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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宋朝尚未收復燕雲之時，大規模地海運對於官府來說並無必需之處，朝廷最需要保證的補給地就是從東南往西北邊疆這條線。因此雖然民間的海運已經日間蓬勃，但朝堂上對於此道精通地大臣也並不多，確切的說，能在這個問題上和高強掰掰手腕的只有燕青一個人而已……
趙聽到此處，已是喜歡，笑道：“卿家真知北邊利害者也！始臣僚言北事時，且不論遼東，並燕雲之糧餉轉輸咸以為憂，今若如卿家所言，可循海道為之，亦不須自京城饋運，真國家之幸也！”
官家金口一開，張克公等大臣立時就覺得氣氛不對了，難道上意並不是要把高強打入冷宮的嗎？苦於高強今日之對，原出於趙日前授意，他們雖然滿肚子的話，也不能出來打斷高強的奏對，只能等到他說完了。
高強當即拍了趙兩句小小馬屁，又道：“且遼東之地，雖雲北地，計其雨水，亦只與燕雲相等，惟北面無山巒阻滯，故而風沙甚大；然計其鹽鐵山澤之利，又不下於燕雲，誠能有循吏導之生產，孰雲不能自給，而必須中國饋糧？”
毛注在殿旁越聽越惱，當下也顧不得殿上的體面了，即時出班道：“高相公大言炎炎，藉以混淆視聽，為何不說宗澤之罪？”
高強冷笑道：“毛御史不必催促，本相適要說及。”他轉過身來，陡地提高了嗓門，向趙道：“陛下，遼東之於我大宋，實有泰山之重，不次於燕雲二京，今宗澤實無罪，而台諫妄議其事，臣以為過矣。雖祖宗有家法，不殺言事大臣，然臣以為朝中台諫若有人不識大體，不顧國家大計，而妄議大臣是非，則亦沮任事者之銳氣。昔日范文正公有言，為臣者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臣以為至論，請即令台諫對質，若論公罪不直者，請以論者抵罪！”
此言一出，滿朝皆驚：參劾旁人公事有誤者，若是不實，就要以其所參之罪狀罪之？高強此言，乃是在挑戰大宋朝奉為根本地這一條祖宗家法！
第三十五章
此種大逆不道的言論，自然是群情洶洶，加上大宋朝廷中向來不禁止官員議論，當時便有多人出班駁斥此論，儒家經典祖宗家法還有若干前賢事例，如同一顆顆出膛炮彈一般，雨點般向高強飛去。
高強怕不怕？他眉毛都不顫一下，甚至連反駁的意思都沒有一點。在他看來，所謂儒家思想對於社會發展的消極方面之一，正是在於這種以思想和教條來限制實務的制度，看上去是某種民主思想的濫觴，但是監察制度在實踐中往往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結果就是干實事的人倒霉，導致即使不是整個國家，也是一地的十萬、百萬人民跟著受罪。而那些不幹事卻在旁邊指手畫腳的人，他們付出的成本卻頂多是個人幾年的官場蹉跎而已，長此以往，整個社會的風氣自然就走向因循苟且，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御史制度以及所有官僚體制內部的監察，其實都是想的好而作不到，還不如拿下。
以他眼下的能量，還不足以撼動居於絕對統治地位的儒家體制，事實上也並沒有完全推翻的必要。但是現實的問題，就是御史台的監察觸犯到高衙內自己的利益了，那就要毫不客氣地予以抵制，如果你當真有真憑實據，依法入罪，那還罷了，現在這樣沒有憑據都可以拿掉邊臣，豈不是把國家大事當作兒戲一樣的不負責任？
“陛下，今毛御史所論宗澤之罪，多系捕風捉影，臣試為陛下明辨之。”等到各位大臣的異議稍稍平息，高強就好似沒有看到這些幾乎要噴到他臉上的口水一樣，這才開始慢條斯理地說及今日的正題。
“首論開邊生事一項。陛下，那遼東之民多系歷年避戰火逃至遼東之人，其家園本在北在東。所避戰火者自誰而生？非女真起兵擊遼莫屬。女真素無仁義之訓。其人惟務劫掠燒殺，所到之處擄劫良民為奴，殘破州縣，占田霸產，而契丹兵敗無以抗之，故而遼東之民流離失所，喪父亡妻於女真者不知凡幾。其怨女真也入骨。是故遼東常勝軍之與女真者，雖無大戰，然連年邊境上俱有爭鬥，非自宗澤始，何以御史奏疏中不及往事，而皆謂宗澤之過？且宗澤到任之後，首務安集百姓，收降人之心，使其人心皆向大宋。倘若強以邦交之名，嚴令遼東之民不許向女真生事復仇。是失人心之所望，乃促之為亂也。且女真與我大宋雖有往來，邦交未定，邊疆迄未劃封，何來開邊生事之說？此其妄也。”
毛注是直接當事人，正要出來駁斥，哪知只說了“陛下”兩個字，高強即時截入道：“我奉旨面對辨白。毛御史何可亂我語？莫非有大不恭意？”
毛注老臉漲得通紅，待要分辨時，高強卻又轉過頭去不理他，逕自向趙佶道：“陛下。毛御史所參二罪。濫施爵賞，乃以花榮、史文恭等封爵為言。臣請為陛下辯明。昔日遼國亂象方顯，女真不曾起兵，臣因已於御前定平燕之策，故而分遣忠誠之士為北地細作，察探其國中虛實，花榮等二百五十六人皆因此時入遼東。彼時花榮已為常勝軍統領官，縱使不獲戰功，亦可家門富貴三世不墜，然而彼激於忠義，甘心自蹈虎狼之地，數載間七十餘戰，為國朝收取遼東四十三州立下大功，郭藥師等遼國之人所以甘心南投我朝者，多因花榮為其言，史文恭、徐寧、欒廷玉等為其爪牙。是乃以數百之眾，得遼東之地，國朝二百年來，武將之功有此之重乎？此漢班超定西域之功也，旌以節鉞，不亦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