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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廖承志公開信之後，到1986年10月，蔣經國的密使沈誠，這個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黃埔第17期畢業生，已經三度北上。沈誠在國民黨得勢大陸的年代，曾在國防部預備幹部局擔任蔣經國隨從參謀，是一位退役少將，他奉蔣經國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義，進出祖國大陸，暗中傳遞海峽兩岸的信息，特別是最後一次，他得到了蔣經國明確指令，要加速與大陸最高領導層的溝通。因此，他得到了會晤鄧小平、楊尚昆、葉劍英、鄧穎超等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寶貴機會。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台北，將一封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信函親手交到蔣經國手上。6天之後，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蔣經國對楊尚昆的信一番反覆研讀之後，在慈湖書房召見沈誠時說，他覺得中共是有誠意的，國共兩黨中央層次對等談判是可行的。
也就是在1987年下半年，蔣經國下令在國民黨中央設立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宣布開放對大陸探親以及解除戒嚴。12月7日，蔣經國對沈誠說，一月初將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討論赴北京談判的人選。
從廖承志的公開信，到楊尚昆的密信，再到蔣經國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海峽兩岸開始了國共兩黨的重新走向接近，然而，歷史往往在出乎人們設想的軌道上拐彎，意料之外的事不幸發生了。1988年1月8日，蔣經國突然咯血逝世，蔣經國準備與大陸聯繫溝通的計劃也就隨蔣經國的去世而無法實施了。
在蔣經國去世之前，對於台灣的未來發展，他有四點計劃，可謂有功有過，但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的思路是，要穩定台灣，就不可迴避地必須與大陸開始接觸，建立走向統一的態勢。第一點是民主化，解嚴、開放黨禁和報禁，全面選舉，包括直選所謂的“總統”；第二點是本土化，為了減少與台灣本土居民的矛盾，他考慮到外省人壟斷“政權”的時代必將結束，他的想法是對的，但在選人上他看走了眼，扶植了一個後來搞分裂出賣了國民黨的土生土長的農經專家李登輝來擔任“副總統”，成為他的接班人；第三點是作為“完成前兩點的關鍵”，必須繼續提倡民生主義，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準，他清楚，不提高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國民黨就無法繼續掌握政權；第四點也是震撼性的，要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可見，前三點是為了穩定台灣，而穩定台灣的最後結果是第四點，也是目的。
蔣氏父子不管如何頑固，對於一個中國，他們沒有絲毫動搖過，他們只承認國共兄弟之爭，儘管血雨腥風，也決不允許國家分裂。蔣經國也許在生命最後的暈迷中已經迴光返照地明白，台灣與大陸的隔斷，必將斷送國民黨本身在台灣的應有生命力和法統合理性。所以，必須最終與大陸走在一起，走一條統一之路。
然而，政治走向與領導人的生老病死竟是如此關係重大，蔣經國回應大陸畢竟太遲緩了，最後的決策也太晚了。他的死來得非常突然，但並非出乎意料之外。他身患嚴重的糖尿病，數次眼底出血失明，暈厥倒地，但他非常好吃，對糖尿病來說是足以致命的食品，他無所顧忌地照吃不誤，還喜歡開懷暢飲，他對勸阻的醫生說，“吃不吃是我的事，把血糖降下來是你們醫生的事。”就這樣，他實際上已經岌岌可危了，但蔣經國本人毫無知覺，自以為身體完全可以撐得下去，在病逝之前，他一方面馬不停蹄地準備國民黨十三全會的人事案；另一方面與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密商對大陸政策的改變。
蔣經國：“時代在變，潮流在變”(2)
廖承志公開信發表之後5年，一個突出的回應是蔣經國終於開放了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這是蔣經國晚年最大的歷史功績之一。在島內，大陸籍人士大都是國民黨1949年退縮台灣的軍政人員，他們一代而亡的危險是存在的。因為他們的後代不得回大陸，就只有向四海走散，留在台灣的並不多，就是留在台灣的，也日漸本土化，失去了與大陸的氣息相應，台灣的國民黨軍政傳統勢力日漸凋零，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已不可避免；晚年的蔣經國，在大陸發出的強有力統一聲音和台灣島內黨外運動的呼聲及在“台獨”聲浪的夾擊之下，感到形勢嚴峻，不能不考慮與大陸的聯繫了。因為對於一貫堅持“中國必須統一”的蔣經國和去台的老一代國民黨統治集團來說，台灣今後將往何處去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嚴肅課題，蔣經國作出了有限度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的重大決策。分兩步實行，第一步是自1987年7月28日起，解除赴港澳觀光限制，允許台灣民眾以港澳為出境第一站；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許民眾除現役軍人和公職人員外，凡血親、姻親、三等親以內，均可申請到大陸探親，從而邁出了台灣當局調整大陸政策的可喜步伐。此後，台灣當局又逐漸開放大陸非政治性出版物的進口和翻印，有限度開放大陸中藥材和農產品的進口，放寬對兩岸通郵和經貿往來的限制。
海峽畢竟有了春水涌動。作為對台灣當局的善意回應，1987年10月14日，國務院有關部門立即發表談話表示歡迎，保證台胞來去自由，盡力提供方便和照顧，並進一步敦促台灣當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採取更為積極的態度。10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又公布了對台胞來大陸的接待辦法。祖國大陸各地相繼建立了台胞接待站。
也就是在1987年下半年，蔣經國下令在國民黨中央設立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宣布開放對大陸探親以及解除戒嚴。12月7日，蔣經國對沈誠說，一月初將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討論赴北京談判的人選。
從廖承志的公開信，到楊尚昆的密信，再到蔣經國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海峽兩岸開始了國共兩黨的重新走向接近，然而，歷史往往在出乎人們設想的軌道上拐彎，意料之外的事不幸發生了。1988年1月8日，蔣經國突然咯血逝世，蔣經國準備與大陸聯繫溝通的計劃也就隨蔣經國的去世而無法實施了。
在蔣經國去世之前，對於台灣的未來發展，他有四點計劃，可謂有功有過，但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的思路是，要穩定台灣，就不可迴避地必須與大陸開始接觸，建立走向統一的態勢。第一點是民主化，解嚴、開放黨禁和報禁，全面選舉，包括直選所謂的“總統”；第二點是本土化，為了減少與台灣本土居民的矛盾，他考慮到外省人壟斷“政權”的時代必將結束，他的想法是對的，但在選人上他看走了眼，扶植了一個後來搞分裂出賣了國民黨的土生土長的農經專家李登輝來擔任“副總統”，成為他的接班人；第三點是作為“完成前兩點的關鍵”，必須繼續提倡民生主義，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準，他清楚，不提高台灣人民的生活水平，國民黨就無法繼續掌握政權；第四點也是震撼性的，要與大陸“發展工作關係”。可見，前三點是為了穩定台灣，而穩定台灣的最後結果是第四點，也是目的。
蔣氏父子不管如何頑固，對於一個中國，他們沒有絲毫動搖過，他們只承認國共兄弟之爭，儘管血雨腥風，也決不允許國家分裂。蔣經國也許在生命最後的暈迷中已經迴光返照地明白，台灣與大陸的隔斷，必將斷送國民黨本身在台灣的應有生命力和法統合理性。所以，必須最終與大陸走在一起，走一條統一之路。
然而，政治走向與領導人的生老病死竟是如此關係重大，蔣經國回應大陸畢竟太遲緩了，最後的決策也太晚了。他的死來得非常突然，但並非出乎意料之外。他身患嚴重的糖尿病，數次眼底出血失明，暈厥倒地，但他非常好吃，對糖尿病來說是足以致命的食品，他無所顧忌地照吃不誤，還喜歡開懷暢飲，他對勸阻的醫生說，“吃不吃是我的事，把血糖降下來是你們醫生的事。”就這樣，他實際上已經岌岌可危了，但蔣經國本人毫無知覺，自以為身體完全可以撐得下去，在病逝之前，他一方面馬不停蹄地準備國民黨十三全會的人事案；另一方面與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密商對大陸政策的改變。
蔣經國：“時代在變，潮流在變”(2)
廖承志公開信發表之後5年，一個突出的回應是蔣經國終於開放了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這是蔣經國晚年最大的歷史功績之一。在島內，大陸籍人士大都是國民黨1949年退縮台灣的軍政人員，他們一代而亡的危險是存在的。因為他們的後代不得回大陸，就只有向四海走散，留在台灣的並不多，就是留在台灣的，也日漸本土化，失去了與大陸的氣息相應，台灣的國民黨軍政傳統勢力日漸凋零，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已不可避免；晚年的蔣經國，在大陸發出的強有力統一聲音和台灣島內黨外運動的呼聲及在“台獨”聲浪的夾擊之下，感到形勢嚴峻，不能不考慮與大陸的聯繫了。因為對於一貫堅持“中國必須統一”的蔣經國和去台的老一代國民黨統治集團來說，台灣今後將往何處去是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嚴肅課題，蔣經國作出了有限度開放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的重大決策。分兩步實行，第一步是自1987年7月28日起，解除赴港澳觀光限制，允許台灣民眾以港澳為出境第一站；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許民眾除現役軍人和公職人員外，凡血親、姻親、三等親以內，均可申請到大陸探親，從而邁出了台灣當局調整大陸政策的可喜步伐。此後，台灣當局又逐漸開放大陸非政治性出版物的進口和翻印，有限度開放大陸中藥材和農產品的進口，放寬對兩岸通郵和經貿往來的限制。
海峽畢竟有了春水涌動。作為對台灣當局的善意回應，1987年10月14日，國務院有關部門立即發表談話表示歡迎，保證台胞來去自由，盡力提供方便和照顧，並進一步敦促台灣當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採取更為積極的態度。10月16日，國務院辦公廳又公布了對台胞來大陸的接待辦法。祖國大陸各地相繼建立了台胞接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