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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麼想是因為我回憶起了自己接受的幼年教育。小時候我讀過不少國產的童話故事，由此形成了一種印象，所有的故事裡都有一位“白鬍子老爺爺”。後來看安徒生童話的時候，我就特別生氣：主角都遇到了這麼大的麻煩了，為什麼“白鬍子老爺爺”還沒有出現?
長大以後我才發現，“沒有什麼神仙皇帝”。在這生活中我遭遇過多少煩惱啊，可是那位總是隨身攜帶著巨大的善良、智慧和能量的白鬍子老爺爺，卻從來沒有出現過。我考試不及格的時候他沒幫我瞞住我爸，我討厭某個領導的時候他也從來沒有給那傢伙下個免職令。在童話里他倒是不斷幻化，對比我更年輕的人來說，他好像變身為了一隻機器貓。可我覺得，在生活里還是大灰狼更多。當年，如是我聞，那些童話“反映了勞動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那時我還沒有把這個事跟我對櫃檯後面的一隻糖球的無限渴念聯繫在一起，就很疑惑地想：“嚮往”是什麼呢?
多年以後，我才漸漸地做到了這一點—不再嚮往什麼。我在一本美國小說里學到了一句俗語：上帝不想讓一個瀑布變成一棵大樹。在一本中國書里則學到了另一句話：我與我周旋久，寧做我。
正是這種見識幫助我明白，好多美好之事，其實只是吃不到糖球想糖球。它就是電影《英雄》中的俠客們在意念中數次戰鬥，周圍環境像1980年代的風景掛曆一樣俗麗無比;就是電影《芳香之旅》中一個捨棄了帥哥而嫁給一個勞動模範的姑娘，在度過沒有愛也沒有性快感的一生之後，晚年回憶往事時感到無比欣慰;就是我上初中時幾個同學假裝黑社會，後來統統被鎮壓了;就是他們在網絡上說的“YY”;就是當我們面臨無數煩惱之時，在機場候機廳里看到屏幕上有個穿西裝、戴耳麥的傢伙，正在口若懸河地鼓吹你的心靈如何需要成長。他告訴你，芸芸眾生之間，你恰好是最特殊的一個，將命中注定地取得成功。年齡的增長讓我擁有了一種可以從任何事當中汲取樂趣的態度，因此每次去機場，我都會在這塊屏幕面前開心一番—西諺說得對：一個小丑進城，勝過一打醫生。
有一回在醫院，我也遇到過一個類似的開心事兒。一個科室主任的女兒，大約13歲，正在走廊上訓斥她母親的下屬：“你們對我好點兒，沒準我發發善心，就在陳主任面前替你們美言幾句!”我就想，這姑娘簡直就是一個他們說的完美LOLI呀。不過作為一個乏味的人，我想得更多的卻是，我們周遭的這個世界，給了孩子們什麼樣的教益呢?與這姑娘相應的一個人物是《麥田裡的守望者》中的少年霍爾頓，他可真是一個完美正太。小說講的是其實美國社會也是一個醬缸，霍爾頓置身其間，有一個夢想，就是不變成醬汁，保持被社會釀造之前的本色。因此他像一顆堅持自己是豆子的豆子，淒楚又孤單。對於社會上人們“嚮往”的一切，以及為此而做出的假模假式的樣子，他都毫不嚮往，毫不欣賞。
這樣的人顯然在現實中是沒有活路的。不過可以的話，我還是想做一顆好豆子。有些人擁有比別人更多的自由，這是因為他們願意為了享有自由而捨棄其它的東西。也許我們可以祛除身上的醬缸習氣，但是怎麼祛除卻甚是繁難。由於再無“嚮往”，我不免淒涼地想：雖然我是一顆聰明無比的亞洲豆子，可是追尋精神之美而不墜入虛無，還真是不容易呀。
@盧瑟與御姐
盧瑟們與惟一的御姐
好多年前我在一個BBS玩，跟一些人不大友睦，也不能全怪他們，我也是貓爪子閒不著，見到傻蛋就想指出來。這種事不僅無聊，而且沒有盡頭—傻蛋這東西，永遠像鏈球菌一般無窮無盡。這些人特別喜歡說別人是LOSER，而以我的觀察，這正是古往今來的傻蛋們的首要特徵。我就說，你們也沒開賓利呀，幹嘛瞧不起別人呢?再說開賓利就更可能是傻蛋了嘛。如此金玉良言，他們竟不謙虛接受，大家就只好吵來吵去。“吵”是個文雅的說法，其實他們跟我吵，我可不跟他們吵，我直接罵過去。你知道，我這個人寫文章不大靈光，罵人卻是行家裡手。我把貝加爾湖的湖水那麼多的辱罵向他們脆弱的小心靈傾瀉過去，他們就LOSE了，敗退去了一個小版面，上面弄了一行字，怨念般飄來飄去，“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我本來還想追過去問問，你們的浮名在哪兒呢?後來一想，都把勢利鬼逼成詩人了，算了。
這是小事，可它說明了一個道理：人們太容易輕視失敗者了。問題的關鍵是，何為失敗者呢?我覺得，人生最大的失敗不是無權無勢，而是過一種惡劣的生活。可是這只是我覺得而已。唐德剛先生說，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歷史開始了從帝制轉向民治的進程，這個過程至少需要200年才能完成，這就叫歷史的三峽。我的切身體會是，在這歷史的三峽中，“不靠譜”正是社會生活的底色，真理會被嘲笑為迂腐，美善會被譏諷為無用，只有實利才令人感覺安穩。地位、金錢，看得見摸得著，就成了人們評判他人的僅存的標準，余者則大半被棄諸荒野。
這沒準兒是歷史上對失敗者來說最為艱難的時代。早前柳永去考試，沒考好，閒來寫寫歌詞，勾欄柳巷的姑娘們就都喜歡他。這樣的事情在當代太難發生。按理說，有才華的人是無敵的，在哪兒都能混。可是才華是什麼呢?歷史的三峽里沒什麼可靠的鑑賞力可言。
一個鮮明的對比就是韓寒和范跑跑。韓寒寫得好不好?我覺得寫得好。可是，如果他不帥，不成功，不出名，不賽車，影響力還有多少呢?我看萬分之一。至於范跑跑呢，大家覺得是個丑角，其實他寫過不少文章，關於教育等等，寫得也不錯，可是誰聽他的呢?他對社會的說服力微不足道。倘若把這個對比做得更極端一些，我們還可以拿余秋雨先生來做參照。余先生不會寫文章，語言詰屈聱牙、艱澀做作不說，見識又實在是可憐。可是在這個難以捉摸的時代，他一旦獲得成功，就可以獲得更大的成功。以余先生文名之盛，范跑跑再跑100回也攆不上。范跑跑之流一旦收穫了奚落，就將收穫更多的奚落，所以他們始終是失敗者。
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都活得像些符號，而不是一個個生動的、需要用足耐心予以理解的人。我們一般人的財產大半維繫於股市樓市中的看得見的手，而不是個人努力。我們的成功與失敗，壞的那一種大半依靠著家族、圈子、關係網，好的那一種也大半維繫於名利的馬太效應，都不是靠真本事。倘若允許我發表意見，我就要說，這年頭有什麼成功和失敗，多半是扯淡。
這樣的態度，也許會被指責為憤世嫉俗。如果我如當年的范跑跑一般落魄，就恐怕百口莫辯。
詭異的是，這個時代還有寬容的一面。北京就是一個對失敗者給予胡亂的寬容的城市。當年我剛到北京，就發現這個城市有不少作家，寫得爛，有不少搖滾歌手，唱得爛，有不少球員，踢得爛，這些人，如果放在一個頭腦清亮的社會，只有丟盔棄甲一途。單說搖滾歌手，我在夜裡聽豆瓣電台，忽然一首歌鬼哭狼嚎，只好哆嗦著關掉，百分之百是他們唱的。可是這些人都有擁躉，都有飯吃，都有果。我就覺得，這地方太好了，我要留在這兒，不走了。北京真是一個深具御姐氣質的城市，顛三倒四地冷落又寵溺著從政治到文化的各種奇葩。
長大以後我才發現，“沒有什麼神仙皇帝”。在這生活中我遭遇過多少煩惱啊，可是那位總是隨身攜帶著巨大的善良、智慧和能量的白鬍子老爺爺，卻從來沒有出現過。我考試不及格的時候他沒幫我瞞住我爸，我討厭某個領導的時候他也從來沒有給那傢伙下個免職令。在童話里他倒是不斷幻化，對比我更年輕的人來說，他好像變身為了一隻機器貓。可我覺得，在生活里還是大灰狼更多。當年，如是我聞，那些童話“反映了勞動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那時我還沒有把這個事跟我對櫃檯後面的一隻糖球的無限渴念聯繫在一起，就很疑惑地想：“嚮往”是什麼呢?
多年以後，我才漸漸地做到了這一點—不再嚮往什麼。我在一本美國小說里學到了一句俗語：上帝不想讓一個瀑布變成一棵大樹。在一本中國書里則學到了另一句話：我與我周旋久，寧做我。
正是這種見識幫助我明白，好多美好之事，其實只是吃不到糖球想糖球。它就是電影《英雄》中的俠客們在意念中數次戰鬥，周圍環境像1980年代的風景掛曆一樣俗麗無比;就是電影《芳香之旅》中一個捨棄了帥哥而嫁給一個勞動模範的姑娘，在度過沒有愛也沒有性快感的一生之後，晚年回憶往事時感到無比欣慰;就是我上初中時幾個同學假裝黑社會，後來統統被鎮壓了;就是他們在網絡上說的“YY”;就是當我們面臨無數煩惱之時，在機場候機廳里看到屏幕上有個穿西裝、戴耳麥的傢伙，正在口若懸河地鼓吹你的心靈如何需要成長。他告訴你，芸芸眾生之間，你恰好是最特殊的一個，將命中注定地取得成功。年齡的增長讓我擁有了一種可以從任何事當中汲取樂趣的態度，因此每次去機場，我都會在這塊屏幕面前開心一番—西諺說得對：一個小丑進城，勝過一打醫生。
有一回在醫院，我也遇到過一個類似的開心事兒。一個科室主任的女兒，大約13歲，正在走廊上訓斥她母親的下屬：“你們對我好點兒，沒準我發發善心，就在陳主任面前替你們美言幾句!”我就想，這姑娘簡直就是一個他們說的完美LOLI呀。不過作為一個乏味的人，我想得更多的卻是，我們周遭的這個世界，給了孩子們什麼樣的教益呢?與這姑娘相應的一個人物是《麥田裡的守望者》中的少年霍爾頓，他可真是一個完美正太。小說講的是其實美國社會也是一個醬缸，霍爾頓置身其間，有一個夢想，就是不變成醬汁，保持被社會釀造之前的本色。因此他像一顆堅持自己是豆子的豆子，淒楚又孤單。對於社會上人們“嚮往”的一切，以及為此而做出的假模假式的樣子，他都毫不嚮往，毫不欣賞。
這樣的人顯然在現實中是沒有活路的。不過可以的話，我還是想做一顆好豆子。有些人擁有比別人更多的自由，這是因為他們願意為了享有自由而捨棄其它的東西。也許我們可以祛除身上的醬缸習氣，但是怎麼祛除卻甚是繁難。由於再無“嚮往”，我不免淒涼地想：雖然我是一顆聰明無比的亞洲豆子，可是追尋精神之美而不墜入虛無，還真是不容易呀。
@盧瑟與御姐
盧瑟們與惟一的御姐
好多年前我在一個BBS玩，跟一些人不大友睦，也不能全怪他們，我也是貓爪子閒不著，見到傻蛋就想指出來。這種事不僅無聊，而且沒有盡頭—傻蛋這東西，永遠像鏈球菌一般無窮無盡。這些人特別喜歡說別人是LOSER，而以我的觀察，這正是古往今來的傻蛋們的首要特徵。我就說，你們也沒開賓利呀，幹嘛瞧不起別人呢?再說開賓利就更可能是傻蛋了嘛。如此金玉良言，他們竟不謙虛接受，大家就只好吵來吵去。“吵”是個文雅的說法，其實他們跟我吵，我可不跟他們吵，我直接罵過去。你知道，我這個人寫文章不大靈光，罵人卻是行家裡手。我把貝加爾湖的湖水那麼多的辱罵向他們脆弱的小心靈傾瀉過去，他們就LOSE了，敗退去了一個小版面，上面弄了一行字，怨念般飄來飄去，“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我本來還想追過去問問，你們的浮名在哪兒呢?後來一想，都把勢利鬼逼成詩人了，算了。
這是小事，可它說明了一個道理：人們太容易輕視失敗者了。問題的關鍵是，何為失敗者呢?我覺得，人生最大的失敗不是無權無勢，而是過一種惡劣的生活。可是這只是我覺得而已。唐德剛先生說，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歷史開始了從帝制轉向民治的進程，這個過程至少需要200年才能完成，這就叫歷史的三峽。我的切身體會是，在這歷史的三峽中，“不靠譜”正是社會生活的底色，真理會被嘲笑為迂腐，美善會被譏諷為無用，只有實利才令人感覺安穩。地位、金錢，看得見摸得著，就成了人們評判他人的僅存的標準，余者則大半被棄諸荒野。
這沒準兒是歷史上對失敗者來說最為艱難的時代。早前柳永去考試，沒考好，閒來寫寫歌詞，勾欄柳巷的姑娘們就都喜歡他。這樣的事情在當代太難發生。按理說，有才華的人是無敵的，在哪兒都能混。可是才華是什麼呢?歷史的三峽里沒什麼可靠的鑑賞力可言。
一個鮮明的對比就是韓寒和范跑跑。韓寒寫得好不好?我覺得寫得好。可是，如果他不帥，不成功，不出名，不賽車，影響力還有多少呢?我看萬分之一。至於范跑跑呢，大家覺得是個丑角，其實他寫過不少文章，關於教育等等，寫得也不錯，可是誰聽他的呢?他對社會的說服力微不足道。倘若把這個對比做得更極端一些，我們還可以拿余秋雨先生來做參照。余先生不會寫文章，語言詰屈聱牙、艱澀做作不說，見識又實在是可憐。可是在這個難以捉摸的時代，他一旦獲得成功，就可以獲得更大的成功。以余先生文名之盛，范跑跑再跑100回也攆不上。范跑跑之流一旦收穫了奚落，就將收穫更多的奚落，所以他們始終是失敗者。
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都活得像些符號，而不是一個個生動的、需要用足耐心予以理解的人。我們一般人的財產大半維繫於股市樓市中的看得見的手，而不是個人努力。我們的成功與失敗，壞的那一種大半依靠著家族、圈子、關係網，好的那一種也大半維繫於名利的馬太效應，都不是靠真本事。倘若允許我發表意見，我就要說，這年頭有什麼成功和失敗，多半是扯淡。
這樣的態度，也許會被指責為憤世嫉俗。如果我如當年的范跑跑一般落魄，就恐怕百口莫辯。
詭異的是，這個時代還有寬容的一面。北京就是一個對失敗者給予胡亂的寬容的城市。當年我剛到北京，就發現這個城市有不少作家，寫得爛，有不少搖滾歌手，唱得爛，有不少球員，踢得爛，這些人，如果放在一個頭腦清亮的社會，只有丟盔棄甲一途。單說搖滾歌手，我在夜裡聽豆瓣電台，忽然一首歌鬼哭狼嚎，只好哆嗦著關掉，百分之百是他們唱的。可是這些人都有擁躉，都有飯吃，都有果。我就覺得，這地方太好了，我要留在這兒，不走了。北京真是一個深具御姐氣質的城市，顛三倒四地冷落又寵溺著從政治到文化的各種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