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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但以理為代表的四大先知進行的有關人的拯救，特別是對於救世主降臨的預言，直接在"四福音書"之中的第一福音書《馬可福音》裡面得到了綜合性的表達，集中在基督耶穌殉難前的那一天，也就是星期四那天，基督耶穌與門徒的交談中。基督耶穌首先指出，正如聖殿將毀壞一樣，世界末日也一定會到來；其次提出有許多假冒的基督會出現，因而將發生一連串空前絕後的災難；最後是人子會降臨，而虔誠者將獲救。
這樣，基督耶穌實際上在暗示自己即將殉難的同時，又在預告一個嶄新時代的即將到來：
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振動。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耀，駕雲降臨。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地極直到天邊，都招聚了來。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總而言之，就在這樣短暫的一代人生存的時間內，每一個人都將得到獲救的機會，因為"人子近了"。
在這裡，不僅可以看到在《聖經·舊約》與《聖經·新約》之間有著文本影響的直接關係，並且正是因為存在著這種關係，才使《聖經·舊約》這一民族宗教經典得以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之下進入世界宗教的典籍之中；而且還可以看到《聖經·新約》對於《聖經·舊約》從宗教形象到宗教教義的全面超越，正是由於這一超越的出現，才有可能使《聖經·新約》在《聖經》之中占據核心的地位，成為世界宗教基督教的傳教福音。這一由民族宗教向著世界宗教轉型的進程，也正是從先知到基督的宗教形象替換的過程。Ⅷ．38 另一個預言家
對於預言與預言家的分類，也許從一開始就存在著由具有宗教色彩的預言與預言家，同具有世俗色彩的預言與預言家所構成的兩極。宗教預言的根本在於它是宗教教義的一種表達方式，宗教預言家實際上是通過宗教預言的這一方式，來述說基於宗教信仰之上的現實追求與未來理想；而世俗預言的基點則在於它是人生思考的一種表現形式，世俗預言家事實上是憑藉世俗預言的這一形式，來促成從思想體系出發的當下擴張與今後影響。
正是在預言如何言說這一點上，宗教預言家與世俗預言家之間存在著相通之處，因而兩者可以相提並論；正是在預言將言說些什麼這一點上，宗教預言家與世俗預言家之間具有著相異之處，因而兩者不能視為同儕，從而使宗教預言與世俗預言出現了本質上的差別。這就是宗教預言所表達的是神之道，體現出由上而下的垂直型傳播特徵，是神與人通過預言家作為中介來進行交流，人別無選擇；而世俗預言所傳播的則是人之道，表現出由此及彼的水平型傳播特徵，是人與人以預言為中介來實現交流，人可以拒絕。
如果隨著宗教組織的世俗化，宗教信仰成為某一宗教神學在社會意識形態之中具有絕對權威的體現，那麼，宗教預言與世俗預言也就會趨於重合，而宗教預言家也就成為了世俗預言家。如果隨著世俗生活的宗教化，思想體系成為某一思想理論在社會意識形態之中占據絕對主宰地位的顯現，那麼，世俗預言與宗教預言也就會難以分辨，而此時的世俗預言家也就是宗教預言家。在基督教的國教化、乃至國家化的過程之中，基督教教會的世俗化促使在對於《聖經》進行闡釋的過程中，不僅闡釋的形式與層面越來越走向多樣化，而且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預言家。
在這些形形色色並真真假假的預言家之中，在羅馬教皇神權制度由盛而衰的過程之中，隨著宗教改革運動的日益臨近，自然而然地顯現出兩種傾向來：一種傾向是從《聖經》的文本出發，根據上帝之道來闡發自己對於現實社會的思索，為社會中人的可能發展提供預見性的參照，以達到人與上帝關係的和諧；一種傾向是從自己的經歷出發，遠離上帝之道來發表自己對於現實社會的印象，為社會中人的精神空缺填補上神秘的想像，以宣揚世界末日的降臨，並且這兩種傾向之間呈現出由前一種傾向轉向後一種傾向的更替趨勢。
這是因為，前一種傾向是在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的"公元十三世紀完成了一個哲學的、神學的、政治的、社會的偉大綜合"這樣的中世紀後期文化大背景下顯現的，其代表就是但丁與他的《神曲》；而後一種傾向則是在十五世紀以後，"從教會裡得到解放的最初結果，並不是使人們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讓人對古代樣樣荒誕無稽的東西廣開心竅"這一中世紀結束進入早期現代世界的文化場景之中顯現出來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諾查丹瑪斯與他的《諸世紀》。因此，從但丁到諾查丹瑪斯，從《神曲》到《諸世紀》，就不僅僅是一個關於預言家及其預言的類型發生了變動與轉換的傾向問題。
從整個世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的角度上看，這兩種傾向的更替表明：在歐洲天主教直接影響與控制下的各個民族國家之中，教權與政權、神權與王權之間的消漲起伏，開始呈現逐漸分離的歷史走向。特別重要的是：當但丁以其《神曲》來要求通過理性與神恩來使人獲救時，他已不僅僅是一位進行史詩性傾訴的詩人，更是一位聲名卓著的歷史預言家；而當諾查丹瑪斯以其《諸世紀》來預告國王與世界的可能命運時，他已不再只是一個書寫預言小詩的詩人，更是一個大名鼎鼎的歷史占星家，從而使他們得以站在歷史這一起跑線上，立足於過去來瞻望未來，以滿足現實地存在著的精神需要，儘管兩人所進行的預言，無論是在內涵上，還是在價值上，都同樣是炯然有別的。
這樣，基督耶穌實際上在暗示自己即將殉難的同時，又在預告一個嶄新時代的即將到來：
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振動。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耀，駕雲降臨。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地極直到天邊，都招聚了來。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總而言之，就在這樣短暫的一代人生存的時間內，每一個人都將得到獲救的機會，因為"人子近了"。
在這裡，不僅可以看到在《聖經·舊約》與《聖經·新約》之間有著文本影響的直接關係，並且正是因為存在著這種關係，才使《聖經·舊約》這一民族宗教經典得以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之下進入世界宗教的典籍之中；而且還可以看到《聖經·新約》對於《聖經·舊約》從宗教形象到宗教教義的全面超越，正是由於這一超越的出現，才有可能使《聖經·新約》在《聖經》之中占據核心的地位，成為世界宗教基督教的傳教福音。這一由民族宗教向著世界宗教轉型的進程，也正是從先知到基督的宗教形象替換的過程。Ⅷ．38 另一個預言家
對於預言與預言家的分類，也許從一開始就存在著由具有宗教色彩的預言與預言家，同具有世俗色彩的預言與預言家所構成的兩極。宗教預言的根本在於它是宗教教義的一種表達方式，宗教預言家實際上是通過宗教預言的這一方式，來述說基於宗教信仰之上的現實追求與未來理想；而世俗預言的基點則在於它是人生思考的一種表現形式，世俗預言家事實上是憑藉世俗預言的這一形式，來促成從思想體系出發的當下擴張與今後影響。
正是在預言如何言說這一點上，宗教預言家與世俗預言家之間存在著相通之處，因而兩者可以相提並論；正是在預言將言說些什麼這一點上，宗教預言家與世俗預言家之間具有著相異之處，因而兩者不能視為同儕，從而使宗教預言與世俗預言出現了本質上的差別。這就是宗教預言所表達的是神之道，體現出由上而下的垂直型傳播特徵，是神與人通過預言家作為中介來進行交流，人別無選擇；而世俗預言所傳播的則是人之道，表現出由此及彼的水平型傳播特徵，是人與人以預言為中介來實現交流，人可以拒絕。
如果隨著宗教組織的世俗化，宗教信仰成為某一宗教神學在社會意識形態之中具有絕對權威的體現，那麼，宗教預言與世俗預言也就會趨於重合，而宗教預言家也就成為了世俗預言家。如果隨著世俗生活的宗教化，思想體系成為某一思想理論在社會意識形態之中占據絕對主宰地位的顯現，那麼，世俗預言與宗教預言也就會難以分辨，而此時的世俗預言家也就是宗教預言家。在基督教的國教化、乃至國家化的過程之中，基督教教會的世俗化促使在對於《聖經》進行闡釋的過程中，不僅闡釋的形式與層面越來越走向多樣化，而且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預言家。
在這些形形色色並真真假假的預言家之中，在羅馬教皇神權制度由盛而衰的過程之中，隨著宗教改革運動的日益臨近，自然而然地顯現出兩種傾向來：一種傾向是從《聖經》的文本出發，根據上帝之道來闡發自己對於現實社會的思索，為社會中人的可能發展提供預見性的參照，以達到人與上帝關係的和諧；一種傾向是從自己的經歷出發，遠離上帝之道來發表自己對於現實社會的印象，為社會中人的精神空缺填補上神秘的想像，以宣揚世界末日的降臨，並且這兩種傾向之間呈現出由前一種傾向轉向後一種傾向的更替趨勢。
這是因為，前一種傾向是在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的"公元十三世紀完成了一個哲學的、神學的、政治的、社會的偉大綜合"這樣的中世紀後期文化大背景下顯現的，其代表就是但丁與他的《神曲》；而後一種傾向則是在十五世紀以後，"從教會裡得到解放的最初結果，並不是使人們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讓人對古代樣樣荒誕無稽的東西廣開心竅"這一中世紀結束進入早期現代世界的文化場景之中顯現出來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諾查丹瑪斯與他的《諸世紀》。因此，從但丁到諾查丹瑪斯，從《神曲》到《諸世紀》，就不僅僅是一個關於預言家及其預言的類型發生了變動與轉換的傾向問題。
從整個世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的角度上看，這兩種傾向的更替表明：在歐洲天主教直接影響與控制下的各個民族國家之中，教權與政權、神權與王權之間的消漲起伏，開始呈現逐漸分離的歷史走向。特別重要的是：當但丁以其《神曲》來要求通過理性與神恩來使人獲救時，他已不僅僅是一位進行史詩性傾訴的詩人，更是一位聲名卓著的歷史預言家；而當諾查丹瑪斯以其《諸世紀》來預告國王與世界的可能命運時，他已不再只是一個書寫預言小詩的詩人，更是一個大名鼎鼎的歷史占星家，從而使他們得以站在歷史這一起跑線上，立足於過去來瞻望未來，以滿足現實地存在著的精神需要，儘管兩人所進行的預言，無論是在內涵上，還是在價值上，都同樣是炯然有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