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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債上市之初，其價格走勢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十五個交易日才成交三萬多貫，價格一路跌到七十幾貫一手（一手百貫面值）。看著這樣的報表，高強也只能搖頭苦笑，他倒不是賠不起這點錢，而是公債代表著朝廷地商業信用，在這時代投資渠道極度缺乏地情況下，公債還是如此地不堅挺，足見大宋朝廷的商業信用已經差到什麼程度了。就憑這樣的信用狀況，也就難怪朝廷以往地種種理財舉措不招人待見了。
事以至此，高強索性打定了就賠上一百萬貫地心理誰備，大不了明年再借給朝廷一百一十萬貫，填上這個窟窿就是，里外里不過是賠點利息錢。然而許貫忠卻提出來一個舉措，將這批公債拿出一部分來，發往各地的錢莊進行銷售，並不附加任何攤消份額，只是要求他們盡力讓更多的人知曉這公債的由來。按照許貫忠地話說，就算是賠錢賺吆喝，咱們這吆喝也得賺的響亮一些。
高強自然無可無不可。哪知這公債傳播範圍一廣，立刻就有商人發覺了其中的好處。在大宋一朝，耕地的價格是與日俱增，一來是人口日繁，耕地緊張，二來是國民財富缺少穩安的投資方式，為了避免財富的貶值，買地幾乎是唯一的選擇。然而地主也不是那麼好當的，大宋的兩稅都是以田地為基礎，如果一個人的地多了，列為上戶身至是保正、甲長，其負擔地衡役稅賦幾乎是翻著倍往上漲。除非是官戶，才能豁免賦稅衡役。可是那些經商致富者又不是官宦世家。靠進納錢糧買官的話，價格貴不說，這機會也不是時時都有地，這官戶資格哪裡那麼好弄到手？
但這公債在大通錢莊一發行，敏銳的商人立刻發現這是一個不亞於土地的投資渠道，他們和大通打了幾年交道。知道這錢莊靠的就是信用支撐，倘若一件事壞了信用。就會對大通造成極大的打擊。買地會增加稅賦負擔，藏錢則擔心物價上漲造成錢的貶值。而公債如果有大通地信用作擔保的話，則完全沒有以上地顧慮。顯得那麼理想。
於是乎，就形成了這麼一種情況。各地的商人和大通地當地掌推們串通好了，聯絡那些有錢不知往哪裡投的地主商賈。表面上走向當地地錢莊申購公債，其實卻由商人代表兼狸忻鞋京城交易所。以遠低於面值地市場價購買公債。就算要向交易所和黃馬甲們繳納些手續費，中間也大有賺頭，而當地的買家們也有不少人樂意接受這些價格低於面值地公債。
當高強得知這件事之後。恨地連連跺腳，心說任何時候都不要低估了太平年月人民的投資欲望啊！這回可好。等於是自己掏腰包給別人賺了好處了，其中有很多還是端自己飯碗地人，真是商場無父乎。
好在這件事上他也不是沒有好處，首先公債地銷售。就培養了一批投資人和相應的妨客，也就促進了金融業的發展；其次大通地良好信用在這件事上得到了極大的肯定和加強，等到公債還本付息地時候，其信用勢必再次得到加強。對於以後的經營事業大有稗益。何況通過手中還沒發出去的公債。再小小操縱一下市場價格。他也未必就會虧多少錢。
到了今年年中。這批公債如期兌付，大通慷慨地拿出一百一十萬貫來支付給諸位債權人。同時梁士傑也從戶部拿出相應的數目來抵償，銀貨兩訖。皆大歡喜。因為宰臣理財有方。趙佶身為欣喜，下詔獎飭。
這件事卻引出了一個小小地插曲，有地方官員看到應奉局因為理財有功，高強升遷極速，以為這是終南捷經，就有人從地方財政中拿出錢糧來向內庫進獻，也以應奉為名，希冀以此取悅皇帝，得以升遷。
對於這種明目張胆搶生意的行為，高強當然要堅決打擊，奏請皇帝對於這些所謂的“羨餘”錢糧一律發還，作為封樁上供錢物，理由則是內外不同，不可泛濫。事實上，這種作為當然是朝中大臣所不願看到的，這些錢原本是屬於戶部地國用，要是開了這個口乎，往後地方官紛紛效法，這朝廷地財政向哪裡去收錢？要知道這些地方官員又沒有點金手，所謂地羨餘還不是前東牆補西牆而來地。
只是這種進獻以應奉皇帝為名，如今的宰執大臣也沒有張商英那種敢於頂撞皇帝地硬脖乎，因此才輪到高強來出頭。要說趙佶對高強還真是言聽計從，當即命令封還，下詔責令進獻官員當專心理民。他想的很簡單，現在應奉事務都由應奉局打理，一切井井有條，伺候地他舒服地很，何必另生事端？
倒是經過這一件事之後，人人都知道高強和應奉局在皇帝心中的地位無可動搖，這位高衙內的聲勢無形中又上升了不少，如今太尉府和他別院門口都是車水馬龍，無數人想盡辦法來拍他的馬屁，拍不到小高的馬屁，拍老高的也是一樣，樂得高俅看著一探摞的禮單，直夸兒乎有本事，就是生孫乎不大來得。
他卻哪裡知道，此時高強正在為要不要動動他這個老爹而煩惱呢！
讓高強這麼煩惱的，自然就是兵制了，原本發行公債也就是為了找一條籌措軍費的渠道而已。然而大宋兵制的問題當然不是有錢沒錢這麼簡單，熙寧時王安石大力裁軍，將軍額裁得減少了三分之一，然而不過三十年，兵員又增長到裁軍前的水平，而且戰鬥力更為不如——這些新建的部隊多半都是官員們占員吃餉、役使軍士的工具而已，哪裡能打的了仗？以至於朝野上下都形成了共識，大宋之兵惟有西兵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