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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的反對共產黨嗎？
假如開倉放糧挽救數十萬災民的生命就是反對共產黨的話，那他就承認！就無所推脫地承認！就只能承認！
“我，我有錯……”從不認錯的他低下了他並不高貴但卻不易屈服的頭。
李仲海在主席台正中間第一排座位上冷冷地、有一種病態快感地笑了，他低聲向身邊的王專員說：“農民是支持我們黨的，因而也就是偉大的！”
在他說了這句話七年之後，也是在盛夏季節，還是這些斥責霍達東反對共產黨的憤怒農民們，每人掏出僅能掏出的幾分錢，湊出了幾百元錢，組成了一個東進戰鬥隊，乘坐不要錢的火車抵達了李仲海那時任省委書記兼省長的沿海某省的省會，靜坐二十四小時，絕食四十八小時，後來在當地“紅衛兵”的協助下，終於將李仲海揪上了批判台，給他的脖子上掛上了反對共產黨、反對毛主席、反對社會主義的三反分子的大鐵牌。在所控訴的他的罪行中間，有一條是由於他的官僚主義和惡霸作風，導致Ａ省餓死了數萬人。
而王專員那時則是被揪回白水地區，與白社長、馬社長等一批已進入地區行署的官員一同被批鬥，結果王專員當場心臟病發作，死於批鬥台上，白社長被打成了終身殘廢，馬社長一頭撞死在自己母親的墓碑下。
霍達東終於做出了檢討，在Ａ省省委擴大會上，他面無表情、兩眼呆痴地說：
“我有錯，我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我罪該萬死，我……”
到最後，霍達東已經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了，但他依然在不停地說著，不停地批判著自己。
兩年後當他被送到中央黨校學習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造反派”對他這個落水狗進行批鬥時，他都是這樣咒罵和批判自己的……在他心靈末梢最敏感處只有一點，那就是絕不敢和毛澤東唱對台戲。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一天，也就是在他辭世前不久的一天，他的女兒霍紅紅興高采烈地告訴他一個消息：“老毛死了！”
他聽到這個消息後一愣，隨即掄圓了胳膊給了已經有了娃兒的女兒一個大耳光，這是他第一次打女兒，也是最後一次打女兒。打完這個耳光之後，他就躺倒了，一直躺到他死。
一九五九年九月底，中共Ａ省省委下發了兩個正式文件，一是《省委關於以霍達東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一是《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霍達東同志的反黨言行》。
這兩份文件使霍達東的人生實際上在社會生活中完結了。作為一個紅匪，支撐著他無所作為甚至無所事事地繼續活了十七個年頭的是那裝有黃土的荷包和五台山老和尚送給他的那串沉香木捻珠。
二十世紀末的一天，霍達東的女兒帶著兩個作家到了Ａ省，想收集點當年霍達東的情況，看看可不可以寫一本報告文學以祭奠自己的父親。然而，沒有人知道霍達東是誰，活得有滋有味的人們只知道帝王將相和流行歌星，還有美國總統和日本首相。
霍紅紅失望了，然而兩個作家卻正是由此，才發誓一定要使霍達東從歷史的塵埃中露出本來面貌，他們唯一擔憂的是：這種既不賺錢又不為某些官僚看好的書是否能夠出版？
初稿於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海南一間陋室中
修改於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
北京城鄉交界處後記
後 記
任何一個曾經拯救了幾十萬條人類生命的人都值得我們跪拜，無論其被所處時代認為是高貴者還是卑賤者，也無論其人生際遇是輝煌的還是悲慘的。
我就是為了一個曾經拯救過幾十萬條人類生命的人而產生了創作衝動，繼而一氣呵成了幾近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
這部充滿熱烈而沉重情感和文字的書將奉獻給那個我從未謀面、也再不可能謀面的、而卻永遠令我緬懷和敬仰的老人及這位老人唯一的女兒——我稱為大姐的端莊而剛強的中年女性。
我寫的是一段歷史。
歷史在我眼中不是鏡子，不是長河，不是一件件發黃的紙，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或是他們的屍骨，或是他們的靈魂，或是他們驚天動地的舉動，或是他們平淡無奇的人生，只有在描繪人物時，我才會覺得生命的價值所在，也才會覺得藝術的價值所在。
我不想媚俗，迎合芸芸眾生的某種趣味自然是文學和藝術的墮落；但我同樣也不想媚雅，迎合幾個自以為是的、只會孤芳自賞的所謂渾身透著文化味的學者同樣是一種無聊和沉淪。我只是以我的熱血去鑄就我所認識的真實，通過一個個獨特的人物去展示過去，並告訴未來，這將高居於俗和雅的問題之上。
當我行走在被稱為陝甘寧邊區的黃土高坡之時，當我從一個窯洞出來又鑽入另一個窯洞之時，當我站在被炎黃子孫讚賞了幾千年的黃水堤岸之時，當我遙望著巨龍般伸向天際的長城之時，那個老人點點滴滴的經歷在我腦海中匯聚成為一個以往文學作品中從未塑造過的形象。他不再是他，他成為了中國農民的命運，而他永遠只能是他——陝北山溝溝里的一個樸實的農民。
當我最終因著聽來太多的關於這個老人的故事而要將某種思緒在濛濛細雨中噴發出來之時，我這樣想：假如我們還相信有良心存在的話，這位老人無疑可以被稱為中國農民的良心！
假如開倉放糧挽救數十萬災民的生命就是反對共產黨的話，那他就承認！就無所推脫地承認！就只能承認！
“我，我有錯……”從不認錯的他低下了他並不高貴但卻不易屈服的頭。
李仲海在主席台正中間第一排座位上冷冷地、有一種病態快感地笑了，他低聲向身邊的王專員說：“農民是支持我們黨的，因而也就是偉大的！”
在他說了這句話七年之後，也是在盛夏季節，還是這些斥責霍達東反對共產黨的憤怒農民們，每人掏出僅能掏出的幾分錢，湊出了幾百元錢，組成了一個東進戰鬥隊，乘坐不要錢的火車抵達了李仲海那時任省委書記兼省長的沿海某省的省會，靜坐二十四小時，絕食四十八小時，後來在當地“紅衛兵”的協助下，終於將李仲海揪上了批判台，給他的脖子上掛上了反對共產黨、反對毛主席、反對社會主義的三反分子的大鐵牌。在所控訴的他的罪行中間，有一條是由於他的官僚主義和惡霸作風，導致Ａ省餓死了數萬人。
而王專員那時則是被揪回白水地區，與白社長、馬社長等一批已進入地區行署的官員一同被批鬥，結果王專員當場心臟病發作，死於批鬥台上，白社長被打成了終身殘廢，馬社長一頭撞死在自己母親的墓碑下。
霍達東終於做出了檢討，在Ａ省省委擴大會上，他面無表情、兩眼呆痴地說：
“我有錯，我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我罪該萬死，我……”
到最後，霍達東已經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了，但他依然在不停地說著，不停地批判著自己。
兩年後當他被送到中央黨校學習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造反派”對他這個落水狗進行批鬥時，他都是這樣咒罵和批判自己的……在他心靈末梢最敏感處只有一點，那就是絕不敢和毛澤東唱對台戲。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一天，也就是在他辭世前不久的一天，他的女兒霍紅紅興高采烈地告訴他一個消息：“老毛死了！”
他聽到這個消息後一愣，隨即掄圓了胳膊給了已經有了娃兒的女兒一個大耳光，這是他第一次打女兒，也是最後一次打女兒。打完這個耳光之後，他就躺倒了，一直躺到他死。
一九五九年九月底，中共Ａ省省委下發了兩個正式文件，一是《省委關於以霍達東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一是《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霍達東同志的反黨言行》。
這兩份文件使霍達東的人生實際上在社會生活中完結了。作為一個紅匪，支撐著他無所作為甚至無所事事地繼續活了十七個年頭的是那裝有黃土的荷包和五台山老和尚送給他的那串沉香木捻珠。
二十世紀末的一天，霍達東的女兒帶著兩個作家到了Ａ省，想收集點當年霍達東的情況，看看可不可以寫一本報告文學以祭奠自己的父親。然而，沒有人知道霍達東是誰，活得有滋有味的人們只知道帝王將相和流行歌星，還有美國總統和日本首相。
霍紅紅失望了，然而兩個作家卻正是由此，才發誓一定要使霍達東從歷史的塵埃中露出本來面貌，他們唯一擔憂的是：這種既不賺錢又不為某些官僚看好的書是否能夠出版？
初稿於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海南一間陋室中
修改於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
北京城鄉交界處後記
後 記
任何一個曾經拯救了幾十萬條人類生命的人都值得我們跪拜，無論其被所處時代認為是高貴者還是卑賤者，也無論其人生際遇是輝煌的還是悲慘的。
我就是為了一個曾經拯救過幾十萬條人類生命的人而產生了創作衝動，繼而一氣呵成了幾近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
這部充滿熱烈而沉重情感和文字的書將奉獻給那個我從未謀面、也再不可能謀面的、而卻永遠令我緬懷和敬仰的老人及這位老人唯一的女兒——我稱為大姐的端莊而剛強的中年女性。
我寫的是一段歷史。
歷史在我眼中不是鏡子，不是長河，不是一件件發黃的紙，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或是他們的屍骨，或是他們的靈魂，或是他們驚天動地的舉動，或是他們平淡無奇的人生，只有在描繪人物時，我才會覺得生命的價值所在，也才會覺得藝術的價值所在。
我不想媚俗，迎合芸芸眾生的某種趣味自然是文學和藝術的墮落；但我同樣也不想媚雅，迎合幾個自以為是的、只會孤芳自賞的所謂渾身透著文化味的學者同樣是一種無聊和沉淪。我只是以我的熱血去鑄就我所認識的真實，通過一個個獨特的人物去展示過去，並告訴未來，這將高居於俗和雅的問題之上。
當我行走在被稱為陝甘寧邊區的黃土高坡之時，當我從一個窯洞出來又鑽入另一個窯洞之時，當我站在被炎黃子孫讚賞了幾千年的黃水堤岸之時，當我遙望著巨龍般伸向天際的長城之時，那個老人點點滴滴的經歷在我腦海中匯聚成為一個以往文學作品中從未塑造過的形象。他不再是他，他成為了中國農民的命運，而他永遠只能是他——陝北山溝溝里的一個樸實的農民。
當我最終因著聽來太多的關於這個老人的故事而要將某種思緒在濛濛細雨中噴發出來之時，我這樣想：假如我們還相信有良心存在的話，這位老人無疑可以被稱為中國農民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