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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26 年 4 月 24 日與蘇聯簽訂了為期 5 年的友好中立條約，進一步保證了 德國的中立地位。
與此同時，斯特雷澤曼為了進一步消除德法之間的隔閡，加強了同法國 外長白里安之間的個人聯繫。1926 年 9 月 17 日上午 11 時，斯特雷澤曼和白 里安兩人避開新聞記者，秘密離開日內瓦，來到靠近日內瓦的法國小城圖瓦 里舉行秘密會談。雙方達成了所謂的“圖瓦里協議”。在這一口頭協議中， 法國允諾結束對萊茵區的占領，向德國歸還薩爾，撤銷對德國的軍事管制， 德國則同意向法國支付 10 億金馬克賠款以緩解法國的貨幣危機。由於兩國政 府其它高級官員的反對，圖瓦里協議未能實施，但兩國之間的和解氣氛卻大 大增強。在 1926 年國聯年會期間，斯特雷澤曼與白里安兩人一同泛舟日內瓦 湖上。這一行動進一步增強了歐洲乃至世界的緩和氣氛。
20 年代中後期國際格局的演變和德國的外交努力，使德國調整了與東西
方各國的關係，恢復了國家尊嚴，躋入與英法等國平起平坐的大國行列。
魏瑪時期的文化和教育
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的文化事業呈現欣欣向榮的局面。在這期間， 柏林第一次能以歐洲文化都城的地位同巴黎和倫敦並肩媲美，各種思潮和藝 術流派在德國湧現。
魏瑪時期，德國社會科學領域始終貫穿著民主共和派與反民主共和派之
間的對立。一大批民主共和派學者紛紛著文頌揚共和，反對帝制。作家托馬 斯·曼原是帝制德國的辯護士，後轉向共和，1922 年 10 月發表《論德意志 共和國》的演說，從闡述魏瑪共和國的生存規律著手，表示擁護共和制度。 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馬克斯·韋伯信奉國家政治實用主義，認為魏 瑪共和國為復興德國提供了機會。新教神學家和歷史學家恩斯特·特勒爾奇 從抑制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目的出發，要求共和國比以前更自覺地去尋找同 西方啟蒙運動傳統的聯繫。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納克擁護共和制度，但
在 20 年代後期看到議會制度已陷入“黨派利益的糾纏”，難以完成實現社會 協調和政治妥協的任務，因而建議實行“立憲民主制”，擴大民選總統的權 利。
反民主共和派學者認為魏瑪文化是令人憎惡的東西，廣播、音樂等現代 文明是沒有靈魂的新式文明的表現，它們加速人的異化，使人更加脫離自然， 疏遠他人。《行動》、《德國革新》、《普魯士年鑑》等雜誌報刊是反民主 共和派的喉舌。作家范·登·布魯克於 1923 年出版了《第三帝國》一書，鼓 吹帝國是一種理想的未來制度，它對內實行領袖原則和階級合作政策，對外 為保護邊境周圍的德意志少數民族和“東進”而鬥爭。歷史學家施本格勒的
《西方的沒落》一書產生更大的影響。該書認為在歐洲文化的黃昏中迎來了 凱撒的時代，並強調普魯士精神與社會主義是一致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 就是一種軍事化的國家，在那裡每個工人和業主都成了國家的公職人員，在 嚴明的紀律和普魯士式的嚴峻環境中為整個民族的利益而工作。作家恩斯 特·榮格爾激烈抨擊國內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西方國家對德國的影響，認 為自我犧牲、嚴格紀律和軍國主義精神才是未來模範德國的組成部分。
魏瑪時期社會學獲得了較快的發展。魏瑪德國的社會學往往比較注重哲 學問題，例如：科隆大學的維澤學派重點研究人際關係（“關係學”）、海 德堡大學的阿爾弗雷德·韋伯重點研究文化社會學；阿爾貝特·薩羅蒙在家 庭社會學、特奧多爾·蓋格爾在社會階級社會學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然而，該時期最出色的社會學家當數馬克斯·韋伯，他不僅精通歷史和法學， 而且精通國民經濟學、哲學和神學，他力圖搞清現代社會是怎樣形成並運轉 的。1922 年，其名著《經濟與社會》發表，書中提出的觀點引起了人們的重 視與討論。
魏瑪時期的文學也有一定的成就，格哈特·霍普特曼和托馬斯·曼是魏 瑪時期的兩大文豪，代表了魏瑪共和國的精神。霍普特曼是自然主義作家， 他的作品很暢銷，不僅創作了許多藝術性很高的童話、喜劇、悲劇、心理描 寫小說，還創作了哲理史詩。托馬斯·曼於 1924 年出版了長篇小說《魔山》， 達到了其藝術成就的頂峰，1929 年為此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此外，托馬斯·曼 為德國文學和世界文學增添了新體裁的作品，即富有詩意和哲學味道的長短 篇小說，在這些作品中，抽象的科學問題、社會問題、倫理問題和美學問題 已經不僅僅是小說中人物思考和談論的主題，而且成了故事情節本身和塑造 形象的直接基礎，成了主人公命運和性格發展的動力。埃利希·瑪利亞·雷 馬克在 1929 年出版的《西線無戰事》一書是反戰文學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
20 年代的最暢銷書之一，曾被譯成數十種語言。通過描述戰壕生活和無謂、
痛苦地死亡的真實可怕情景，有力地批判了相互殘殺的戰爭，但由於作者看 不到反對戰爭的真正方法，因此作品充滿著傷感色彩。
魏瑪時期，德國歷史學界圍繞帝制時代的評價，出現了傳統派與民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