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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剛剛開了個頭，張商英立時就跳出來：“高留守差矣！國朝承盛唐兩稅之制，又有鹽茶之利，哪裡見得錢法有什麼大利？莫要危言聳聽！”
倒不能說他是有意刁難，當時人對於商品經濟缺乏足夠的認識，朝廷大臣的理論基礎都還是《管子》中輕重散斂的那一套，所謂錢者權萬物之輕重就是管子中提出的。高強拿來當作自己的開場白，其實是打著掛羊頭賣狗肉的主意。
張商英在這個問題上發難，倒正中了高強的下懷：“張中書休矣！錢法之重，不在其賦稅之入，而在乎錢之大用。曩者熙豐變法，言者洶洶，錢荒便是其中重要一節。神考有言，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錢荒不除，則紹述難行。因此今上和朝廷發行錢引，用意正在於此。敢問張中書，一旦廢止錢引，則錢荒依舊，危及紹述大業，將如之何？”這一番話雖然不長，卻是繞了幾個彎子，高強知道在趙佶面前說什麼理論效果不大。得挑他愛聽的說，因此沒兩句話就把錢法和紹述新法給扯上了關係，而錢荒和新法之間的關係，才是他的殺手鐧所在。
所謂的紹述，就是指繼承和發揚神宗朝熙寧元豐時的諸般新法。自從哲宗親政，斥逐舊黨，這紹述就成了連續兩代皇帝的大政方針，哲宗講紹述神考，趙佶就講紹述父兄，蔡京之所以上台。也是高舉了紹述大旗。如今張商英才剛剛上台。他就算膽子再大，也不能在紹述這個問題上當面剃皇帝的眉毛。
說實話，張商英提出廢止錢引。其主要目的還是打擊高強的錢莊。他上任伊始，孜孜以打擊蔡京的殘餘勢力為務，尤其重要的是要消除蔡京黨羽在朝野各個環節的影響力，以免他這個中書的政令被蔡黨的官吏陽奉陰違，甚至是暗中穿小鞋，到時候倒霉都不知道怎麼摔的跟頭。而高強的大通錢莊近兩年來表現極為搶眼，單單在錢引一件事上頭，就承擔了大宋錢引發行額之半，若是任由發展下去，要不了多久。朝廷的錢法就得受到這個大通錢莊的鉗制，他張商英的政令也不例外。
是以張商英第一件事就是想要削減大通錢莊對錢法的影響。原本要達到這個目的，只需要將錢引的發行全部由朝廷來承擔即可，但是要想做到這一步，朝廷就得額外拿出一筆不小的財物來當作錢引發行的準備金，以目下朝廷郊祭的用度都還不夠的現狀來說，這又怎麼可能辦到？再者，也達不到他趁機打擊蔡京一黨的目的。因此張商英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奏請廢止錢引。同時廢止蔡京所發行的當三錢，一律恢復到小平錢。
聽見高強將錢引和錢荒聯繫起來，張商英不禁冷笑道：“高留守是何言哉？錢荒者，自是錢貨不足之故，當飭令各處錢監鼓鑄新錢。錢引一介帛紙而已，若是區區錢引便能了卻錢荒，前朝神考時為何此法不行？”
神宗朝時曾經動念大規模發行錢引，這事高強也聽蔡京和梁士傑說過。古人對於貨幣的本質缺乏足夠認識，偏重於錢幣的商品屬性而忽視其一般等價物的屬性，於是一旦錢荒出現，不去考察錢荒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一味增鑄錢幣，元豐年間最多一年鑄錢五百萬貫，大宋百姓平均每戶能攤到三十多文，結果錢荒卻越來越嚴重。新法中免役法是最能夠減輕百姓負擔的，也就因為引發了較為嚴重的錢荒，最後半途而廢，把已經賦閒的王安石給活活氣死了。
高強聞言，也是冷笑：“敢問張中書，若是增鑄新錢便可化解錢荒，為何前朝鑄錢如此之多，錢荒卻未見半點輕緩？而況且，一面是公私苦於錢荒，一面卻是銷錢為銅，獲利十倍，這又如何解釋？”
張商英頓時心中暗凜，他是個佛教徒，而佛教法器中銅製的占了絕大多數，因此當初朝議博覽會時，高強建議開銅禁，他也持贊成態度。不料現今高強將銅禁和錢荒又聯繫起來，由不得他不生疑心。要知道當時人的觀念，這錢荒很大原因就是因為百姓私自將銅錢銷毀成銅器，因此一提到應付錢荒，第一個就會想到厲行銅禁。
而張商英出於他自己的宗教立場，卻支持開銅禁，這就使得他失去了一個很傳統的應付錢荒的武器。一時想不到什麼應對，只得避重就輕道：“百姓銷錢為銅，獲利十倍，即是朝廷以國家稅賦、山澤之寶，為百姓謀十倍之利。因此官家聖明，前已飭令弛行銅禁，將此利收為國有。如此一來，百姓可向官府購置銅器，也就無需銷錢為銅，這錢荒豈非便無存了？”自以為自己這番對答連消帶打，張商英甚為得意。
高強心中暗笑，心說解除銅禁是我提出來的，你表什麼功？不過張商英如此上道，他樂得順水推舟：“當日下官借著博覽會之機向官家建議解除銅禁，也正是此理。只是銅貴而錢賤，正說明了銅是銅，錢是錢，因此錢引雖然是一介帛紙，卻也能載行百貨。張中書以為然否？”
張商英還沒說話，趙佶已經拍手叫好：“高卿家說的透徹！錢乃銅鑄。然而銅貴而錢賤，此一節朕百思不得其解，今日始知，錢是錢，銅是銅！然則錢引一紙，為何能代銅錢而行？”
高強抖擻精神，將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職能略微解說一遍，聽的趙佶搖頭晃腦：“原來如此。只需通行無礙，錢引便是錢了。高卿家果然是理財聖手，此一舉直有點紙成金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