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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加比的男友因是前東德公民免於受到叛國罪的起訴，同一規則卻不適用於我。1993年5月4日，我來到位於杜塞道夫的州高級法院，接受對我過去畢生事業的清算。法院外面擠滿了採訪的記者和好奇的群眾。我和安德烈婭在一左一右兩位律師的陪伴下艱難地從人群中擠過。仰頭望去，法院塔樓上是一隻象徵舊日德意志帝國的張著雙翼的老鷹徽記。這種德皇時代的遺蹟在戰後的德國已十分罕見。法院門口簇擁著一群迫不及待的記者，等著這場好戲開場後好做文章。一看到我們，呼啦一下子涌了過來。
我們穿過法院正廳，走向位於地下一層的法庭的路途中又與從後門湧入的一批記者迎頭相撞。我一把抓住安德烈姬的胳膊，疾步下樓來到安靜的法庭。 主席台呈U型。我的對面是正襟危坐的身穿紫色法袍的諸位檢察官。自奧地利邊界被捕之日起，以及此後在卡爾斯魯厄的聯邦最高法院出席的簡短聽證，我對這些人的相貌已十分熟悉。法庭里座無虛席。
我坐在這間法庭里充滿了諷刺。身為前東德外國情報局局長，我卻因在聯邦德國從事間諜活動受到統一後的德國司法機關的審判。更耐人尋味的是，這間法庭正是1975年審判紀堯姆夫婦的地方。當年審紀堯姆時，西德政府的部長以及聯邦情報局和憲法保衛局的高級官員先後來此作證。證詞一律予以保密。為了確保作證內容不被人竊聽，特別修建了這間地下法庭。選擇這樣一個讓人感慨萬分的地點開庭絕非巧合。卡爾斯魯厄地區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特別要求在杜塞道夫法庭審理我的案子。早在紀堯姆事件之前，杜塞道夫法庭就以判決之嚴厲而聞名。該法院的法官在西德同行中屬於最鐵面無私的。對我提出的指控書長達389頁。開庭前我的律師已屢屢碰釘子。現在又收到了這麼一份起訴書。等待我的是什麼可想而知。5位法官魚貫而出，各自在自己座位上落了座。對我的正式審判終於開始了。預審期間，我曾仔細打量過法官席上這4男1女的尊容。一年前我在庫龍受審期間出庭作證時曾見過他們一面。
庫龍的受審預示著我以後的日子不會好過。看到他癱坐在被告席上，面容蒼老。憔悴，我不禁心中一震。拉近了看，德國統一原來就是這麼回事，我默想。上次出庭，我作完證就可以走了。這次卻要呆在這裡，接受同一批法官的審判。他們身披黑袍，坐在一隻巨大的老鷹徽記下面，看上去怪誕陰森，猶如博斯油畫作品裡的人物或是來自戈雅畫的夢魘世界。隨後漫長的7個月裡，我熟悉了他們的每一個表情，每一個動作。 首席法官華格納有一張寬寬的臉龐，警覺的眼睛，行動遲緩無力，活像一頭老貓頭鷹。他外表沉靜，謙和。然而一個證人如果毫無防備的話，隨時會被他餓虎撲食般地撲倒。坐在華格納和一位瘦臉女法官（她好像拼命想記錄下審訊過程中聽到的每一個字）之間的是一位年紀較輕的法官，臉色慘白，急於表現自己是華格納手下的第二號人物。可除了不停地給自己的上司端茶倒水外，幾乎輪不到他講話。
第四個法官似乎只管需要時找出有關的證據材料，一刻不停地在堆積成山的文件堆里翻來找去。第五個法官讓人難以捉摸。他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偶爾臉上浮現出一絲讓人捉摸不透的微笑，一瞬間又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凝視著這些在我眼裡只能是敵人的司法機關的代表，不禁浮想聯翩。我的一生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我的厄運源於我的成功。正是因為我領導了歐洲大陸上最卓有成效的情報局，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西方國家的，我才被送上了被告席。
我的律師首先提出，位於卡爾斯魯厄的德國最高法院--聯邦憲法法院--做出我是否應受到審判的裁決之前，暫停審理此案。在此之前，負責審理接替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的魏爾納·格羅斯曼一案的柏林法院表示，最高法院就統一後的德國法院審判前東德諜報人員是否有充足的法律依據做出裁決之前，拒絕受理格羅斯曼的案子。我因此懷有一線希望。然而憲法法院的法官一口回絕了我的律師的申請。
下一步我和律師打算通過證人的證詞以及政府檔案中的證據說明，東西德諜報人員的活動從法律意義上講沒有什麼不同。證明了這一點，檢察官審判我的主要依據--向克格勃遞送情報的行為構成了叛國罪--也就不存在了。以此類推，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為自己辯護：西德聯邦情報局也同樣賣力地向它的美國盟友--中央情報局--傳遞情報。
不幸的是，我和律師無法在法庭上做這種比較。法官裁決，西德聯邦情報局的活動不屬於他的法院審理範圍之內。檢察官於是揪住一點作為指控我的主要依據：東德情報局充當了一個非正義政權的工具。他據此聲稱，我們情報局本性是侵略的，而冷戰期間另一方諜報機構則是防禦性的，因而也是無可厚非的。他的法律依據是西德制定的基本法。根據該法，西德聲稱對前德國的全部領土擁有主權。
杜塞道夫法院駁回了我的律師的申請後，我馬上決定主動承認自己有罪，以節省法院的時間。檢察官稱，我多年來一直擔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國情報局局長。顯而易見，證明這一點無需任何證據或證人。首席檢察官還稱，他握有我犯罪的證據，可以證明我曾親自會見過間諜並向他們面授機宜。我不需要麻煩法院去-一調查這些會面是否屬實，因為我根本不想否認這類指控。我是一位事必躬親的諜報首腦，而不是坐在辦公桌後面，指使他人出生入死搞情報的官僚。對此我感到驕傲。
我們穿過法院正廳，走向位於地下一層的法庭的路途中又與從後門湧入的一批記者迎頭相撞。我一把抓住安德烈姬的胳膊，疾步下樓來到安靜的法庭。 主席台呈U型。我的對面是正襟危坐的身穿紫色法袍的諸位檢察官。自奧地利邊界被捕之日起，以及此後在卡爾斯魯厄的聯邦最高法院出席的簡短聽證，我對這些人的相貌已十分熟悉。法庭里座無虛席。
我坐在這間法庭里充滿了諷刺。身為前東德外國情報局局長，我卻因在聯邦德國從事間諜活動受到統一後的德國司法機關的審判。更耐人尋味的是，這間法庭正是1975年審判紀堯姆夫婦的地方。當年審紀堯姆時，西德政府的部長以及聯邦情報局和憲法保衛局的高級官員先後來此作證。證詞一律予以保密。為了確保作證內容不被人竊聽，特別修建了這間地下法庭。選擇這樣一個讓人感慨萬分的地點開庭絕非巧合。卡爾斯魯厄地區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特別要求在杜塞道夫法庭審理我的案子。早在紀堯姆事件之前，杜塞道夫法庭就以判決之嚴厲而聞名。該法院的法官在西德同行中屬於最鐵面無私的。對我提出的指控書長達389頁。開庭前我的律師已屢屢碰釘子。現在又收到了這麼一份起訴書。等待我的是什麼可想而知。5位法官魚貫而出，各自在自己座位上落了座。對我的正式審判終於開始了。預審期間，我曾仔細打量過法官席上這4男1女的尊容。一年前我在庫龍受審期間出庭作證時曾見過他們一面。
庫龍的受審預示著我以後的日子不會好過。看到他癱坐在被告席上，面容蒼老。憔悴，我不禁心中一震。拉近了看，德國統一原來就是這麼回事，我默想。上次出庭，我作完證就可以走了。這次卻要呆在這裡，接受同一批法官的審判。他們身披黑袍，坐在一隻巨大的老鷹徽記下面，看上去怪誕陰森，猶如博斯油畫作品裡的人物或是來自戈雅畫的夢魘世界。隨後漫長的7個月裡，我熟悉了他們的每一個表情，每一個動作。 首席法官華格納有一張寬寬的臉龐，警覺的眼睛，行動遲緩無力，活像一頭老貓頭鷹。他外表沉靜，謙和。然而一個證人如果毫無防備的話，隨時會被他餓虎撲食般地撲倒。坐在華格納和一位瘦臉女法官（她好像拼命想記錄下審訊過程中聽到的每一個字）之間的是一位年紀較輕的法官，臉色慘白，急於表現自己是華格納手下的第二號人物。可除了不停地給自己的上司端茶倒水外，幾乎輪不到他講話。
第四個法官似乎只管需要時找出有關的證據材料，一刻不停地在堆積成山的文件堆里翻來找去。第五個法官讓人難以捉摸。他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偶爾臉上浮現出一絲讓人捉摸不透的微笑，一瞬間又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凝視著這些在我眼裡只能是敵人的司法機關的代表，不禁浮想聯翩。我的一生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我的厄運源於我的成功。正是因為我領導了歐洲大陸上最卓有成效的情報局，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西方國家的，我才被送上了被告席。
我的律師首先提出，位於卡爾斯魯厄的德國最高法院--聯邦憲法法院--做出我是否應受到審判的裁決之前，暫停審理此案。在此之前，負責審理接替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的魏爾納·格羅斯曼一案的柏林法院表示，最高法院就統一後的德國法院審判前東德諜報人員是否有充足的法律依據做出裁決之前，拒絕受理格羅斯曼的案子。我因此懷有一線希望。然而憲法法院的法官一口回絕了我的律師的申請。
下一步我和律師打算通過證人的證詞以及政府檔案中的證據說明，東西德諜報人員的活動從法律意義上講沒有什麼不同。證明了這一點，檢察官審判我的主要依據--向克格勃遞送情報的行為構成了叛國罪--也就不存在了。以此類推，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為自己辯護：西德聯邦情報局也同樣賣力地向它的美國盟友--中央情報局--傳遞情報。
不幸的是，我和律師無法在法庭上做這種比較。法官裁決，西德聯邦情報局的活動不屬於他的法院審理範圍之內。檢察官於是揪住一點作為指控我的主要依據：東德情報局充當了一個非正義政權的工具。他據此聲稱，我們情報局本性是侵略的，而冷戰期間另一方諜報機構則是防禦性的，因而也是無可厚非的。他的法律依據是西德制定的基本法。根據該法，西德聲稱對前德國的全部領土擁有主權。
杜塞道夫法院駁回了我的律師的申請後，我馬上決定主動承認自己有罪，以節省法院的時間。檢察官稱，我多年來一直擔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國情報局局長。顯而易見，證明這一點無需任何證據或證人。首席檢察官還稱，他握有我犯罪的證據，可以證明我曾親自會見過間諜並向他們面授機宜。我不需要麻煩法院去-一調查這些會面是否屬實，因為我根本不想否認這類指控。我是一位事必躬親的諜報首腦，而不是坐在辦公桌後面，指使他人出生入死搞情報的官僚。對此我感到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