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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切斯特·庫珀是正確的，那麼在這個問題上向總統提過建議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該受到責備。
政府曾做過秘密的外交努力。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府指令美國駐緬甸大使亨利·A ·拜羅德轉告北越駐緬甸總領事武友炳（音譯），如果河內“能為和平做出重大貢獻”，暫停轟炸的期限可以延長。幾天後，河內的廣播電台譴責暫停轟炸是“陰謀詭計”，並重申了它提出的“第三點”，即“南越的內部事務必須……按照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政治武器）提出的方案加以解決”。武只是向亨利·A·拜羅德重申了河內的強硬路線，作為對亨利·A·拜羅德給他的信息的答覆。
暫停轟炸獲得成功了嗎？此舉顯然沒有立即導致和談的開始。但在當時，支持此舉的人也不認為能馬上促成和談。我們只是把此舉視為最終和平解決問題並結束戰爭的過程中的一個步驟。
這個步驟有效果嗎？如果沒有，那麼它的失敗是由於我們的固執還是由於河內的毫不讓步呢？抑或兩種因素都有？在河內開放其檔案之前，我們將無從得到答案。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
在我開始寫這一章時，致力於研究越南戰爭已十餘年的歷史學家喬治·C·赫林出版了一本書。他寫道：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暫停轟炸結束以後，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的影響開始減弱。這位國防部長推動了停火計劃和和談建議，總統雖然不情願（因為有違他的判斷），但還是批准了。當這個計劃如林登·B·詹森預料的那樣失敗以後，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一貫正確的形象受到了挑戰，總統讓他為這個重大的政策失誤負責。另外，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以後，這位不屈不撓的國防部長越來越懷疑這場戰爭能從軍事上取得勝利。當他的懷疑日益加劇，並越來越明顯地包含在他的政策建議中時，他的影響力就更加減弱了。在以後的任期中，某些情報不送給他看，因為他越來越反對戰爭，而且與鴿派參議員羅伯特·F·甘迺迪關係密切。
我希望喬治·C·赫林是對的。實際上，我的影響力和我作為越南政策主要決策人之一的責任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底我離開五角大樓。我對我們能否通過軍事手段在越南實現政治目標確實很懷疑，但我並未因此減少參與越南政策的制訂工作。
聖誕節暫停轟炸計劃結束之後的十五個月中，戰爭規模日益擴大，傷亡人數越來越多；關於地面戰略、安民計劃和空中轟炸的爭論日趨激烈；詹森政府、我的家庭和我個人承受的與戰爭有關的壓力越來越沉重。雖然公眾仍然普遍支持越戰，但反對意見開始出現了。另有三次和談努力也失敗了。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要求增派更多的軍隊。這次他要求增派二十萬軍隊，並要求使戰爭大規模升級。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都聲稱，他們認為這個計劃需要動用預備役人員和國家的全部軍事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他們認識到這些行動可能使我們在東南亞或其地區與中國和（或）蘇聯發生衝突，但是他們認為這些行動可使戰爭縮短五年。
下述事實都是我們的政策正在失敗的明證：空中轟炸和地面作戰未獲成效；我們的外交動議調子僵化而缺乏效力。這些嚴峻的事實使我得出了不同尋常的結論。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給總統的備忘錄（它引起了激烈爭論）中指出，現在是我們改變在越南的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的時候了。這份備忘錄預示著我們在越南問題上的分裂，這種分裂最終導致了我的離任。
一九六六年初麥喬治·邦迪離開政府使我頗感痛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負責為福特基金會尋找新理事長的約翰·麥克洛伊和亨利·福特二世找到麥喬治·邦迪，要他擔任這個職務。這項工作顯然極具誘惑力：福特基金會是美國最大的基金會，每年支出大約兩億美元用於世界各地的福利工作。”
約翰·麥克洛伊在為這項工作拜會麥喬治·邦迪的同時也拜會了我，我覺得他可能認為我和麥喬治·邦迪同樣可以勝任此職。我知道我不能勝任，就如實相告。另外，我認為當時還不應該離開政府，雖然福特基金會的工作對我很有吸引力。
麥喬治·邦迪的離去是個令人痛心的損失。麥喬治·邦迪和我的意見並非常常保持一致，但他給政府工作帶來了優良的作風，他還堅持認為我們應該集中處理我國面臨的基本外交政策問題，無論這些問題的難度有多麼大。他可能是因為福特基金會的吸引力離開政府的，但我不認為是這樣。我認為他離開政府的真正原因是他對戰爭的極度失望。我認為他不但對總統的行為感到失望，而且對華盛頓和西貢高層的政策制訂過程感到灰心。他確實有充分的理由那樣想。
沃爾特·羅斯托接替麥喬治·邦迪擔任了國家安全顧問。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為人熱情，與同事們相處甚融洽。但是，沃爾特·羅斯托對我們介入越南事務、我們的作戰行動和我們在越南實現政治和軍事目標的前景不作具體分析。他生性樂觀，對任何不講我們正在取得進展的報告都持懷疑態度。多年以後，在一九九一年三月林登·B·詹森圖書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仍然強調說，美國介入越南問題的決策和我們的作戰方式對我國和東南亞地區都是有利的。
政府曾做過秘密的外交努力。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府指令美國駐緬甸大使亨利·A ·拜羅德轉告北越駐緬甸總領事武友炳（音譯），如果河內“能為和平做出重大貢獻”，暫停轟炸的期限可以延長。幾天後，河內的廣播電台譴責暫停轟炸是“陰謀詭計”，並重申了它提出的“第三點”，即“南越的內部事務必須……按照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政治武器）提出的方案加以解決”。武只是向亨利·A·拜羅德重申了河內的強硬路線，作為對亨利·A·拜羅德給他的信息的答覆。
暫停轟炸獲得成功了嗎？此舉顯然沒有立即導致和談的開始。但在當時，支持此舉的人也不認為能馬上促成和談。我們只是把此舉視為最終和平解決問題並結束戰爭的過程中的一個步驟。
這個步驟有效果嗎？如果沒有，那麼它的失敗是由於我們的固執還是由於河內的毫不讓步呢？抑或兩種因素都有？在河內開放其檔案之前，我們將無從得到答案。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
在我開始寫這一章時，致力於研究越南戰爭已十餘年的歷史學家喬治·C·赫林出版了一本書。他寫道：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暫停轟炸結束以後，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的影響開始減弱。這位國防部長推動了停火計劃和和談建議，總統雖然不情願（因為有違他的判斷），但還是批准了。當這個計劃如林登·B·詹森預料的那樣失敗以後，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一貫正確的形象受到了挑戰，總統讓他為這個重大的政策失誤負責。另外，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以後，這位不屈不撓的國防部長越來越懷疑這場戰爭能從軍事上取得勝利。當他的懷疑日益加劇，並越來越明顯地包含在他的政策建議中時，他的影響力就更加減弱了。在以後的任期中，某些情報不送給他看，因為他越來越反對戰爭，而且與鴿派參議員羅伯特·F·甘迺迪關係密切。
我希望喬治·C·赫林是對的。實際上，我的影響力和我作為越南政策主要決策人之一的責任一直持續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底我離開五角大樓。我對我們能否通過軍事手段在越南實現政治目標確實很懷疑，但我並未因此減少參與越南政策的制訂工作。
聖誕節暫停轟炸計劃結束之後的十五個月中，戰爭規模日益擴大，傷亡人數越來越多；關於地面戰略、安民計劃和空中轟炸的爭論日趨激烈；詹森政府、我的家庭和我個人承受的與戰爭有關的壓力越來越沉重。雖然公眾仍然普遍支持越戰，但反對意見開始出現了。另有三次和談努力也失敗了。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要求增派更多的軍隊。這次他要求增派二十萬軍隊，並要求使戰爭大規模升級。威廉·威斯特摩蘭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都聲稱，他們認為這個計劃需要動用預備役人員和國家的全部軍事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他們認識到這些行動可能使我們在東南亞或其地區與中國和（或）蘇聯發生衝突，但是他們認為這些行動可使戰爭縮短五年。
下述事實都是我們的政策正在失敗的明證：空中轟炸和地面作戰未獲成效；我們的外交動議調子僵化而缺乏效力。這些嚴峻的事實使我得出了不同尋常的結論。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給總統的備忘錄（它引起了激烈爭論）中指出，現在是我們改變在越南的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的時候了。這份備忘錄預示著我們在越南問題上的分裂，這種分裂最終導致了我的離任。
一九六六年初麥喬治·邦迪離開政府使我頗感痛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負責為福特基金會尋找新理事長的約翰·麥克洛伊和亨利·福特二世找到麥喬治·邦迪，要他擔任這個職務。這項工作顯然極具誘惑力：福特基金會是美國最大的基金會，每年支出大約兩億美元用於世界各地的福利工作。”
約翰·麥克洛伊在為這項工作拜會麥喬治·邦迪的同時也拜會了我，我覺得他可能認為我和麥喬治·邦迪同樣可以勝任此職。我知道我不能勝任，就如實相告。另外，我認為當時還不應該離開政府，雖然福特基金會的工作對我很有吸引力。
麥喬治·邦迪的離去是個令人痛心的損失。麥喬治·邦迪和我的意見並非常常保持一致，但他給政府工作帶來了優良的作風，他還堅持認為我們應該集中處理我國面臨的基本外交政策問題，無論這些問題的難度有多麼大。他可能是因為福特基金會的吸引力離開政府的，但我不認為是這樣。我認為他離開政府的真正原因是他對戰爭的極度失望。我認為他不但對總統的行為感到失望，而且對華盛頓和西貢高層的政策制訂過程感到灰心。他確實有充分的理由那樣想。
沃爾特·羅斯托接替麥喬治·邦迪擔任了國家安全顧問。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為人熱情，與同事們相處甚融洽。但是，沃爾特·羅斯托對我們介入越南事務、我們的作戰行動和我們在越南實現政治和軍事目標的前景不作具體分析。他生性樂觀，對任何不講我們正在取得進展的報告都持懷疑態度。多年以後，在一九九一年三月林登·B·詹森圖書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仍然強調說，美國介入越南問題的決策和我們的作戰方式對我國和東南亞地區都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