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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禁二字一出，蔡京和梁士傑同時變色，都是極為難看，若是換了旁人時。恐怕當場就要發作。所謂的銅禁，也就是說，大宋境內所有的銅礦冶煉，全部都控制在朝廷手中，如果有人製造銅器。輕則杖責，重則徒流。真宗朝以前甚至有處斬之刑。在當時人看來，這是最合理不過了，銅是用來鑄造錢幣的，如果任憑民間買賣，那麼人人都能鑄錢了，還不是天下大亂？
好在高強此時已經身份不同，在理財方面算得是一個學術權威，這話從他口中說出來，蔡京也要掂量掂量分量。微微平復一下情緒，他並不開口。只聽梁士傑皺眉道：“世侄，銅禁自古有之，關係國家法度和財用，你要開銅禁，是何道理？”
高強不慌不忙：“公相，梁相。本朝銅禁，禁的是庶民自行鑄錢，防的是漢時吳楚之禍，用意原是好的。不過呢，銅乃是山澤所出，既可用來鑄錢，又有多般器物應用，若是一概禁止，怕是民間欲求一銅鏡而不可得。”
事實上。既然市場對銅器有需要，靠官方的禁令就根本禁不絕。你不是不許銅的公開買賣，又把礦山都給控制了麼？好辦，我直接就拿銅錢，熔化了來鑄銅器販賣，由於大宋朝幣制的問題，銅鑄成錢之後，其價值比銅本身竟然要低很多，而銅器由於官府地厲禁，其價格卻又高企，於是就造成了這麼個怪現象，把銅錢熔鑄成銅器後，竟可以獲得數倍的利潤。
這就等於，朝廷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卻白白將巨大的利潤送到了銅器鑄造者的手中。以前這樣作，那是出於無奈，即便是朝廷鑄錢虧本，總好過私鑄銅錢泛濫，擾亂經濟秩序，乃至培養出漢代吳楚那樣地叛亂勢力來——當年，吳王就是因為自行鑄錢，從而獲得了足以與漢朝中央對抗的財力。
然而，在逐步將貨幣形式轉向紙幣之後，高強就覺得，再像以往那樣厲行銅禁已經沒有必要了，相反，朝廷應該果斷地把這一塊利益拿回來，從虧本轉為贏利，這一進一出之間，那是什麼概念？“小子所請者，就是今年各地坑冶務所得原銅，削減鑄錢所用，而解往京城及杭州地鑄造務，打造諸般銅器，在此次博覽會上鬻賣。”
他說完之後，只等著再一次欣賞蔡梁二人驚訝佩服的精彩表情，哪知蔡京卻仍舊皺眉：“這事也不為奇，當日安石相公秉政時，就曾出此議，後來終因錢荒一事而作罷。你如今重提舊議，前車之鑑不遠吶！”
“啊？已經有失敗的例子了？”高強大敗，心中有些鬱悶，敢情這事王安石早就玩過了！失算失算，小看古人是要撲街的呀！
出現了意料之外的情況，高強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哪知梁士傑低頭想了會，卻向蔡京道：“公相，此一時，彼一時，高強這次重開銅禁，條件比當初王相公時可要好了許多。這開銅禁的好處，王相公與高世侄所見略同，然而當日王相公之議不成者，一來錢荒難解，銅禁之開，銅錢更少；二來當時朝野中奸黨人多勢眾，每項新法之行，稍有半點差池，立時就是物議洶湧，言紙雪片也似，是以新法難行……”
他話還沒說完，蔡京立刻來了情緒，重重地一跺腳，罵道：“一班腐儒，誤國誤民，孔子所謂鄉愿者，司馬光當屬魁首！”新舊兩黨對罵，舊黨罵新黨是小人，新黨罵舊黨就是鄉愿，而後來北宋亡國，執政的新黨就承擔了絕大部分的責任，舊黨把握的歷史中的話語權，把新黨大臣罵地狗血淋頭，除了王安石和薛向之外，所有新黨大臣統統打入了奸臣傳中，可見彼此怨毒之深，而後世人所讀到的，也就是這樣的歷史。
高強卻有所不同，對於新舊兩黨的黨爭，他是不大感冒的，你們爭來爭去，到最後國家亡了，還不是大家一起完蛋？不過就眼下來說，既然自己是站在蔡京陣營里的，當然要表現出比較堅定的立場才行——起碼是表面上。
等蔡京罵了一會，梁士傑笑道：“現今便又不同，今上一意紹述熙豐，公相當國有年，朝中並無多少奸黨有力大臣，因此推行起來，阻滯之人少了許多。而公相印行錢引之後，各地坑冶鑄錢比前大減，這餘下的銅麼，倒不妨拿來鑄造些銅器，如此公私兩便，只需在運銅、鑄銅、售銅器這幾樣上把持定了，也出不了亂子。”
高強連連點頭，他所接觸到的這些宋朝大臣，有很多都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在考慮問題的時候，很多都能從實際出發，切實可行地思考和解決問題，老冬烘之類竟是少數派。包括北宋的進士科，基本上也都是考策論，大約是明清以後，八股取士越來越盛，才把我們的國民智商弄的整體下降了很多吧？
第二十四章 理財（上）
宋朝的坑冶有一個特點，開礦和鑄造基本上都是合一的，在銅礦方面尤其是如此。不過如果開了銅禁，冶煉出來的銅不拿來鑄錢，而要打造別的器具的話，坑冶務的鑄造力量就不足以應付了——他們只懂得鑄錢而已。
於是乎，要開銅禁的話，首先就需要把銅礦生產管理的制度作一個變更，把原先按照鑄錢額向開礦丁戶徵收和贖買銅錢，轉為像管理金銀礦那樣，直接以一個官方價格用錢購買成銅。當然了，出於封建官府的強制力，這個官方價格多半是要低於市價的，但不拘多少，各處都需要準備相當數量的錢財作為本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