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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商人嘛，拿錢來就行了。我們回去仔細算算現在我們王家的紡織這項買賣能夠值多少錢。然後。讓錢莊做出另外一種加上其他標記水印的票號。做一萬份出來。假如我們的紡織生意現在估計能夠值一百萬貫錢，那麼就做一萬張價值一百貫的票號來。讓紡織商人們或是百姓購買。假如，一年後，我們的紡織生意能夠值的兩百萬貫，那麼他們手裡的一張票號就能夠在一年後，從錢莊兌換出兩百貫錢。假如，一年後，我們的紡織生意只值得上五十萬貫，那麼他們手裡的一張票號就只能夠在一年後從錢莊兌換出五十貫錢，依次類推。”王詡將現代股票的基本模式將了出來，希望能夠通過這種方式來消弭因為技術革新造成的巨大利益懸殊，若是不能和現有的利益階層共享利益，那麼這種技術創新和發明遲早是要被拋棄的。
“就像鹽引和茶引一樣。”任遠率先反應了過來，“兩引剛開始發行的時候，價格就是很高。後來，為了戰爭需要朝廷久大肆濫發，交引一度跌價。中間又出現過幾次因改革而上漲的情況。總體來說就是有漲有跌，但於商人們都是買賣自願盈虧自負。”
“對，基本就是這樣，願不願意有持有我們的票號，持有多久都是商人們自己的事。同樣，也和兩引一樣，要他們自己承擔上價格增長或是價格下降的風險。”王詡本還以為解釋起來會費一番的功夫，沒想到任遠說出了兩引，倒是省了不少解釋的力氣。
“可是，商人和百姓們願意買嗎？還有，若是咱們的紡織生意更值錢了，我們故意說不值錢，他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才會相信我們？”畢竟是做錢莊生意的人，夏彥一言道破了關鍵。
“紡織品的價格會受到極大的衝擊並且下跌。他們不和我們合作，還有其他的選擇嗎？至於怎麼讓他們相信，這個也不難。把買票號買得最多的商人組織起來，讓他們派他們信得過的掌柜和我們的掌柜一同管理紡織院的帳目的記錄，這樣他們應該就會放心。至於說以後紡織院有什麼重大的事情要決定，那麼就要提前通知這些商人，問問他們的意見。當然我們可以不採納，他們也可以不再繼續持有我們的票號。就像朝廷要增發兩引一樣，一旦增發，兩引就不值錢，商人們自然可以兌換成錢或是茶葉和鹽巴。除了通知大把持有票號的大商人們，也要通過報紙把我們的決定提前公諸於世，讓持有我們票號的百姓也能夠知道，從而做出他們自己的判斷。”共同分配利益，那麼就要知道和了解詳細的信息，王詡知道自己是開了這個先河，這種模式很容易複製。所以說，他想盡全力地將制度完善好。
裴健看了眾人兩眼，不由得插話道，“公子。以裴某看。這件事沒這麼簡單。若做得大了，勢必會引起朝廷的關注。”
聽了裴健的話，王詡也開始有些猶疑了，任遠對著裴健一拱手，“我們可以拉攏商人和百姓，當然也可以把官吏包括在內。”
“即便是能拉攏地方的官吏，難免此事不會傳到朝堂上……”對於任遠的那一套。夏彥是比較反感的，他是純粹的商人，認為作為一個商人，就應該用商人的手段來解決事情。
任遠一哂，對於他這個古板的大哥從來都不以為然，昂然道。“哼，莫說我們王家乃是如今江南的第一號，他朝廷不敢妄動，就連小商小販他都無可奈何。”
此話倒是讓王詡很是吃驚，他認為北宋朝就算是很講道理的王朝，比起明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但是也不會讓商人猖狂到那種程度。
“不知大哥還記不記得，仁宗至和年間。福建商人范士舉等竟結成了多達數百人的販私茶組織。不僅福建。兩浙商人也是聚結朋黨，私販茶鹽。時遇官司，往往斗敵。甚至於被甲荷戈，白晝公行。他們做的都是非法勾當，朝廷拿他們如何？我們王家經營的都是合乎律例的買賣，憑什麼指手畫腳。”
聽任遠把這些話堂而皇之地講了出來，夏彥有些惱火，並非是被任遠駁斥，折了面子，任遠當著人這麼做已經習以為常了。而是，因為任遠的作法背離了商人本有的原則，在商言商，從來是夏彥秉持多年的信條。
“這些個商人最後還不是被官府查處了，得到了什麼好處嗎？”
任遠輕蔑地一笑，不屑道，“因為他們都是小魚小蝦，米粒之珠而已，怎能與我們王家相比。既然大哥這麼說，那麼就說說合乎律例的茶葉交易。仁宗天聖元年，由權三司使李諮等人主持在河北、陝西等地區部分實行了用現錢而不再用交引來償付入中的所謂‘見錢法’用以取代交引發，停止發行茶引和鹽引，其意圖就是，使茶與入中糧草，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用以斷絕虛估茶鹽兩引的弊端。儘管為了照顧商人的利益降低商人交易茶鹽的賦稅給予了大量‘饒潤’，但由於商人喪失了從交引貶值中獲得的厚利。結果，結果這次的所謂‘見錢法’只施行了三年就完蛋了。李諮等人被貶官，參與變法的一批三司屬參與變法的一批三司屬吏甚至被流放到崖州，交引法重新出現。更為諷刺的是，十一年後的仁宗景祐三年，由於財政困難朝廷不得不再把李諮請出來實行‘見錢法’，李諮心有餘悸，請求宋仁宗下詔表示支持，”並對商人做出了大大讓步，商人們買茶葉，只需要先繳納一半的錢，餘下的數額，待到茶葉賣出後再繳清，即便是這樣的利益讓步，即便是有仁宗的支持。但是，第二次變法也只推行了六年的時間，慶曆二年，見錢法再次被推翻，交引法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