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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五日，像往常一樣，我在早晨七點鐘到達五角大樓。一小時之後，我桌上的電話響了，一個聲音說道：“我是作戰辦公室的史密斯上將（我們每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都保證有一個海軍或陸軍上將在作戰辦公室值班）。史密斯將軍說：“阿列克謝·柯西金總理接通了熱線電話要求與總統通話，我們應該怎樣答覆他？”
“你為什麼給我打電話？”我問道。
“因為熱線的終端在五角大樓。”他回答說。
熱線是古巴飛彈危機的遺產，它設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但除了檢查線路是否暢通外還從未使用過。我甚至不知道它的電話線路終端就在我的辦公室下面。我告訴史密斯上將：“將線接到白宮值班室，我要和總統通話。”
我知道林登·B·詹森總統正在睡覺，但我還是接通了電話。不出所料，一位在總統臥室外值班的侍衛官接了電話，我告訴他我要和總統講話。
“總統正在休息，不希望被打擾。”他說。
“我知道，但請叫醒他。”
後來我得知，總統與迪安·臘斯克和沃爾特·羅斯托就這次危機進行電話交談直至凌晨四點。他拿起電話，睡意朦朧地咆哮著：“見鬼，你這個時候給我打電話幹什麼？”
“總統先生，熱線已經接通，阿列克謝·柯西金要與您通話。我們應該說什麼？”
“我的上帝，我們應該說什麼？”他回答說。
“我建議，告訴他十五分鐘後您會在值班室。我馬上給迪安·臘斯克打電話，我們在值班室與您會合。”
在那以後的幾天裡，我們通過熱線與阿列克謝·柯西金交換了意見。六月十日，由於以色列獲得了攻擊敘利亞的勝利，形勢變得異常緊張。有一次，柯西金實際上在說： “如果你們想要戰爭，你們會嘗到苦果。”當然，那是我們最不想要的。
為什麼蘇聯總理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當以色列如此神速地打敗了埃及和約旦後，看起來就要移兵威脅大馬士革。為此林登·B·詹森總統告訴阿列克謝·柯西金，一旦以色列得到戈蘭高地，它就會接受停火。同時，總統同意命令第七艦隊靠近敘利亞海岸，以便使蘇聯明白，對他們在該地區的任何行動，我們都會有所反應。幾小時後，以色列和敘利亞接受了停火建議，第七艦隊也停止了東移。雖然信息的交換使形勢明朗，但這個插曲揭示了在冷戰中期，美蘇維持全球平衡時的關係是多麼微妙。這進一步解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堅持要在印度支那保持壓倒優勢的感受，同時也說明了一系列的突發事件使我們無法傾全力于越南。
現在對我來說已十分清楚，印度支那的政策和方案將我們引向了從未料到也並不希望的歧路。而為此付出的代價——無論是生命的喪失還是政治、社會和經濟所受到的破壞——都遠遠超出了任何人的預想。我們失敗了，為什麼會失敗？這失敗能否避免？從我們的經驗中可以吸取什麼樣的教訓以防止其他人重蹈覆轍？學者們無疑將希望研究並揭示這些問題。這個念頭在戰爭結束後的今天更強烈地出現在我的腦海里。
一九六七年六月，我決定讓我的國際安全事務助理約翰·T·麥克諾頓著手搜集材料以備將來的學術研究。我告訴他要擴大搜集面和相關的文件範圍，不要僅限於我們國防部，還要包括政府各部門、中央情報局以及白宮。由於我要求這項工作儘可能地做到客觀，因此我對約翰·T·麥克諾頓說我個人將不介入。我指示他說：“告訴你的研究人員，無論後果如何，都不要退縮。”或許是出於曾激勵我做這件事的同樣衝動，使我說出了上面的話。我從未想過對總統和國務卿提到此事，因為這幾乎不是什麼秘密。然而，最終卻使三十六位參與研究與分析的人員捲入其中。
材料搜集工作開始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一個月後，約翰·T·麥克諾頓悲劇性地在一次空難中喪生。整個搜集工作由萊斯利·H·蓋爾布負責。當時萊斯利是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官員，現在他擔任了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主席。他的工作是收集二十多年以來的備忘錄、情況記錄、電報以及各部門的報告。幾年後，萊斯·H·蓋爾布利告訴一位研究人員說：“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打電話，然後說：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要求……我去見很多人，解釋這項研究工作，告訴他們我想要下列材料。他們全都說：是的，當然……沒有一個人拒絕提供材料。
一九六九年初，萊斯利·H·蓋爾布的小組就美國二戰後對越南的政策整理了一份七千多頁的研究報告。這已遠遠超出為研究人員收集原始資料的範圍。整個工作總起來說有不盡人意的地方，這一方面反映了對剛剛發生的事進行評述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由於萊斯利·H·蓋爾布和他的小組實際上無法接觸白宮檔案和一些高層政府部門的文件。儘管如此，仍然可以說這項工作完成的異常出色。它體現了我要求儘可能客觀的宗旨，他們幾乎搜集了到那時為止與越南有關的所有學術著作，其中包括從各個不同角度所做的分析。
“你為什麼給我打電話？”我問道。
“因為熱線的終端在五角大樓。”他回答說。
熱線是古巴飛彈危機的遺產，它設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但除了檢查線路是否暢通外還從未使用過。我甚至不知道它的電話線路終端就在我的辦公室下面。我告訴史密斯上將：“將線接到白宮值班室，我要和總統通話。”
我知道林登·B·詹森總統正在睡覺，但我還是接通了電話。不出所料，一位在總統臥室外值班的侍衛官接了電話，我告訴他我要和總統講話。
“總統正在休息，不希望被打擾。”他說。
“我知道，但請叫醒他。”
後來我得知，總統與迪安·臘斯克和沃爾特·羅斯托就這次危機進行電話交談直至凌晨四點。他拿起電話，睡意朦朧地咆哮著：“見鬼，你這個時候給我打電話幹什麼？”
“總統先生，熱線已經接通，阿列克謝·柯西金要與您通話。我們應該說什麼？”
“我的上帝，我們應該說什麼？”他回答說。
“我建議，告訴他十五分鐘後您會在值班室。我馬上給迪安·臘斯克打電話，我們在值班室與您會合。”
在那以後的幾天裡，我們通過熱線與阿列克謝·柯西金交換了意見。六月十日，由於以色列獲得了攻擊敘利亞的勝利，形勢變得異常緊張。有一次，柯西金實際上在說： “如果你們想要戰爭，你們會嘗到苦果。”當然，那是我們最不想要的。
為什麼蘇聯總理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當以色列如此神速地打敗了埃及和約旦後，看起來就要移兵威脅大馬士革。為此林登·B·詹森總統告訴阿列克謝·柯西金，一旦以色列得到戈蘭高地，它就會接受停火。同時，總統同意命令第七艦隊靠近敘利亞海岸，以便使蘇聯明白，對他們在該地區的任何行動，我們都會有所反應。幾小時後，以色列和敘利亞接受了停火建議，第七艦隊也停止了東移。雖然信息的交換使形勢明朗，但這個插曲揭示了在冷戰中期，美蘇維持全球平衡時的關係是多麼微妙。這進一步解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堅持要在印度支那保持壓倒優勢的感受，同時也說明了一系列的突發事件使我們無法傾全力于越南。
現在對我來說已十分清楚，印度支那的政策和方案將我們引向了從未料到也並不希望的歧路。而為此付出的代價——無論是生命的喪失還是政治、社會和經濟所受到的破壞——都遠遠超出了任何人的預想。我們失敗了，為什麼會失敗？這失敗能否避免？從我們的經驗中可以吸取什麼樣的教訓以防止其他人重蹈覆轍？學者們無疑將希望研究並揭示這些問題。這個念頭在戰爭結束後的今天更強烈地出現在我的腦海里。
一九六七年六月，我決定讓我的國際安全事務助理約翰·T·麥克諾頓著手搜集材料以備將來的學術研究。我告訴他要擴大搜集面和相關的文件範圍，不要僅限於我們國防部，還要包括政府各部門、中央情報局以及白宮。由於我要求這項工作儘可能地做到客觀，因此我對約翰·T·麥克諾頓說我個人將不介入。我指示他說：“告訴你的研究人員，無論後果如何，都不要退縮。”或許是出於曾激勵我做這件事的同樣衝動，使我說出了上面的話。我從未想過對總統和國務卿提到此事，因為這幾乎不是什麼秘密。然而，最終卻使三十六位參與研究與分析的人員捲入其中。
材料搜集工作開始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一個月後，約翰·T·麥克諾頓悲劇性地在一次空難中喪生。整個搜集工作由萊斯利·H·蓋爾布負責。當時萊斯利是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官員，現在他擔任了對外關係委員會的主席。他的工作是收集二十多年以來的備忘錄、情況記錄、電報以及各部門的報告。幾年後，萊斯·H·蓋爾布利告訴一位研究人員說：“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打電話，然後說：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要求……我去見很多人，解釋這項研究工作，告訴他們我想要下列材料。他們全都說：是的，當然……沒有一個人拒絕提供材料。
一九六九年初，萊斯利·H·蓋爾布的小組就美國二戰後對越南的政策整理了一份七千多頁的研究報告。這已遠遠超出為研究人員收集原始資料的範圍。整個工作總起來說有不盡人意的地方，這一方面反映了對剛剛發生的事進行評述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由於萊斯利·H·蓋爾布和他的小組實際上無法接觸白宮檔案和一些高層政府部門的文件。儘管如此，仍然可以說這項工作完成的異常出色。它體現了我要求儘可能客觀的宗旨，他們幾乎搜集了到那時為止與越南有關的所有學術著作，其中包括從各個不同角度所做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