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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把我的身子掏空了，”她抱怨道。如果她感覺腳冷，就坐在我床下，然後悄悄地將她那冰團似的腳塞進我的被子裡。若是換成另一個人，我是決不容許別人做出如此令人討厭的事的，可是在這個柏林女人那裡，一切發生得如此自然，我反倒為自己的固執感到害羞了。她強烈渴望身體之間的接觸，說話時喜歡觸摸我。有一次她衝動地擁抱我，也許她是什麼事情都會做出來的。她可能是夜裡被我輕輕的啜泣聲吵醒的吧。她突然像母親一樣地來回輕輕搖晃我的身子，令人信服地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可是，一切並沒有好起來。沒有人過來看我。有一張事先印好的卡片是從辦公室里寄來的：“衷心祝願您早日康復，”卡片上是我同事的簽名。我的上司至少給我送來了一束昂貴的鮮花和一張手寫的卡片，宣布他已經來過了。可是他從沒有到醫院來看我。
我出院前兩天，羅默爾太太看望我，她剛剛從美國回來。
“真是沒有想到呀!”她嚷道，“我剛從機場過來，看到了您的信，立即趕過來了，還沒來得及打開行李呢。謝天謝地，那個迪士高在哪兒呀?”
我向她介紹了我突發的或者說早已潛藏在身體中的疾病。
“我把迪士高交給朋友了。我會打電話過去，讓人把狗交還給你。”
羅默爾太太申明，她可以自己把迪士高接回去，但我既沒有說出恩斯特·施洛德的名字和地址，也沒有對他的身份說出一個字來。我不希望插手這件事的是是非非。我聽羅默爾太太長篇大論地介紹她的美國之行。
“您想想看，我已經習慣拿冰水當飯吃了!對了，您覺得我的新髮型怎麼樣?”
羅默爾太太很多一縷一縷的白髮早已經滲透進了她那淡黃色的頭髮中，現在她把自己的頭髮交給了一位美國的高級理髮師，他把她的米色剔除，給嶄新的雪白的華麗配上了淡藍色的陰影。
“肯定也適合於您的，”羅默爾太太說。她呆了很久，我感覺自己精神好多了。
她走之後，我給恩斯特·施洛德打電話。他馬上表示很抱歉，他沒能來看望我，為此感到深深的慚愧。幸運的是，他並沒有提出任何藉口。
他提到維托德受了重傷，一言不發地躺在醫院裡。他也提到了維托德家孩子的問題，自從母親去世以後，他們的境況越來越困難。只有那條狗還過得不錯。
我後來告訴他，我剛剛出院，羅默爾太太又去鄉下了，又開始想念那條狗了。
恩斯特·施洛德深深地嘆息著。
“我今天晚上就把狗帶過來，然後和她談談。至於她的外表原來是怎樣的，我現在僅僅能想起她是一個溫柔的長著一雙狍眼的女人嗎?”
“她被切除了乳房，染了一頭藍頭髮，”我說。
“哦，是嗎?”恩斯特沉默著。然後他承認道：“你看我差不多成了禿頂，也有了啤酒肚。”
羅默爾太太后來告訴我，當天晚上他就摁響了她家的門鈴。兩個人都沒有認出對方來。她向自己的狗問候，幾乎沒朝那陌生男子看一眼。當他報出自己的名字，她才驚訝地注視起他來。然後，她臉色變白、變紅，然後又變白。最後，她請他進房間，他們談了很久。但他們之間並沒有出現新的愛情。
我也終於辭職回家了，可是經過手術之後，我的人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醫生給我安裝了一個人造腸胃出口，儘管保健輔助設施越來越好，但我還是覺得自己像一名麻風病患者一樣，儘量避免和他人接觸。和羅默爾太太一樣，我也開始領取臨時性的養老金，可是我對重返辦公室工作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我過著隱居的生活，只是在購買生活必需品、到醫院進行化療以及做定期檢查的時候才離開家門。偶爾我會拿起電話，和羅默爾太太說上兩句，有一次我還和基蒂打了電話。
我從這個始終在為維托德悲傷的女人口中獲悉，警方已經為恩格斯坦案件結案。因為存在著許多疑問，維托德被認為是惟一的責任方。基蒂曾經考慮請一名偵探對該案件再徹徹底底地調查一次，可她還是放棄了這一念頭。
“即便宣告他無罪，也沒有什麼用了，”她說道，“他的兒子嗎?他們已經把房子賣掉了，離開了海德堡，一個在巴黎讀大學，另一個在南美各地週遊呢。他們應該自己關心這一切……我都不知道，一旦萊納死了，我怎麼才能找到他們。”
可是維托德並沒有死。很長時間裡，他像個死人一樣，全身插滿了軟管和機器。要想使原來的他甦醒過來，或者有可能的話，不單單過一種純粹植物人的生活，這種希望等於零。和基蒂的說法完全相反，他的兒子常常過來看望他們的父親。幾個月之後，經過和他的兒子商量，他不再使用人工呼吸器了。維托德在朝著人們的期望開始了自然呼吸，然後被允許轉到一家康復中心，最後從那兒轉到了一家護理院。
當我第一次開車到他那裡去的時候，和那個戀愛的夏天一樣，我在考慮自己該穿什麼衣服。他會不會想起我那件紫羅蘭花朵圖案裝飾的夏裝?可是，在經過了偷歡之後，我不再有什麼好心情了。我穿上了毫不起眼的衣服。我是一個老女人，外表看上去也是如此;或許我該學學羅默爾太太那頭淡藍色頭髮的模樣，好好考慮給自己那灰白頭髮染染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