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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越來越弱，最後終於聽不到。沈茂手中母親的手掌越來越涼，沈茂知道，自己永遠失去了這個世界上唯一的長輩。
沈茂請了一個禮拜的假，對他來說，這是他到現在為止因為個人原因申請過的最長時間的假期。四十幾年來，包括沈茂在內的陝西眾，無一不是在兢兢業業地工作。和大家的付出相比，所謂的權力、地位、或者金錢上的回報，都可以說微乎其微。沈茂突然間有種疑惑，自己和同志們這樣的奮鬥，到底是為了什麼。
不過他很快就釋然了，這樣的疑問並無意義，因為這個疑問本身就沒有什麼合理性。現在的中國，就是一本故事書，陝西眾作為故事之外的人，書寫了這個故事。看上去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但是如果把“故事作者”的這個身份拋棄掉，那麼沈茂，陝西眾的意義又何在。故事的作者創造了故事，而這個故事又證明了作者的存在和意義。這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的。
1976年，司法界鬧出了“嫖宿幼女案”，這件案子讓司法界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全國人民一起開始反對司法界的“自由主義”傾向。
1977年，南方上萬個體戶集體遊行，聲討“亂收費”，個體戶們與政府的協商並沒有讓個體戶滿意，於是南方個體戶開始自發參與人大代表的選舉，在競選中慘敗。作為對應，國家開始大力扶植連鎖超市業。
1979年，大學生狀告教授“在課堂上宣講反黨反政府言論”，法院拒絕受理。學生們上街遊行，TG開始對司法界進行大清洗。
1980年，共和國標準商用快速反應堆投入使用。
1981年，阿富汗戰爭爆發。
1982年，共和國發電量首次超過美國。
1985年，共和國首次登月成功。
1988年，共和國引海水入乾旱地區的計劃提通過人大決議。
1989年，中國共產黨發表了中國後工業化調查報告。報告中提出了後工業化的中國需要面臨的四大挑戰。生活質量、城市建設、公民教育、養老保險。
1990年，蘇聯經濟改革失敗。波羅的海三國脫離蘇聯獨立。
1990年8月，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前往北京，接待他的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太宗，亞納耶夫這次的官方任務是和中國方面商討蘇聯欠共和國80億美元的債務問題。但是他本人早已經通過秘密渠道向共和國發出了申請，希望共和國能夠支持蘇共當中依然堅持共產黨執政的忠貞黨員，推翻戈巴契夫的統治，挽救蘇聯。
所以亞納耶夫在太宗的引薦下，拜會了前中國國家主席太祖。此時，二戰四巨頭，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早已經作古，僅有太祖一人在世。四巨頭時代的小兄弟，現在已經是世界上輩分最高的政治家。
主席現在早不執掌具體工作，亞納耶夫之所以拜會主席，是因為主席的聲望。資歷這種東西，看不到摸不著。如果是太宗公開的支持，那就極有可能導致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的巨大反感。而主席一旦出面，這種反感就會煙消雲散。畢竟主席和史達林算是同一時代的領袖，無論對老一輩如何的看法，但是盛名之下，敬畏之心是無法消除的。所有共產黨的領袖，其實都承認主席的輩分，前輩的言語總有著一種無可抗拒的號召。
美國和歐洲就非常痛恨中國領導者的長壽，讓他們不得不長年累月的報導著那些熟悉的名字。反覆的報導，讓歐美的群眾們都對這些異常長壽的中國領導人產生出一種畏懼。這些曾經叱吒風雲的男子們，哪怕僅僅是存在，都意味著一種人力無法抗拒的感受。
當亞納耶夫見到太祖的時候，他的態度不自覺地恭謹起來。對於風雨飄揚的蘇聯共產黨，太祖幾乎見證了蘇共的每一個時代。欣欣向榮的中國共產黨，正在觀看蘇聯共產黨的末日。而太祖的態度，就是對蘇聯共產黨的最後宣判。
“蘇聯同志需要什麼樣的幫助呢？”太祖的問題非常簡單。
但是亞納耶夫本人卻無法回答。是啊，蘇聯共產黨需要什麼樣的幫助呢？缺錢、缺人、還是缺武力？比起中國共產黨面臨過的險惡境地，蘇聯共產黨遠沒有這樣糟糕。蘇聯依舊擁有龐大的軍隊，擁有龐大的生產能力，它甚至沒有遇到什麼真正的外來軍事壓力。但是，蘇聯共產黨已經失去了凝聚力，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這比什麼都更加致命。
會談沒有什麼結果，亞納耶夫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戈巴契夫本人的上台，正是蘇共各個階層都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才把戈巴契夫推出來。在這點上，蘇共已經走投無路了。
抱著試試看的態度，亞納耶夫又拜訪了共和國前軍委副主席，退役元帥顧璐。老元帥現在85歲了，他依然消瘦筆挺，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者而不是一位威名赫赫的軍人。
面對亞納耶夫的訪問，顧璐元帥很不客氣地進行了交談，“當蘇聯共產黨開始不加判別的批判起史達林同志的時候，蘇聯共產黨就已經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就像是法國大革命的督政府，當他們開始批判革命黨，把一切過錯都推給革命黨，試圖把自己清洗的跟天使一樣的時候，法國大革命就已經結束了。蘇聯共產黨把一切過錯都推給史達林同志，蘇聯的共產主義運動在某種意義上就已經結束了。而你們現在的所謂改革，徹底放棄了階級觀點，試圖以超階級的謬論來構架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空中樓閣。蘇聯共產黨這就是自取滅亡。我現在甚至懷疑，蘇聯共產黨是否真的能夠符合他的名字。”
沈茂請了一個禮拜的假，對他來說，這是他到現在為止因為個人原因申請過的最長時間的假期。四十幾年來，包括沈茂在內的陝西眾，無一不是在兢兢業業地工作。和大家的付出相比，所謂的權力、地位、或者金錢上的回報，都可以說微乎其微。沈茂突然間有種疑惑，自己和同志們這樣的奮鬥，到底是為了什麼。
不過他很快就釋然了，這樣的疑問並無意義，因為這個疑問本身就沒有什麼合理性。現在的中國，就是一本故事書，陝西眾作為故事之外的人，書寫了這個故事。看上去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但是如果把“故事作者”的這個身份拋棄掉，那麼沈茂，陝西眾的意義又何在。故事的作者創造了故事，而這個故事又證明了作者的存在和意義。這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的。
1976年，司法界鬧出了“嫖宿幼女案”，這件案子讓司法界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全國人民一起開始反對司法界的“自由主義”傾向。
1977年，南方上萬個體戶集體遊行，聲討“亂收費”，個體戶們與政府的協商並沒有讓個體戶滿意，於是南方個體戶開始自發參與人大代表的選舉，在競選中慘敗。作為對應，國家開始大力扶植連鎖超市業。
1979年，大學生狀告教授“在課堂上宣講反黨反政府言論”，法院拒絕受理。學生們上街遊行，TG開始對司法界進行大清洗。
1980年，共和國標準商用快速反應堆投入使用。
1981年，阿富汗戰爭爆發。
1982年，共和國發電量首次超過美國。
1985年，共和國首次登月成功。
1988年，共和國引海水入乾旱地區的計劃提通過人大決議。
1989年，中國共產黨發表了中國後工業化調查報告。報告中提出了後工業化的中國需要面臨的四大挑戰。生活質量、城市建設、公民教育、養老保險。
1990年，蘇聯經濟改革失敗。波羅的海三國脫離蘇聯獨立。
1990年8月，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前往北京，接待他的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太宗，亞納耶夫這次的官方任務是和中國方面商討蘇聯欠共和國80億美元的債務問題。但是他本人早已經通過秘密渠道向共和國發出了申請，希望共和國能夠支持蘇共當中依然堅持共產黨執政的忠貞黨員，推翻戈巴契夫的統治，挽救蘇聯。
所以亞納耶夫在太宗的引薦下，拜會了前中國國家主席太祖。此時，二戰四巨頭，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早已經作古，僅有太祖一人在世。四巨頭時代的小兄弟，現在已經是世界上輩分最高的政治家。
主席現在早不執掌具體工作，亞納耶夫之所以拜會主席，是因為主席的聲望。資歷這種東西，看不到摸不著。如果是太宗公開的支持，那就極有可能導致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的巨大反感。而主席一旦出面，這種反感就會煙消雲散。畢竟主席和史達林算是同一時代的領袖，無論對老一輩如何的看法，但是盛名之下，敬畏之心是無法消除的。所有共產黨的領袖，其實都承認主席的輩分，前輩的言語總有著一種無可抗拒的號召。
美國和歐洲就非常痛恨中國領導者的長壽，讓他們不得不長年累月的報導著那些熟悉的名字。反覆的報導，讓歐美的群眾們都對這些異常長壽的中國領導人產生出一種畏懼。這些曾經叱吒風雲的男子們，哪怕僅僅是存在，都意味著一種人力無法抗拒的感受。
當亞納耶夫見到太祖的時候，他的態度不自覺地恭謹起來。對於風雨飄揚的蘇聯共產黨，太祖幾乎見證了蘇共的每一個時代。欣欣向榮的中國共產黨，正在觀看蘇聯共產黨的末日。而太祖的態度，就是對蘇聯共產黨的最後宣判。
“蘇聯同志需要什麼樣的幫助呢？”太祖的問題非常簡單。
但是亞納耶夫本人卻無法回答。是啊，蘇聯共產黨需要什麼樣的幫助呢？缺錢、缺人、還是缺武力？比起中國共產黨面臨過的險惡境地，蘇聯共產黨遠沒有這樣糟糕。蘇聯依舊擁有龐大的軍隊，擁有龐大的生產能力，它甚至沒有遇到什麼真正的外來軍事壓力。但是，蘇聯共產黨已經失去了凝聚力，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這比什麼都更加致命。
會談沒有什麼結果，亞納耶夫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戈巴契夫本人的上台，正是蘇共各個階層都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才把戈巴契夫推出來。在這點上，蘇共已經走投無路了。
抱著試試看的態度，亞納耶夫又拜訪了共和國前軍委副主席，退役元帥顧璐。老元帥現在85歲了，他依然消瘦筆挺，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者而不是一位威名赫赫的軍人。
面對亞納耶夫的訪問，顧璐元帥很不客氣地進行了交談，“當蘇聯共產黨開始不加判別的批判起史達林同志的時候，蘇聯共產黨就已經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就像是法國大革命的督政府，當他們開始批判革命黨，把一切過錯都推給革命黨，試圖把自己清洗的跟天使一樣的時候，法國大革命就已經結束了。蘇聯共產黨把一切過錯都推給史達林同志，蘇聯的共產主義運動在某種意義上就已經結束了。而你們現在的所謂改革，徹底放棄了階級觀點，試圖以超階級的謬論來構架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空中樓閣。蘇聯共產黨這就是自取滅亡。我現在甚至懷疑，蘇聯共產黨是否真的能夠符合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