己的清白。但褚遂良一口咬定確有其事，被叫來作證的馬周更是被嚇得不敢吭聲。於是李世民便認為情況屬實，“皇恩浩蕩”，留劉洎全屍，賜他自行了斷，家屬不再追究連帶責任。
對此，司馬光的觀點稍有不同。他在《資治通鑑》里也提到了劉洎之死，但只說是“或譖(有人誣陷)於上”，但並沒有具體指出誣告之人。
想那褚遂良也是一代名臣，書法造詣甚高，家世也很顯赫(父親是隋朝高官，與李淵一家都有深厚交情)，劉洎當時除了官職以外無一比得上他，褚遂良為何一定要置劉洎於死地呢?
一般來說，一個男人想害死另外一個男人，無非以下幾種原因：
A.兩人有仇，一方曾經得罪過另一方，因仇而殺。
可是翻遍史籍，不曾發現劉洎和褚遂良之間有何大的讎隙。僅有的一點便是當年皇子爭奪太子之位時，劉洎和岑文本提名李泰，褚遂良則堅定和長孫無忌站在同一陣線支持李治。
但是當李治被確立為太子之後，劉洎很快便上疏皇上，提出要對太子嚴格要求，精心培養，塑造出一個優秀的接班人，而且從此老老實實，再未說過李治一句壞話。就算曾經政見不一，現在也無需害命啊!
B.雙方是情敵，為了爭奪同一個(也可能是同幾個)女人吃醋，心生惡意。
這個說法太無稽了，不做討論。
C.褚遂良覺得劉洎擋住了自己“前進”的道路，要把他做掉。
劉洎當時官銜比褚遂良高是事實，但劉洎一開始就站錯了隊，後來即使改正也只是保住了位子，換來個平安無事，其他基本不要指望了。而褚遂良當時的地位壓根也不低——不僅是諫議大夫，還是太子賓客，又是長孫無忌的親密戰友。身為高官、鐵桿太子黨、第一重臣眼中的紅人，褚遂良想不升官都難，幹嘛還要憑空去誣陷一個並無冤讎之人，況且其謊言和手段還都很低劣。
所以說，褚遂良因此原因陷害劉洎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D.劉洎欠褚遂良不少錢，而且一直耍無賴不肯還。
可能性極小。
此外還有一些更加離奇的猜想，不著邊際，這裡就不討論了。
總之這事兒，成了個謎。只有司馬光認為不是褚遂良所為，他一口咬定劉洎有不良居心，馬周不敢作證之類的事都是捏造，不可靠。所以《資治通鑑》里只說李世民相信了誣告，隨後賜死了劉洎。
看來指望有現成的觀點是不大可能了，那麼只能我們自己來分析了。
當時李世民病重，隨時可能掛掉，而且皇帝和太子都在行宮，不在長安。一旦出現意外，重演秦朝的沙丘之謀(秦始皇死後，趙高和李斯秘不發喪，將太子扶蘇和蒙恬賜死，擁立胡亥為二世皇帝)不是不可能。當然，如果一切正常，即使太宗死在外地，繼位者也是李治，因此有心作亂者，必是打算另立皇帝之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可就危險了!
相信這是李治的支持者們的想法。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當然是先下手為強，把可能的“趙高”和“李斯”們找出來幹掉!
相信這還是李治支持者們的想法。
想法有了，那目標呢?
原來有其他想法的高官唄!
於是，矛頭指向了曾經支持過李泰的中書令岑文本和侍郎劉洎。這兩位可都是宰相級的高官，能耐很大!威脅更大!
可是，岑文本已經在東征的途中病死了，不在關注之列。剩下的只需要對付劉洎就行。而在這之前，劉洎的一番話，更是大大斷送了別人放自己一馬的可能，而是賠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李世民出發之前，把身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主管吏部、禮部和民部業務的侍中劉洎留在定州輔佐太子李治。一般來說，君王離開政府中樞，都會再三關照留守官員要保持局面穩定。李世民也不例外。他對劉洎委以重任，要求他時刻關注國家的安危。
領導委以重任本是件好事，可是事情就壞在了劉洎的反應上。作為一個在官場摸爬滾打多年的高級官員，只要不是窩囊廢，都應該知道該怎麼做——對於君王，只要一臉忠心再流幾行難捨難分的眼淚便足夠了。可是這劉洎興許是太激動了，覺得自己肩上的責任極其重大，便脫口而出：“陛下盡可安心。如果有官員違法亂紀，我將立即誅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