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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懷著越來越增強的驚愕聽著馬西涅克先生說話。他是否會想到世上沒有人那怕是稍微有一點相信這荒謬的神話?
但他笑著，帶著慶賀他插手於這件事的神情，或是高興於他引導這些事件的精明的方法。
我用一隻手把他擱在桌上的帽子推給他，接著打開前廳的門。
他站起來並對我說：
“我住在離這裡不遠的地方……車站旅館。您是否願意令人把那些寄到這裡的寫有我名字的信送來?我想這寓所里不會有接待我的地方。”
我突然抓住他的手臂並大聲說：
“您知道您冒的風險，對麼?”
“在做什麼事時?”
“在進行您的事業時。”
“說實在的，我不認為……”
“先生，您冒坐牢的風險。”
“噢!噢!坐牢……”
“先生，是坐牢。司法機關永遠也不會接受您的任何的故事，任何的謊言。”
他又重新張大嘴笑起來。
“多誇大的話!當這些話是對一個誠實的人，一個只想到他的女兒的幸福的父親說時，多麼不公平!先生，請您相信，開幕禮將在5月14日舉行……要是您不反對您叔叔在遺囑中所表示的意願……”
他懷著不安用眼光詢問我，而我在猶豫我應怎樣回答他。我的躊躇不決在一種理由前讓步了，這理由我認為是沒有價值的，但似乎是十分迫切的，於是我說：
“我不會反對，但這並不是因為我尊重那並不代表我叔叔真正的意願的遺囑，而是因為我應當為他的光榮而犧牲一切。如果諾埃爾·多熱魯的發明決定於您，先生，您行動吧，您為成為主宰者所用的手段與我無關。”
那人又哄然大笑，深深鞠躬告辭後走了出去。當晚，他去拜訪了公證人，翌日又通過報紙大膽地提出了他的要求。從法律的角度看來，這要求是完全合法的。第三天，他被傳喚到預審法官那裡，對付他的調查開始了。
對付他，這是恰當的用語。當然，人們沒能指出控告他的任何事實。當然，他能證明，他由於生病臥床，一個月來由一位看護他的女傭人照料著，他能離開土魯斯時就直接到巴黎來了。但他在巴黎幹了些什麼事?他看見了什麼人?從什麼人手中他拿到的稿子和化學公式?對於這些問題，他全都不能解釋。
他甚至也不企圖解釋。
“我不得不小心謹慎，”他說，“我已答應不透露那些提供必要的文件的人。”
這是馬西涅克先生說的話!是馬西涅克先生的顧慮!全是謊言，不對麼?虛假?推託?但是，儘管這人很值得懷疑，可又能控告他什麼呢?怎樣支持這控告呢?
還有古怪的事，一切懷疑、推測、肯定這位馬西涅克先生是兩個犯罪者的工具和同謀的觀點在大家好奇的大潮中消失了。司法機關的習慣，經常的審慎、拖延、延遲遺產繼承人享有權利的法律期限，這一切都沒有得到遵守。人們只想看到和知道馬西涅克先生是手裡掌握著巨大秘密的人。
他有梯形實驗室的鑰匙，他單獨或帶著在他監視下的工人進去，他重新組織工人隊伍以避免有陰謀和詭計。他經常甩掉緊跟在後面的警察到巴黎去，帶回一些小心包好的鐵罐和玻璃瓶。
在開幕典禮舉行的前夕，司法機關對於有關馬西涅克先生的事、關於韋勒莫、兇手和貝朗熱爾的隱沒等並沒有比事發第一天知道得更多一點，同樣也不知道諾埃爾·多熱魯的秘密、他死亡的環境、他寫在牆壁的石灰塊上的謎般的字的含意。至於我曾敘述過的奇異的幻象，人們或否認它們或沒有任何理由地熱情地接受。總而言之，人們什麼也不清楚。
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梯形實驗室的一千個座位在幾小時內就被搶購一空。這些座位被五六個觀眾以一百法郎一個的價錢購走，又以兩三倍的價錢再售出。要是叔叔活著，他會怎樣高興!
5月14日的前夕，我睡不好，老做惡夢，不時驚醒跳起。在剛黎明時，我坐在床上，在只有幾聲烏啼打擾的一片沉寂中，我似乎聽見一個鎖咔咔響和一道門被推開的聲音。
應當說明，自從叔叔死後，我一直居住在他的房間近旁。這些聲音是從他的房間傳來的，只和我隔著一個有紅棉布門帘的玻璃門。我側耳傾聽。移動椅子的聲音傳來。肯定有人在另一邊，這人顯然不知我睡在隔壁房間，沒有當心。但他是怎樣到那裡的呢?
我從床上跳下來，穿上長褲，拿著小手槍，掀開門帘的一角。最先我只看見一個模糊的影子，因為百葉窗關著，房間裡很黑暗。接著我輕輕打開窗子，撥開鐵門閂，拉起百葉窗，光亮透進室內。
這時我看見一個女人在房間裡轉過身去。儘管一個褐色的毛斗篷從頭到腳披在她身上，但我立即認出這是貝朗熱爾。
我感到比驚愕更多的是看到她過去明朗而熱情的面孔現在顯得既消瘦又蒼白和悲傷，我突然深深地憐憫起她來。我甚至沒因為她還活著而高興，也不想她為什麼事情愉回到寓所來。只有那蒼白的面孔，發熱的眼睛，藍色的眼皮這些令人痛苦的形象吸引了我。在那斗篷下，我可以肯定一定是她那瘦削的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