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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需推測在那個事件中會發生什麼情況，因為我們可以確切地預見到它的結果。
雖然美國入侵部隊不會配備戰術核彈頭——總統和我明確禁止那樣做——但也沒有人會相信，一旦美國部隊受到核武器的攻擊，美國會控制自己不進行核反擊。那麼，這一切又如何結束呢？在這種十足的災難中，我們不僅會在古巴付出空前的傷亡代價，這個島國也將會被毀掉，同時，還極有可能在古巴之外的地方出現核戰爭的危險。
我所希望強調的關鍵是：人類是難免要犯錯誤的，我們都會犯錯誤。在我們的一生中，錯誤會讓我們付出代價，但我們也應嘗試從錯誤中學習。常規戰爭會付出犧牲，有時是成千上萬人的犧牲。但如果錯誤是關於核武器的使用，那將會造成整個人類社會的滅絕。因此，如果將人類易犯錯誤的天性與核武器結合在一起，那無疑將是對空前性災難出現的極大推動。
繼續接受這種冒險有什麼軍事上的必要性嗎？回答是“沒有”。
卡爾·凱森、喬治·W·拉思詹斯和我曾對核武器的支持者指出，“冷戰後核武器的使用只有一個似是而非的方案：即在不存在預期報復的情況下才可使用。那就是說，或者攻擊一個無核國家，或者攻擊一個雖擁有核武器，但兵力極弱，以至核武器的使用者確信，他們可在一次打擊下即使對手徹底解除武裝”。我們補充說，“實際上，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它也不能為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提供充分的理由。例如，雖然，美國部隊在韓戰期間有兩次處於十分險惡的困境中，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年南北韓雙方的衝突發生之後，第二次是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時，而美國並沒有使用核武器。當時，中國和北韓並無核能力，蘇聯只有一顆微不足道的核彈。”我們的論證導出下面的結論：在阻止敵手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的軍事使用，只會起到極為有限的作用。因此，如果我們的敵人沒有核武器，那麼，我們也就沒有擁有它們的必要。
一方面由於我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核危機時期我們與災難已多麼的接近，另一方面，還由於人們日益感到核武器缺乏軍事上的使用價值，因此，對核武器作用的思考已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大部分出現於最近三年之間。許多美國的軍事領袖——包括兩位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一位前歐洲盟軍最高統帥和一位現役的空軍高級將領——對核武器的認識已遠遠超出布希—葉爾欽協議的範圍；還有一些人則更進一步宣稱，如同我所闡述過的，長期的目標應該是在現實可行的範圍內，回到無核的世界中去。
當然，也存在與此相反的主張。大多數西方安全專家——包括軍隊和文職官員，繼續相信，核武器的威脅可以防止戰爭。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就曾說過，限制核武器的計劃是“在常規戰爭中保證世界安全的計劃，所以我並不熱衷於此”。由前國防部長理察·切尼任命、前空軍司令托馬斯·里德領導的顧問委員會的報告，也反映了與此基本相同的看法。現任政府看起來也支持這一觀點。但即便接受這種觀點，人們也應清楚地看到：將核武器作為抵禦常規軍隊入侵的威懾力量，同樣也會付出長期高昂的代價，即隨時存在相互進行核攻擊的危險。
至今，大部分人仍不知道，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早在五十年代中就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當時，他向總統遞交了一份高度保密的備忘錄。這一備忘錄幾年前剛剛解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備忘錄中指出：“將原子能用於戰爭，對任何國家來講都是一種過大的能量。”因此，他建議將核力量的控制權交給聯合國的一個無否決權的安全委員會，從而“普及熱核武器抵禦戰爭的能力。”
近幾年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建議已得到一些著名的安全專家們的響應，然而，我認為，公眾或許尚未注意到他們的觀點。因為這些觀點反映在三個報告和一大批雖不保密但卻並未廣泛傳播的聲明中。
這三個報告都發表於一九九○年之後： 一、一九九一年，在一份由已退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戴維·C·瓊斯將軍簽署的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的報告中這樣寫道：核武器除了阻止……另一方的核攻擊外沒有其它用途。”該委員會相信美國和俄國的核力量可以降至一千到兩千個核彈頭。
二、一九九三年春，《外交事務》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合著者之一是另一位退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小威廉·J·克勞上將。文章指出：到二○○○年，美國和俄國的戰略核力量可減少到各自擁有一千到一千五百個核彈頭。該文在收入一本書時進行了擴充，其中說道：“一千到一千五百個核彈頭將不是二十一世紀初可達到的最低水平。”
三、一九九三年，前北約在歐洲的最高統帥安德魯·J·古德帕斯特上將發表了一份報告，其中指出，現存的五個核大國應該將核武器儲備降到每國二百枚，而最終結果則應該是零。
這三個報告不應使人們感到驚訝。因為近二十年來，越來越多的西方軍事和文職防務專家對核武器的軍事價值表示懷疑，以下是他們的觀點： ·一九八二年，英國國防總參謀部七位退休參謀長中的五位曾表示，他們相信，根據北約的政策，首先使用核武器將會導致災難。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的英國總參謀長路易斯·蒙巴頓勳爵在一九七九年被謀殺前的幾個月說道：“作為一名軍人，我看不出核武器有什麼用。”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六年的英國總參謀長菲爾德·馬歇爾·卡弗勳爵在一九八二年寫道，他完全反對北約首先使用核武器。
雖然美國入侵部隊不會配備戰術核彈頭——總統和我明確禁止那樣做——但也沒有人會相信，一旦美國部隊受到核武器的攻擊，美國會控制自己不進行核反擊。那麼，這一切又如何結束呢？在這種十足的災難中，我們不僅會在古巴付出空前的傷亡代價，這個島國也將會被毀掉，同時，還極有可能在古巴之外的地方出現核戰爭的危險。
我所希望強調的關鍵是：人類是難免要犯錯誤的，我們都會犯錯誤。在我們的一生中，錯誤會讓我們付出代價，但我們也應嘗試從錯誤中學習。常規戰爭會付出犧牲，有時是成千上萬人的犧牲。但如果錯誤是關於核武器的使用，那將會造成整個人類社會的滅絕。因此，如果將人類易犯錯誤的天性與核武器結合在一起，那無疑將是對空前性災難出現的極大推動。
繼續接受這種冒險有什麼軍事上的必要性嗎？回答是“沒有”。
卡爾·凱森、喬治·W·拉思詹斯和我曾對核武器的支持者指出，“冷戰後核武器的使用只有一個似是而非的方案：即在不存在預期報復的情況下才可使用。那就是說，或者攻擊一個無核國家，或者攻擊一個雖擁有核武器，但兵力極弱，以至核武器的使用者確信，他們可在一次打擊下即使對手徹底解除武裝”。我們補充說，“實際上，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它也不能為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提供充分的理由。例如，雖然，美國部隊在韓戰期間有兩次處於十分險惡的困境中，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年南北韓雙方的衝突發生之後，第二次是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時，而美國並沒有使用核武器。當時，中國和北韓並無核能力，蘇聯只有一顆微不足道的核彈。”我們的論證導出下面的結論：在阻止敵手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的軍事使用，只會起到極為有限的作用。因此，如果我們的敵人沒有核武器，那麼，我們也就沒有擁有它們的必要。
一方面由於我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核危機時期我們與災難已多麼的接近，另一方面，還由於人們日益感到核武器缺乏軍事上的使用價值，因此，對核武器作用的思考已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大部分出現於最近三年之間。許多美國的軍事領袖——包括兩位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一位前歐洲盟軍最高統帥和一位現役的空軍高級將領——對核武器的認識已遠遠超出布希—葉爾欽協議的範圍；還有一些人則更進一步宣稱，如同我所闡述過的，長期的目標應該是在現實可行的範圍內，回到無核的世界中去。
當然，也存在與此相反的主張。大多數西方安全專家——包括軍隊和文職官員，繼續相信，核武器的威脅可以防止戰爭。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就曾說過，限制核武器的計劃是“在常規戰爭中保證世界安全的計劃，所以我並不熱衷於此”。由前國防部長理察·切尼任命、前空軍司令托馬斯·里德領導的顧問委員會的報告，也反映了與此基本相同的看法。現任政府看起來也支持這一觀點。但即便接受這種觀點，人們也應清楚地看到：將核武器作為抵禦常規軍隊入侵的威懾力量，同樣也會付出長期高昂的代價，即隨時存在相互進行核攻擊的危險。
至今，大部分人仍不知道，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早在五十年代中就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當時，他向總統遞交了一份高度保密的備忘錄。這一備忘錄幾年前剛剛解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備忘錄中指出：“將原子能用於戰爭，對任何國家來講都是一種過大的能量。”因此，他建議將核力量的控制權交給聯合國的一個無否決權的安全委員會，從而“普及熱核武器抵禦戰爭的能力。”
近幾年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建議已得到一些著名的安全專家們的響應，然而，我認為，公眾或許尚未注意到他們的觀點。因為這些觀點反映在三個報告和一大批雖不保密但卻並未廣泛傳播的聲明中。
這三個報告都發表於一九九○年之後： 一、一九九一年，在一份由已退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戴維·C·瓊斯將軍簽署的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的報告中這樣寫道：核武器除了阻止……另一方的核攻擊外沒有其它用途。”該委員會相信美國和俄國的核力量可以降至一千到兩千個核彈頭。
二、一九九三年春，《外交事務》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合著者之一是另一位退休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小威廉·J·克勞上將。文章指出：到二○○○年，美國和俄國的戰略核力量可減少到各自擁有一千到一千五百個核彈頭。該文在收入一本書時進行了擴充，其中說道：“一千到一千五百個核彈頭將不是二十一世紀初可達到的最低水平。”
三、一九九三年，前北約在歐洲的最高統帥安德魯·J·古德帕斯特上將發表了一份報告，其中指出，現存的五個核大國應該將核武器儲備降到每國二百枚，而最終結果則應該是零。
這三個報告不應使人們感到驚訝。因為近二十年來，越來越多的西方軍事和文職防務專家對核武器的軍事價值表示懷疑，以下是他們的觀點： ·一九八二年，英國國防總參謀部七位退休參謀長中的五位曾表示，他們相信，根據北約的政策，首先使用核武器將會導致災難。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的英國總參謀長路易斯·蒙巴頓勳爵在一九七九年被謀殺前的幾個月說道：“作為一名軍人，我看不出核武器有什麼用。”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六年的英國總參謀長菲爾德·馬歇爾·卡弗勳爵在一九八二年寫道，他完全反對北約首先使用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