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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幾輛卡車把蔡智誠他們拉到了連雲港。特區社會部的蘇羽部長給大家發放了標註有姓名、身份和攜帶物品的證明文書，並且還發了一張“土改證”（家鄉解放後可以憑此證參加土地改革）。在碼頭上，蘇部長對即將遠行的人們發表了講話：“今天在這裡送各位啟程，祝大家一路順風，也希望大家回去以後能夠為結束戰爭多做貢獻。只要各位為人民盡心盡力，我們還會見面的，人民政府必將感謝你們；但如果選擇與人民作對，我們也會見面，人民軍隊必將消滅你們——請記住，這是確定無疑的事情！”
1949年4月20日深夜，蔡智誠等人乘坐一艘木製帆船離開了連雲港。經過近五個小時的漂泊之後，終於在外海登上了由大連駛往香港的蘇聯“遠東號”客輪——至此，原本一直被蒙在鼓裡的人們這才明白了此次行程的具體安排。
“遠東號”的船員顯然已經在事前接到了通知，並且很清楚這幾十位乘客的身份。一上船，蔡智誠們就被集中在了水手艙里，不能隨意走動，周圍除了一群大鼻子俄國佬就再也見不到中國人。大家對船上的情況無從了解，對外界的事情也毫無所知，只好悶悶地蜷臥在鋪位上，吃了睡、睡了吃。
離開了解放區，原本閽閽噩噩的國大代表們也逐漸活躍起來，吃飽睡足之後就開始發表各自的政見。有的說：“共產黨推行全民動員，其戰爭潛力似已耗盡”，有的說：“國府若能及時借鑑共黨的經濟高壓手段，市場秩序的恢復尚有一搏”，還有的表示：“在第三次世界大戰未可預期之前，確有國共合作之必要，組建聯合政府實為上上之選……”
討論來討論去，大家的結論是應該儘快到廣州向行政院長何應欽進言：一要擴充軍隊，二要籌集物資，三要廣納人才。有人有糧有槍，才有周旋下去的本錢。
國大代表高談闊論，蔡智誠卻默默無言。張志韓先生似乎意猶未盡，非要他表態不可：“老弟，你是打過仗的，講講對共軍的看法”
“別的情況說不好，但我相信蘇羽的那句話”，蔡智誠輕聲回答：“無論如何，我們和共軍是會再見面的”。
4月24日中午，“遠東號”停靠香港。
重返“自由世界”的人們欣喜若狂，張志韓等人從走下跳板的那一刻起就開始討論應該如何為這次“逃生之旅”慶祝一番。可惜，剛沒過一會兒，這喜悅的熱情就被一盆冷水徹底撲滅了。
碼頭上人來人往，面色驚恐不安，報童們東奔西走，舉著“號外”高聲叫賣。隨手拿過一張來，那報紙的頭條赫然刊登著兩段醒目的標題——
昨晚首都失守，共軍攻克南京！
今早太原城破，五百完人自焚！
……
太快了！這是蔡智誠的第一個反應——20日登船時，渡江戰役尚未爆發，幾天之後下船，解放軍就已經占領了南京。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上海、西安、武漢、長沙、福州、廣州……還會有多少次城破，還要有多少人自焚？
此刻的國大代表們早已經顧不上慶賀什麼“死裡逃生”了。他們分成了幾攤，各自與自己的家人討論著今後的前途，有的打算去廣州尋找出路，有的準備留在香港坐觀時局。但蔡智誠這時已不再願意理會他們，牽著妻子的手，小兩口信步走上了香港的街頭。
“先生，我們要去哪裡呀？”
蔡智誠沒有回答。
隔了好久，他才悠然說道：“陽春三月，草長鶯飛。這時的桃樹應該開花了吧”
“嗯，開花了”
“那麼，我們回家看桃花去，你說好不好？”
……
妻子緊摟住愛人的臂膀，高興地笑了起來。
後記
“蒲公英”的故事講完了，但有些人物的命運還沒有交代清楚。有朋友希望看到水落石出，恭敬不如從命，我就補個後記吧。
在得知解放軍渡江的消息之後，乘坐“遠東號”的四十多個人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有的留在香港，有的去了台灣，有的跑到南美洲去了。張志韓先生依然追隨何應欽和劉建群，後來他以執教為業，曾經擔任過台灣大學教授和東吳大學的教務長，致力研究“考試監察制度”，並發表了許多學術文章。
大約在蔡智誠他們離開香港之後的一個月，傘三團副團長姜鍵、二營營長楊鶴立以及十多個連營級軍官也到了香江。他們是根據共產黨“去留自便”的原則離開解放區的，楊鶴立等人轉道去了馬來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而姜鍵等人在香港住了一段時間之後，於1950年去了台灣，接著就被槍斃了。姜鍵被判處死刑的名義是“叛國罪”，直接原因是他49年4月在傘兵致西柏坡的“致敬電”上簽了名，更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台灣正處於“肅奸防諜”的高潮，從國防部到各基層單位的“赤色疑犯”都遭到了嚴厲地處分，姜鍵自然也就在劫難逃。
傘兵司令張緒滋也受到了牽連。他被撤了職、還被關了幾天，幸虧有朋友說情才算保住了性命，然後就到美國去了。通常情況下，高級軍官退伍的時候應該可以獲得由政府提供的安家費和養老費，但張少將卻沒有享受到這個待遇，他到德州以後只能在商鋪里幫人打工，日子過得非常窘迫。不過，張老先生晚年依然十分關心祖國的統一大業，時常以“宗國強”（中國強）的名字在華文報紙上發表文章，對民族的未來充滿了希望。
1949年4月20日深夜，蔡智誠等人乘坐一艘木製帆船離開了連雲港。經過近五個小時的漂泊之後，終於在外海登上了由大連駛往香港的蘇聯“遠東號”客輪——至此，原本一直被蒙在鼓裡的人們這才明白了此次行程的具體安排。
“遠東號”的船員顯然已經在事前接到了通知，並且很清楚這幾十位乘客的身份。一上船，蔡智誠們就被集中在了水手艙里，不能隨意走動，周圍除了一群大鼻子俄國佬就再也見不到中國人。大家對船上的情況無從了解，對外界的事情也毫無所知，只好悶悶地蜷臥在鋪位上，吃了睡、睡了吃。
離開了解放區，原本閽閽噩噩的國大代表們也逐漸活躍起來，吃飽睡足之後就開始發表各自的政見。有的說：“共產黨推行全民動員，其戰爭潛力似已耗盡”，有的說：“國府若能及時借鑑共黨的經濟高壓手段，市場秩序的恢復尚有一搏”，還有的表示：“在第三次世界大戰未可預期之前，確有國共合作之必要，組建聯合政府實為上上之選……”
討論來討論去，大家的結論是應該儘快到廣州向行政院長何應欽進言：一要擴充軍隊，二要籌集物資，三要廣納人才。有人有糧有槍，才有周旋下去的本錢。
國大代表高談闊論，蔡智誠卻默默無言。張志韓先生似乎意猶未盡，非要他表態不可：“老弟，你是打過仗的，講講對共軍的看法”
“別的情況說不好，但我相信蘇羽的那句話”，蔡智誠輕聲回答：“無論如何，我們和共軍是會再見面的”。
4月24日中午，“遠東號”停靠香港。
重返“自由世界”的人們欣喜若狂，張志韓等人從走下跳板的那一刻起就開始討論應該如何為這次“逃生之旅”慶祝一番。可惜，剛沒過一會兒，這喜悅的熱情就被一盆冷水徹底撲滅了。
碼頭上人來人往，面色驚恐不安，報童們東奔西走，舉著“號外”高聲叫賣。隨手拿過一張來，那報紙的頭條赫然刊登著兩段醒目的標題——
昨晚首都失守，共軍攻克南京！
今早太原城破，五百完人自焚！
……
太快了！這是蔡智誠的第一個反應——20日登船時，渡江戰役尚未爆發，幾天之後下船，解放軍就已經占領了南京。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上海、西安、武漢、長沙、福州、廣州……還會有多少次城破，還要有多少人自焚？
此刻的國大代表們早已經顧不上慶賀什麼“死裡逃生”了。他們分成了幾攤，各自與自己的家人討論著今後的前途，有的打算去廣州尋找出路，有的準備留在香港坐觀時局。但蔡智誠這時已不再願意理會他們，牽著妻子的手，小兩口信步走上了香港的街頭。
“先生，我們要去哪裡呀？”
蔡智誠沒有回答。
隔了好久，他才悠然說道：“陽春三月，草長鶯飛。這時的桃樹應該開花了吧”
“嗯，開花了”
“那麼，我們回家看桃花去，你說好不好？”
……
妻子緊摟住愛人的臂膀，高興地笑了起來。
後記
“蒲公英”的故事講完了，但有些人物的命運還沒有交代清楚。有朋友希望看到水落石出，恭敬不如從命，我就補個後記吧。
在得知解放軍渡江的消息之後，乘坐“遠東號”的四十多個人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有的留在香港，有的去了台灣，有的跑到南美洲去了。張志韓先生依然追隨何應欽和劉建群，後來他以執教為業，曾經擔任過台灣大學教授和東吳大學的教務長，致力研究“考試監察制度”，並發表了許多學術文章。
大約在蔡智誠他們離開香港之後的一個月，傘三團副團長姜鍵、二營營長楊鶴立以及十多個連營級軍官也到了香江。他們是根據共產黨“去留自便”的原則離開解放區的，楊鶴立等人轉道去了馬來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而姜鍵等人在香港住了一段時間之後，於1950年去了台灣，接著就被槍斃了。姜鍵被判處死刑的名義是“叛國罪”，直接原因是他49年4月在傘兵致西柏坡的“致敬電”上簽了名，更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台灣正處於“肅奸防諜”的高潮，從國防部到各基層單位的“赤色疑犯”都遭到了嚴厲地處分，姜鍵自然也就在劫難逃。
傘兵司令張緒滋也受到了牽連。他被撤了職、還被關了幾天，幸虧有朋友說情才算保住了性命，然後就到美國去了。通常情況下，高級軍官退伍的時候應該可以獲得由政府提供的安家費和養老費，但張少將卻沒有享受到這個待遇，他到德州以後只能在商鋪里幫人打工，日子過得非常窘迫。不過，張老先生晚年依然十分關心祖國的統一大業，時常以“宗國強”（中國強）的名字在華文報紙上發表文章，對民族的未來充滿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