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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向閱兵場走去，它位於五角大樓旁河流人口處的前方。由於處在戰爭時期人們都情緒不高，但禮儀還是要遵守的。因此，部隊組織了全套的告別儀式向我表示敬意。這包括講演、樂隊、儀仗隊、禮炮和海空軍聯合進行的戰鬥機編隊飛行表演。告別儀式在猛烈的暴風雪加雨中進行，這看起來真是再合適不過了。由於天氣原因，不得不取消了飛行表演。而講演用的擴音設備也發生了短路，所有的人都被淋得透濕，最後掃興地離去。
在那天之前，林登·B·詹森總統在白宮東廳向我頒發了自由勳章，當時在場的有我的許多親戚、朋友和大批華盛頓官員。七年前我就站在這同一個房間裡，驕傲地進行就職宣誓，我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是一個冷酷、講究高效率的人，但當時我卻變得異常激動。今天我又是如此。當輪到我講話時，我看著總統開始說道：“我找不到合適的詞句來表達我今天的心情。”然後我突然被噎住了，驕傲、感激、沮喪、傷心和失敗等各種不同情感交織在我心頭，我再也說不出一句話。假如我能夠說出來，我要說的將會是下面的話： 今天，在經過了一千五百五十八天之後，我結束了與一個就我所知性格最複雜的人的最親密的合作。在這個房間中的很多人認為林登·B·詹森是粗魯的、平庸的、狹隘的、工於心計的、虛偽的。也許在某些時候，他會表現出這些特徵之一，但就其個性的整體而言，他遠遠超過這些。我相信，在幾十年之後，歷史將評價他做了很多。例如：通過諸如“人權法案”， “選舉權法案”和“偉大社會立法”——他提醒我們全體，看清我們對窮人、地位低下的人及種族偏見受害者所負的責任。在這方面他所做的超過了同時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但是對于越南，這個他繼承下來的戰爭而言——應該承認我們和他一樣，都沒能更明智地去處理——我們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本應做得更好些。
十三年之後，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我和瑪格麗特重回白宮東廳。這次是她獲得榮譽，我作為旁觀者，卡特總統授予瑪格麗特自由勳章，表彰她所做的工作。瑪格麗特發現閱讀在學習中是最基本的，因此提出了一項“重視讀書”計劃鼓勵和幫助有缺陷的年輕人進行閱讀。當時，瑪格麗特正處於與癌症長期鬥爭的末期，在授勳儀式舉行後的第十七天，她去世了。但那時全國已有七萬志願者在她創建的組織中工作。
我對越南事務的捲入在我離開白宮東廳那天就結束了。當然，戰爭又繼續了另一個七年。當一九七三年美國最終離開南越時，我們失去了五萬八千名男人和女人，我們的經濟由於多年沉重和不適宜的戰爭支出受到了嚴重損害，我們社會的政治統一遭到破壞，幾十年都不會恢復。
這樣高的代價值得嗎？
迪安·臘斯克、沃爾特·羅斯托和世界上許多地緣政治學家至今仍回答說值得。他們斷言：如果沒有美國對越南的干涉，共產黨霸權——蘇聯和中國——將會在東南亞進一步擴張，包括控制印尼、泰國，甚至可能還有印度。一些人則可能更進一步說，蘇聯將會冒更大的風險在世界各地擴大它的影響，特別是中東。在那裡，他們肯定會尋求對石油生產國的控制。這些人所說的或許沒有錯，但我卻深深懷疑這樣的判斷。
當蘇聯、中國和越南的檔案向學者們公開後，我們將會對這些國家的意圖有更多的了解，但即使沒有這些材料，我們也知道，共產主義擴張的危險在冷戰的四十年中是確實存在的。雖然在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西方經常誤解並因此誇大東方的霸權和達到那種霸權的能力，但言過其實地認為，我們不能在這種威脅中保護自己，則仍是一種糊塗和不負責任的說法。
今天看來，如果美國沒有捲入印度支那的戰爭，或在六十年代早期或中期撤出越南，我懷疑，蘇聯和中國在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行動和影響會有什麼實質上的不同。現在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促使約翰·F·甘迺迪總統做出決定，派遣軍事顧問去南越的兩個條件將不會被滿足，的確也不可能被滿足：政治穩定並不存在，而且看起來也永不會實現；南越政府，即使在我們給以軍事幫助和後勤支援的情況下，仍不能保衛他們自己。
列舉這些事實——它們的確是事實——我相信，我們可以也應該從越南撤軍，或者在一九六三年底吳庭艷被暗殺後的騷亂時期，或者在一九六四年初或一九六五年初南越政權的軍事和政治弱點日漸明顯時，正如下列表格中對應的數據所顯示的，我們至少有三個其它的機會可使撤退被證明是正當的。 如果正確地向美國人民和世界做出解釋，我不相信，美國在任何這些時機的撤軍，會導致西歐懷疑我們對北約的支持和對他們安全的保證。我也不相信，日本會認為我們的安全條約更少可信性。相反，從越南的撤軍可以保全我們的實力，使我們能夠在其它地區進行更具防禦能力的活動，從而提高我們的信用程度。
有人說冷戰後的世界與過去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所以，越南的教訓將不再適用或與二十一世紀無關。我不同意這種說法。要想從越南的經驗中吸取教訓，首先必須承認我們的失敗。我們在越南的悲劇有十一條主要的原因： 一、正如我們一向所做的那樣，我們對敵人（在這裡指北越和在中國、蘇聯支持下的越共）的地緣政治意圖進行了錯誤的估計，我們誇大了他們的行動對美國構成的威脅。
在那天之前，林登·B·詹森總統在白宮東廳向我頒發了自由勳章，當時在場的有我的許多親戚、朋友和大批華盛頓官員。七年前我就站在這同一個房間裡，驕傲地進行就職宣誓，我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是一個冷酷、講究高效率的人，但當時我卻變得異常激動。今天我又是如此。當輪到我講話時，我看著總統開始說道：“我找不到合適的詞句來表達我今天的心情。”然後我突然被噎住了，驕傲、感激、沮喪、傷心和失敗等各種不同情感交織在我心頭，我再也說不出一句話。假如我能夠說出來，我要說的將會是下面的話： 今天，在經過了一千五百五十八天之後，我結束了與一個就我所知性格最複雜的人的最親密的合作。在這個房間中的很多人認為林登·B·詹森是粗魯的、平庸的、狹隘的、工於心計的、虛偽的。也許在某些時候，他會表現出這些特徵之一，但就其個性的整體而言，他遠遠超過這些。我相信，在幾十年之後，歷史將評價他做了很多。例如：通過諸如“人權法案”， “選舉權法案”和“偉大社會立法”——他提醒我們全體，看清我們對窮人、地位低下的人及種族偏見受害者所負的責任。在這方面他所做的超過了同時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但是對于越南，這個他繼承下來的戰爭而言——應該承認我們和他一樣，都沒能更明智地去處理——我們在解決這些問題時本應做得更好些。
十三年之後，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我和瑪格麗特重回白宮東廳。這次是她獲得榮譽，我作為旁觀者，卡特總統授予瑪格麗特自由勳章，表彰她所做的工作。瑪格麗特發現閱讀在學習中是最基本的，因此提出了一項“重視讀書”計劃鼓勵和幫助有缺陷的年輕人進行閱讀。當時，瑪格麗特正處於與癌症長期鬥爭的末期，在授勳儀式舉行後的第十七天，她去世了。但那時全國已有七萬志願者在她創建的組織中工作。
我對越南事務的捲入在我離開白宮東廳那天就結束了。當然，戰爭又繼續了另一個七年。當一九七三年美國最終離開南越時，我們失去了五萬八千名男人和女人，我們的經濟由於多年沉重和不適宜的戰爭支出受到了嚴重損害，我們社會的政治統一遭到破壞，幾十年都不會恢復。
這樣高的代價值得嗎？
迪安·臘斯克、沃爾特·羅斯托和世界上許多地緣政治學家至今仍回答說值得。他們斷言：如果沒有美國對越南的干涉，共產黨霸權——蘇聯和中國——將會在東南亞進一步擴張，包括控制印尼、泰國，甚至可能還有印度。一些人則可能更進一步說，蘇聯將會冒更大的風險在世界各地擴大它的影響，特別是中東。在那裡，他們肯定會尋求對石油生產國的控制。這些人所說的或許沒有錯，但我卻深深懷疑這樣的判斷。
當蘇聯、中國和越南的檔案向學者們公開後，我們將會對這些國家的意圖有更多的了解，但即使沒有這些材料，我們也知道，共產主義擴張的危險在冷戰的四十年中是確實存在的。雖然在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西方經常誤解並因此誇大東方的霸權和達到那種霸權的能力，但言過其實地認為，我們不能在這種威脅中保護自己，則仍是一種糊塗和不負責任的說法。
今天看來，如果美國沒有捲入印度支那的戰爭，或在六十年代早期或中期撤出越南，我懷疑，蘇聯和中國在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行動和影響會有什麼實質上的不同。現在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促使約翰·F·甘迺迪總統做出決定，派遣軍事顧問去南越的兩個條件將不會被滿足，的確也不可能被滿足：政治穩定並不存在，而且看起來也永不會實現；南越政府，即使在我們給以軍事幫助和後勤支援的情況下，仍不能保衛他們自己。
列舉這些事實——它們的確是事實——我相信，我們可以也應該從越南撤軍，或者在一九六三年底吳庭艷被暗殺後的騷亂時期，或者在一九六四年初或一九六五年初南越政權的軍事和政治弱點日漸明顯時，正如下列表格中對應的數據所顯示的，我們至少有三個其它的機會可使撤退被證明是正當的。 如果正確地向美國人民和世界做出解釋，我不相信，美國在任何這些時機的撤軍，會導致西歐懷疑我們對北約的支持和對他們安全的保證。我也不相信，日本會認為我們的安全條約更少可信性。相反，從越南的撤軍可以保全我們的實力，使我們能夠在其它地區進行更具防禦能力的活動，從而提高我們的信用程度。
有人說冷戰後的世界與過去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所以，越南的教訓將不再適用或與二十一世紀無關。我不同意這種說法。要想從越南的經驗中吸取教訓，首先必須承認我們的失敗。我們在越南的悲劇有十一條主要的原因： 一、正如我們一向所做的那樣，我們對敵人（在這裡指北越和在中國、蘇聯支持下的越共）的地緣政治意圖進行了錯誤的估計，我們誇大了他們的行動對美國構成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