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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蛆蟲”，“太懦弱”，不敢發動進攻。而對自己，則有一種強烈的政 治成功感，自認是絕對正確的“超人”，認為自己和墨索里尼的存在是軸心 國發動戰爭的有利因素。但同時，對自己又有一種政治危機感，害怕生理上 的最佳年齡期會流失，甚至害怕被人暗殺或推翻，因而希望儘早完成稱霸大 業。
國內經濟困難的壓力。納粹德國軍事型的國民經濟結構，只有在戰爭中 方能發揮優勢並得以維持和發展。1939 年，希特勒多次強調“四年計劃是最 後的一著棋”，德國的現實問題是要保證自己擁有繁榮所必需的“生存空間”， “如果不入侵其它國家，??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軍事因素。德國的軍事潛力同它的侵略野心之間有很大的差距。當時德 國的軍事優勢，在於已確立了閃擊戰的戰術，以及在臨戰準備上比英、法等 國先走了一步。張伯倫的“外交革命”使希特勒看到，一旦英、法最終從綏 靖過渡到對抗，一旦它們完成了臨戰準備，其軍事潛力就會充分發揮出來， 德國已取得的某種相對優勢就會喪失殆盡。
此外，希特勒為了避免兩線作戰並破壞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形成，果斷
地同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暫時中立了東線，只有不失時機地侵占波蘭並 征服法國，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這一外交決策的作用。
第五節 德國人民反對法西斯的鬥爭 社會民主黨的反法西斯鬥爭
魏瑪共和國成立以後，社會民主黨一直把捍衛民主共和國作為自己的首 要任務。在它執政時，盡一切努力維護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雖然處在在野 黨地位時，社會民主黨也經常、猛烈地攻擊執政黨，但當納粹法西斯崛起， 共和國生死存亡關頭，它還是會拋棄政見，起而保護共和國的。
布呂寧政府執政初期，社民黨作為在野黨，反對布呂寧政府的政策。但 是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和法西斯勢力的急劇膨脹，社民黨開始調整對布呂寧 政府的態度。它認為，布呂寧政府雖然是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大資產階級大 地主專政，但實行的還是議會民主制度。與法西斯納粹黨相比，它選擇了布 呂寧政府，“如果推翻這個政府，那麼繼它之後的另一個政府將會更壞。” 據此，社民黨在 1930 年 9 月到 1932 年 5 月這段時間，對布呂寧政府採取了 容忍政策。
根據 1931 年 6 月社民黨萊比錫代表大會的解釋，容忍政策的目的是抵禦 法西斯的進攻，阻止議會政府解體，制止政變和內戰，保衛社會民主黨在普 魯士的堡壘。會議認為，要保住民主制度，只有容忍布呂寧政府，防止它依 附於納粹黨，或者避免一個法西斯獨裁政權取而代之。這種容忍不是最佳選
擇，但在當時別無它法。 容忍政策使社民黨陷入一種無所作為的境地，由於社民黨的支持，布呂
寧政府才不至於垮台，然而社民黨本身卻被布呂寧政府捆住了手腳。由於害 怕布呂寧政府辭職，社民黨不得不支持那些不為群眾所歡迎，並遭到本黨擁 護者反對的緊急措施和緊縮政策，不得不接受那些為大地主利益服務的法 律。1931 年 11 月，布呂寧政府提出一項削減工資、廢除罷工權利、削減社 會養老金、提高社會保險率的緊急法令，社民黨不得不表示贊同。
與此同時，社民黨認為大量群眾之所以支持納粹黨，原因之一是經濟狀 況惡化。因此，要戰勝法西斯主義，治癒資本主義的疾病，必須從拯救德國 的經濟入手。但是，在如何拯救德國經濟的方法問題上，黨內出現了意見分 歧。一部分人要求採取措施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包括建造新的街道，擴大郵 政和電訊設施，更新鐵路設備，修建鐵路和公路，為 100 萬失業工人提供工 作機會。同時加強保護工人的權益，限制延長勞動時間。以希法亭為代表的 一批人反對這一方案，認為此舉會加劇通貨膨脹，因為無處籌集大批資金來 應付如此龐大的建設開支。他們建議採用節約和合理分配開支等手段來克服 經濟危機造成的財政困難，首先降低軍費開支，節省政府支出，減少高養老 金和高薪階層的薪水，規定退休金和待聘官吏薪餉的限度，如還不能滿足預 算的要求，就提高高薪階層的收入所得稅，增加新的預算收入。在兩種方案 中，後一種方案逐漸在黨內占了優勢。但由於遭到納粹黨議員的反對，共產 黨議員也堅持本黨的主張，社民黨的方案未能在議會形成決議。
當右翼勢力於 1931 年 10 月結成“哈爾茨堡陣線”後，社民黨執委會同
全德工會聯合會理事會、工人體育組織的領導和“國旗社”代表於同年 12
月 16 日舉行聯席會議，成立了旨在“戰勝法西斯危險”的軍事戰鬥組織“鋼 鐵陣線”。該陣線的主要戰鬥力量是國旗社，該社 1932 年 7 月時擁有 300 萬成員，其核心組織“保衛團”約有成員 16 萬。鋼鐵陣線成立初期，曾受到 社民黨影響下的工人群眾的支持，但其無所作為，使越來越多的人感到失望。
1933 年納粹黨執政後，取締共產黨，解散社會民主黨，建立法西斯一黨
獨裁專政。社會民主黨執委會的大多數成員陸續流亡國外，最後在布拉格建 立起以韋爾斯和福格爾為首的流亡執委會。廣大工人黨員和基層幹部在嚴酷 的現實中紛紛覺醒，要求執委會改變路線。執委會為了擺脫自己所處的孤立 境地和組織領導社會民主黨抵抗鬥爭的要求，於 1934 年 1 月發表了自 1921 年格爾利茨綱領和 1925 年海德堡綱領以來的又一個綱領性文件—布拉格宣 言。宣言提出“在反對納粹專政的鬥爭中，沒有妥協、改良主義和合法主義 的位置”，認為“專制制度的垮台，如果不是外部災難所致，就只能在暴力 的勝利之中實現，只能通過革命鬥爭的勝利來實現。”宣言還展望在反法西 斯鬥爭勝利以後，德國將建立一個由工人革命群眾支撐和監督的強有力的革 命政府，”該政府不僅要將國家機器變成人民群眾的統治工具，還要實行“經 濟革命”和“社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