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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老師應該是經濟學出身的，在他的陳述當中，物流在國家經濟當中的作用，以及特點，效果，都陳述的非常清晰。我本以為他會講述共產黨的偉大，或者唯一正確性，沒想到黨課的內容卻是這樣的經濟學觀點。
課間休息的時候，我詢問胡八一，黨課是否都是如此。胡八一弄明白了我所隱含的所指，於是告訴我，黨課分為六部分，黨史、解放史、哲學觀、經濟觀、組織學、國家結構。我們現在聆聽的，就是黨課當中經濟觀的部分。於是我繼續詢問，我能否提些問題。胡八一告訴我，下節課的後半程，就是自由發問的時間。
我思忖了好幾個問題，都不太滿意。這位黨課教師是黨員，這從他胸前的黨徽就可以看出。但是他本人的發言並不能代表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態度，那麼什麼樣的問題更好呢？
發問時間到了，我第三個發言，我只問了一問題，“請問，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員是抱著何種觀念在革命的？”
黨課老師稍微有些意外，他思忖了片刻，回答道：“中國共產黨自從建立以來，老一輩在革命戰爭年代，他們的觀點很簡單，中國共產黨員所尋找的就是死亡之地。在當年共產黨的控制區域當中，在中國共產黨員領導的各種組織當中，黨員只有一個特權，就是第一個走向最危險的場所。在戰場上，黨員們總要在最危險的場所當中戰鬥，在必須有敢死隊執行任務的時候，政委只要說一聲黨員出列，就可以帶領著絕對不畏懼死亡的勇猛官兵去執行最危險的任務。在民間，一旦遇到洪水等自然災害，黨員也必須第一時間趕到大堤上，他們也必須最後一批撤退下來。這不僅僅是個人行為，黨的制度已經確定了黨員的義務。為人民服務，為人民犧牲，就是黨員的義務。在那個時代，黨員必須面對無數的危險，他們深知這點，在入黨之前，在黨課上，在實際工作當中，他們不僅僅被無數次的告知這個結果，還無數次見過老黨員們的身體力行。所以每一個黨員都知道，他們在革命的道路上，要尋找的就是死亡之地。”
這位黨課教師的聲音不大，語氣和神態當中，既沒有自以為是的傲慢，也沒有布道一樣的莊嚴，只是如同理科教師在陳述簡單的科學事實而以。我在開始的時候，被這樣的態度所影響，甚至沒有能夠理解到這話當中蘊含的沉重的意味。當我的理性開始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員所尋找的就是死亡之地”所意味的含義，我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對人類而言，生命無疑是最寶貴的。只有宗教殉道者才能夠完全無視死亡的存在。對他們而言，死亡意味著進入他們心目當中的天堂。就我所知到的，中國共產黨堅定的反對宗教，自然也不會宣傳所謂死後的天堂。如果這名教師所說的是真的，那麼那些黨員們，到底是用何種態度去面對死亡呢？
我於是詢問了這個問題。
那位教師看來早就回答過這個問題，他沒有停頓，就告訴了我答案，“對於那一輩共產黨員來說，中國是那樣的絕望。對於中國人，各種慘死是如此的令人習以為常，平安的生活，平安的死去，對那個時代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都是一種絕對的奢侈。為黨而死，為人民而死，讓前輩們必然會遭遇的死亡變得有了無限的意義。中國共產黨的前輩們用自己的生命為代價，砸碎了一切奴役中國人民的枷鎖。包括這些前輩在內的中國人民所獲得的，則是整個世界。”
《紐約時報》記者蘇珊.貝爾登專欄6月12日
再過五天，北京奧運會就要正式開幕。現在北京街頭充斥著各色外國人。依照古希臘奧運會的傳統，在奧運會召開的時間內，不允許進行軍事行動。在中國的斡旋下，就連正在內戰的印度四方都簽署了停火協議。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中國甚至說服了印度內戰四方，分別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團。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偉大的功績。
希望來北京觀看運會的外國人很多，就連一貫反華的美國民主黨議員沃森.泰勒也希望能夠觀看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他在申請來北京的時候，被中國大使館入境審批人員以“沃森.泰勒有移民傾向” 這個理由拒絕了。好像泰勒議員對此非常氣憤。
中國展現出來的強悍組織能力，讓奧運會各承辦地早早的就完成了各種預演。共產黨好像有種被傑克叔叔稱為“因勢利導”的本能。對奧運會，共產黨的利用手段就是非常“陰暗”的。中國掀起了“突發性事件”應對宣傳。從火災到地震，從恐怖襲擊到突然交通阻礙，中國人以自己的“單位”和社區為主體，進行了多次演練。
《紐約時報》記者蘇珊.貝爾登專欄6月15日
中國方面沒有報導，但是法新社報導了一條消息。中國國家安全局進行了行動，逮捕了一批穆斯林恐怖份子。他們計劃襲擊以色列代表團。
1963年和1964年第五次和第六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軍隊表現出色，中東國家傷亡慘重。而以色列對敘利亞等國進行了強硬的軍事行動，平民傷亡極大。所以有些穆斯林民間團體準備採用強硬的手段。
但是中國官方對此沒有任何表示，真相迷霧重重。
《紐約時報》記者蘇珊.貝爾登專欄6月17日
夜色中開始的奧運會開幕式從一開始就令我屏息凝神，視線再也無法移開。
課間休息的時候，我詢問胡八一，黨課是否都是如此。胡八一弄明白了我所隱含的所指，於是告訴我，黨課分為六部分，黨史、解放史、哲學觀、經濟觀、組織學、國家結構。我們現在聆聽的，就是黨課當中經濟觀的部分。於是我繼續詢問，我能否提些問題。胡八一告訴我，下節課的後半程，就是自由發問的時間。
我思忖了好幾個問題，都不太滿意。這位黨課教師是黨員，這從他胸前的黨徽就可以看出。但是他本人的發言並不能代表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態度，那麼什麼樣的問題更好呢？
發問時間到了，我第三個發言，我只問了一問題，“請問，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員是抱著何種觀念在革命的？”
黨課老師稍微有些意外，他思忖了片刻，回答道：“中國共產黨自從建立以來，老一輩在革命戰爭年代，他們的觀點很簡單，中國共產黨員所尋找的就是死亡之地。在當年共產黨的控制區域當中，在中國共產黨員領導的各種組織當中，黨員只有一個特權，就是第一個走向最危險的場所。在戰場上，黨員們總要在最危險的場所當中戰鬥，在必須有敢死隊執行任務的時候，政委只要說一聲黨員出列，就可以帶領著絕對不畏懼死亡的勇猛官兵去執行最危險的任務。在民間，一旦遇到洪水等自然災害，黨員也必須第一時間趕到大堤上，他們也必須最後一批撤退下來。這不僅僅是個人行為，黨的制度已經確定了黨員的義務。為人民服務，為人民犧牲，就是黨員的義務。在那個時代，黨員必須面對無數的危險，他們深知這點，在入黨之前，在黨課上，在實際工作當中，他們不僅僅被無數次的告知這個結果，還無數次見過老黨員們的身體力行。所以每一個黨員都知道，他們在革命的道路上，要尋找的就是死亡之地。”
這位黨課教師的聲音不大，語氣和神態當中，既沒有自以為是的傲慢，也沒有布道一樣的莊嚴，只是如同理科教師在陳述簡單的科學事實而以。我在開始的時候，被這樣的態度所影響，甚至沒有能夠理解到這話當中蘊含的沉重的意味。當我的理性開始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員所尋找的就是死亡之地”所意味的含義，我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對人類而言，生命無疑是最寶貴的。只有宗教殉道者才能夠完全無視死亡的存在。對他們而言，死亡意味著進入他們心目當中的天堂。就我所知到的，中國共產黨堅定的反對宗教，自然也不會宣傳所謂死後的天堂。如果這名教師所說的是真的，那麼那些黨員們，到底是用何種態度去面對死亡呢？
我於是詢問了這個問題。
那位教師看來早就回答過這個問題，他沒有停頓，就告訴了我答案，“對於那一輩共產黨員來說，中國是那樣的絕望。對於中國人，各種慘死是如此的令人習以為常，平安的生活，平安的死去，對那個時代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都是一種絕對的奢侈。為黨而死，為人民而死，讓前輩們必然會遭遇的死亡變得有了無限的意義。中國共產黨的前輩們用自己的生命為代價，砸碎了一切奴役中國人民的枷鎖。包括這些前輩在內的中國人民所獲得的，則是整個世界。”
《紐約時報》記者蘇珊.貝爾登專欄6月12日
再過五天，北京奧運會就要正式開幕。現在北京街頭充斥著各色外國人。依照古希臘奧運會的傳統，在奧運會召開的時間內，不允許進行軍事行動。在中國的斡旋下，就連正在內戰的印度四方都簽署了停火協議。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中國甚至說服了印度內戰四方，分別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團。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偉大的功績。
希望來北京觀看運會的外國人很多，就連一貫反華的美國民主黨議員沃森.泰勒也希望能夠觀看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他在申請來北京的時候，被中國大使館入境審批人員以“沃森.泰勒有移民傾向” 這個理由拒絕了。好像泰勒議員對此非常氣憤。
中國展現出來的強悍組織能力，讓奧運會各承辦地早早的就完成了各種預演。共產黨好像有種被傑克叔叔稱為“因勢利導”的本能。對奧運會，共產黨的利用手段就是非常“陰暗”的。中國掀起了“突發性事件”應對宣傳。從火災到地震，從恐怖襲擊到突然交通阻礙，中國人以自己的“單位”和社區為主體，進行了多次演練。
《紐約時報》記者蘇珊.貝爾登專欄6月15日
中國方面沒有報導，但是法新社報導了一條消息。中國國家安全局進行了行動，逮捕了一批穆斯林恐怖份子。他們計劃襲擊以色列代表團。
1963年和1964年第五次和第六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軍隊表現出色，中東國家傷亡慘重。而以色列對敘利亞等國進行了強硬的軍事行動，平民傷亡極大。所以有些穆斯林民間團體準備採用強硬的手段。
但是中國官方對此沒有任何表示，真相迷霧重重。
《紐約時報》記者蘇珊.貝爾登專欄6月17日
夜色中開始的奧運會開幕式從一開始就令我屏息凝神，視線再也無法移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