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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日之後,十月十三日,自政和初蔡京罷相以來最大的一場朝堂風波拉開了幃幕。是日,殿中侍御史毛注率先上書,奏劾遼東宣撫使宗澤大罪五樁,小罪十數,請罷宗澤職司,招還京中治罪。

  所謂一石激起千層浪,正是今日局勢之寫照。毛注此人在朝中並無有力靠山,雖然和張商英有些瓜葛,但張商英罷相時他並未受到牽連,反而被趙親擢為殿中侍御史,算是無黨派人士之一。不過他與葉夢得有舊怨,當日崇寧中蔡京罷相時,他便曾經上書稱葉夢得助紂為虐,倆人結下了很深的梁子。而今葉夢得升任宰執,毛注在這個位子上便坐不穩當,因此被石公弼一攛掇。立時便首上奏本彈劾宗澤。

  大宋朝仁宗以後,台諫權力極大,一旦上書奏劾,劾皇帝則皇帝謁宗廟,劾大臣則大臣避引,乃為舊制。如今宗澤並不在京城,按照慣例應當是先遣人代其署理政事,並即刻招還京城,下御史台治事。

  然而這一次,局勢地發展卻出乎所有人的預料。時任監察御史的小字號張隨雲隨即上書,稱言官可諫,然國事為先,北邊亂象方呈,不可無罪招邊帥回京,恐傷降人之意。

  御史們自己打起架來,這種事在本朝士大夫爭相言事的傳統下也是極為罕見的,當時便引起了朝野側目。也不曉得是什麼人泄漏出來,張隨雲的奏本一夜之間不脛而走,傳遍汴京的大街小巷。尤其是其中的一句話“雖言事者不罪,然若罪一宗澤而失遼東四十三州,則毛注之罪百死莫贖也”。更是激起了軒然大波。

  毛注當然大不服氣,再上奏疏,說張隨雲是危言聳聽,蠱惑聖聰,那遼東納土乃是大宋氣運昌隆,天子修德懷遠的成就,豈有正刑一大臣而失至德之理?他這番理論乃是儒家正統說法。自然應和者眾,然而朝廷大臣其實是不大管公論如何的,況且這件事背後牽扯到了當今朝廷幾乎所有地大佬,哪裡是區區一事的是非能決定的?況且這件事誰是誰非,還真就不那麼好決斷。

  隨即便有鄭居中的死黨,左司諫黃葆光上奏,稱遼東新附之地,大臣縱使有罪,不當輕易其帥。然後開始大讚宗澤。說他公車到任,降人心悅誠服。遼東翕然稱治。有當年姜望三月定齊之風,誠為不可多得的賢臣。毛注以細事風聞為言,不識大體,不宜再居台諫,請出外任。

  左司諫是諫臣,主掌議論朝政,因此他舉宗澤的政績為據來保他,倒也合乎本職。當時御史中丞石公弼見毛注勢孤,其餘的台諫官員卻多半都有自己的靠山,在朝中局勢明朗化之前,誰都不肯輕易明確立場,當下只得跳出來,以台長的身份上書,劾奏宗澤罪狀若干,並指斥張隨雲和黃葆光有朋黨之嫌。

  這一本已經是直指高強和鄭居中了,立刻便使得局面擴大到不能收拾的地步。鄭居中身為國舅,在何執中去後,他便是趙在宰執大臣中地頭號親信,可以說趙離了誰也離不了他,他自是有恃無恐,當即便奏稱石公弼意在起大獄以自求宰執,其心叵測,非諫臣正言正心之道,不可居中法官——中法便是御史中丞的別號。

  以石公弼的分量,當然不足以與鄭居中抗衡,於是就好象武俠小說中高手出場地次序一樣,爭鬥一旦升級,大高手們就一個接一個登場,如今輪到門下侍郎張克公出手。張克公當年是憑藉參倒了蔡京而登上執政的,鄭居中的說法好似在揭他的瘡疤一樣,自然要加以駁斥,說道是非曲直,自有公論,如今既然御史參劾宗澤,便當依法下御史查究,若真無罪者,亦足以辨明其身,何必要在朝堂力爭?

  其人持論雖似公允,但卻是用意頗深。一來張克公是完全從文官宦海中升上來的,不象鄭居中和皇帝有親戚,他的言論當然不能象鄭居中那樣咄咄逼人;二來這事倘若真下了御史台,那就等於是石公弼的天下了,須知這御史台地官司可不是那麼好打的,雖說是一班士大夫審案,審的也是士大夫,卻不會真箇與你講什麼溫良

  ,用起刑罰來絲毫也不會含糊,甚至由於不公開審理大理寺和開封府來得更加殘酷。當年蘇軾烏台詩案時,一聽說下御史台審理,立時就開始寫遺書,已經做好了刑斃當堂的準備,可見一斑;歷史上岳飛受刑之慘,也是在當時的兩任御史中丞何鑄與万俟禼手中成就,這就等於是所謂的“詔獄”一樣,哪裡是人能進的!

  大家同殿為臣,彼此有什麼打算都是心知肚明,張克公這般說法,當時便惹惱了葉夢得。葉夢得詞臣出身,在中書舍人知制誥位子上坐了三年整,肚子裡文章是好的,也不用回家擬什麼奏本,當朝便大段議論批駁張克公,其言鏗鏘有力,出口成章,連韻腳都是分毫不差。趙這皇帝也算極品。在龍椅上聽得連連點頭,末了也不說誰有道理,竟來指摘葉夢得有一處選詞不大恰當,金口給改了兩個字,復命人從起居注中抄錄成文。

  天子一言,張克公只道皇帝認為曲在自己,自然惶恐謝罪,哪知趙卻很是嘉勉了他幾句,反要高強為宗澤辨明其事,只因毛注所參宗澤諸事。多半都是出自樞密院地政令。

  說了半天,到底參了宗澤是哪些事呢?

  頭一樁開邊生事,這條罪名最好用,只要是邊疆不寧,那就可以扣到邊帥的頭上了。基本上大宋朝對外開仗,無論打勝打敗,這消耗錢糧是一定地,天下騷然也是免不了地,一旦開邊就是生事,那就是一樁罪名了。如西夏作反,其實党項人占據河西走廊,立國是必然的趨勢。但是許多言官就愣是認為系邊臣措置不當所致,每代都有人以此為言。現今女真與大宋名分未定,情況和當初地西夏也有些類似,而宗澤到任之後邊疆不寧,當然也就被人拿來作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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