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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知道了，那個自始至終我也沒有見過的女人的家也是在馬場道上，與趙氏兄弟的寓所只隔了兩座帶花園的洋房和一個不大的郵局，也是一座有年頭兒的小樓。與那個民警交談了幾句後，我們就一塊兒去見了習亞蘭的奶奶。
“在一間光線明亮，陳設典雅，半圓形的會客廳里，小心地坐在一對不是清代也是民國年間製造的太師椅上後，我和那個民警與那位衣著整齊，精神矍鑠的老太太聊起了天。那個民警說，我們的造訪並沒有什麼公事，只是路過這裡，順便來看看，了解一下她時下的生活狀況，是否有什麼困難等等。
“雖然已是古稀之年，但習老太太身體相當硬朗，言談話語、舉手投足仍舊像一個中年婦人，全然不見那種耄耋之態。她十分健談，可很少提及自己，用一把看上去比她歲數還大的紫砂壺給我們沏了一壺烏龍茶後，便抱著一隻純種的泰國短毛貓，用地道的天津話，娓娓地跟我們描述她對鄰里之間一些矛盾的看法。
“我一直認真地坐在那裡，聽著老太太提起的一個個陌生的名字，還有她對自打那位老所長那年退休，就再沒有見到前來拜訪她的民警的感慨。說起來，我雖然還稱不上見多識廣，但也決不是孤陋寡聞，多年來同形形色色各種身份、各種背景的與犯罪有牽扯的人打過交道，可那一刻我還是有點兒反應不過來，怎麼也無法把習亞蘭那樣一個女人與這位令人肅然起敬的慈祥的老祖母，以及眼前隨處不透出格調高雅的古樸環境聯繫在一起。
“……終於，那個民警找到一個合適機會談起了我所關心的話題。20分鐘後，我發現習老太太也不知道習亞蘭與住在附近的兩個趙氏雙胞胎里的一個結了婚。了解到習亞蘭去美國是為了繼承老太太小叔子一份‘微薄遺產’的同時，也得到了我這一趟來要確認的一件事──自從習亞蘭4個月前走了之後，至今沒有回來過。
“談到她一直牽掛的寶貝孫女，習老太太把我們引到一張掛在牆上的黑白小照跟前，她不無遺憾地告訴我們，說原本有不少她的照片，可為了不讓她一天到晚總是想念自己，她的孫女在臨行前全給收了走，這是她惟一擁有的一張。聽老太太這麼說，我不禁認認真真地朝那上面望去──那是一個約摸四五歲、頭上對稱地別了兩隻發卡、身穿整齊水手套裝的小姑娘，圓圓的小胖臉上，一雙黑大的眼睛正詫異地望著我，似乎對我的到來充滿疑問。”
兩朵蓮花
陳耳東二人是臨近中午告辭了習老太太的。因為急著趕回北京，他謝絕了那位天津民警一起吃午飯的邀請。不過，當他駕著車，行駛在天津市區狹窄的馬路上時，忽然就有了一種白來一趟的感覺。他一時頗不甘心，猶豫了一陣，決定再與趙湘的孿生兄弟畫家趙鄂見一面，於是便給趙鄂打了電話，說自己又來了天津，問他是否有空一起坐坐，順便再談談案子。
趙鄂爽快地回答了，告訴陳耳東他這會兒正在民航售票處確定自己飛往美國的航班，聽說他快到了解放橋，便約他在濱江道和大沽北路交口的登瀛樓飯莊見面。
陳耳東和趙鄂幾乎是同時到達那家餐廳的。當他停了車，剛剛從車裡鑽出來，趙鄂也正跟計程車司機結帳。
見趙鄂沒有開著那輛跑車來，陳耳東便在飯桌上詢問原由。趙鄂告訴他，因為要出國，他已經把車給賣了。嘆了一口氣，隨即又補充，還有他當初給自己兄弟買的那一輛也賣了。提到一周前猝死的孿生手足，趙鄂不由一陣黯然。
一見此狀，飯桌上的陳耳東只得暫時咽下那些關於謀殺的話題，只是說自己來津是為了見見習老太太，又問了問當日的美元牌價（此前趙鄂曾經提起剛剛在銀行為自己的美元帳戶辦理了“威薩卡”），以及他究竟是前往美國哪一州，是什麼學院，具體到那裡講什麼課，準備何時走，乘坐哪一家航班等等一些問題。
趙鄂一一作了回答，最後告訴陳耳東，自己準備後天就走，乘坐當日上午10點在北京首都機場起飛的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NW088航班飛往紐約。
說到這裡，畫家忽然抑鬱起來，沉默了好一陣，他才開口。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這位悲傷的畫家像女人一樣拭去了眼角上的淚水，抬頭看了看表，低聲對陳耳東說，“就一起回家裡談吧，只是你可能要等一陣子，我不知道你會來，約了一家房地產公司來簽售房合同，房子對方已經看過了，耽誤不了太長時間……”
“噢，沒關係，”陳耳東回答，隨即不安地說，“倒是我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你馬上要走了，這麼忙，實在是太打擾……”
“哪兒的話！”趙氏兄弟連忙說，“我是一個公民，協助警方破案是應盡的責任，況且你是為了……”說話間，他招來了服務員，像對待一個老朋友那樣伸手按住了正在掏兜的陳耳東，“不不……我來吧，就你那點兒工資……”
拿出一隻鼓鼓的錢夾買了單，他挽著陳耳東的手臂走出了餐廳。隨即，他上了陳耳東的車，指點著他朝馬場道方向駛去。路上，他解釋了自己賣房子的原因，除了那些他曾經向趙湘提到的理由，主要還是因為趙湘已經去世，談到這一點，他一時顯得非常無奈。
“其實房子本身好辦，說賣也就賣了……”他苦澀地說，“可家裡的很多東西真是難以處理，比如我爸爸珍藏的那些古玩，還有我媽媽的那台斯坦威鋼琴──那是我的外婆小時候她爸爸給她買的，據說全天津只有兩架；還有一些別的，就說談不上多值錢，但卻有紀念意義，比如我兄弟的小號，儘管他一直扔在閣樓上，那也不能不要了呀；還有我的那些畫兒，我的那個經紀人倒是一再表示要替我代理，可我不想交給他，原因是……不過還好，我昨天剛剛和我的一個堂叔講妥，他住在楊柳青，家裡的房子多，同意暫時先把東西擱在他那兒，我總算有了著落……”
“在一間光線明亮，陳設典雅，半圓形的會客廳里，小心地坐在一對不是清代也是民國年間製造的太師椅上後，我和那個民警與那位衣著整齊，精神矍鑠的老太太聊起了天。那個民警說，我們的造訪並沒有什麼公事，只是路過這裡，順便來看看，了解一下她時下的生活狀況，是否有什麼困難等等。
“雖然已是古稀之年，但習老太太身體相當硬朗，言談話語、舉手投足仍舊像一個中年婦人，全然不見那種耄耋之態。她十分健談，可很少提及自己，用一把看上去比她歲數還大的紫砂壺給我們沏了一壺烏龍茶後，便抱著一隻純種的泰國短毛貓，用地道的天津話，娓娓地跟我們描述她對鄰里之間一些矛盾的看法。
“我一直認真地坐在那裡，聽著老太太提起的一個個陌生的名字，還有她對自打那位老所長那年退休，就再沒有見到前來拜訪她的民警的感慨。說起來，我雖然還稱不上見多識廣，但也決不是孤陋寡聞，多年來同形形色色各種身份、各種背景的與犯罪有牽扯的人打過交道，可那一刻我還是有點兒反應不過來，怎麼也無法把習亞蘭那樣一個女人與這位令人肅然起敬的慈祥的老祖母，以及眼前隨處不透出格調高雅的古樸環境聯繫在一起。
“……終於，那個民警找到一個合適機會談起了我所關心的話題。20分鐘後，我發現習老太太也不知道習亞蘭與住在附近的兩個趙氏雙胞胎里的一個結了婚。了解到習亞蘭去美國是為了繼承老太太小叔子一份‘微薄遺產’的同時，也得到了我這一趟來要確認的一件事──自從習亞蘭4個月前走了之後，至今沒有回來過。
“談到她一直牽掛的寶貝孫女，習老太太把我們引到一張掛在牆上的黑白小照跟前，她不無遺憾地告訴我們，說原本有不少她的照片，可為了不讓她一天到晚總是想念自己，她的孫女在臨行前全給收了走，這是她惟一擁有的一張。聽老太太這麼說，我不禁認認真真地朝那上面望去──那是一個約摸四五歲、頭上對稱地別了兩隻發卡、身穿整齊水手套裝的小姑娘，圓圓的小胖臉上，一雙黑大的眼睛正詫異地望著我，似乎對我的到來充滿疑問。”
兩朵蓮花
陳耳東二人是臨近中午告辭了習老太太的。因為急著趕回北京，他謝絕了那位天津民警一起吃午飯的邀請。不過，當他駕著車，行駛在天津市區狹窄的馬路上時，忽然就有了一種白來一趟的感覺。他一時頗不甘心，猶豫了一陣，決定再與趙湘的孿生兄弟畫家趙鄂見一面，於是便給趙鄂打了電話，說自己又來了天津，問他是否有空一起坐坐，順便再談談案子。
趙鄂爽快地回答了，告訴陳耳東他這會兒正在民航售票處確定自己飛往美國的航班，聽說他快到了解放橋，便約他在濱江道和大沽北路交口的登瀛樓飯莊見面。
陳耳東和趙鄂幾乎是同時到達那家餐廳的。當他停了車，剛剛從車裡鑽出來，趙鄂也正跟計程車司機結帳。
見趙鄂沒有開著那輛跑車來，陳耳東便在飯桌上詢問原由。趙鄂告訴他，因為要出國，他已經把車給賣了。嘆了一口氣，隨即又補充，還有他當初給自己兄弟買的那一輛也賣了。提到一周前猝死的孿生手足，趙鄂不由一陣黯然。
一見此狀，飯桌上的陳耳東只得暫時咽下那些關於謀殺的話題，只是說自己來津是為了見見習老太太，又問了問當日的美元牌價（此前趙鄂曾經提起剛剛在銀行為自己的美元帳戶辦理了“威薩卡”），以及他究竟是前往美國哪一州，是什麼學院，具體到那裡講什麼課，準備何時走，乘坐哪一家航班等等一些問題。
趙鄂一一作了回答，最後告訴陳耳東，自己準備後天就走，乘坐當日上午10點在北京首都機場起飛的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NW088航班飛往紐約。
說到這裡，畫家忽然抑鬱起來，沉默了好一陣，他才開口。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這位悲傷的畫家像女人一樣拭去了眼角上的淚水，抬頭看了看表，低聲對陳耳東說，“就一起回家裡談吧，只是你可能要等一陣子，我不知道你會來，約了一家房地產公司來簽售房合同，房子對方已經看過了，耽誤不了太長時間……”
“噢，沒關係，”陳耳東回答，隨即不安地說，“倒是我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你馬上要走了，這麼忙，實在是太打擾……”
“哪兒的話！”趙氏兄弟連忙說，“我是一個公民，協助警方破案是應盡的責任，況且你是為了……”說話間，他招來了服務員，像對待一個老朋友那樣伸手按住了正在掏兜的陳耳東，“不不……我來吧，就你那點兒工資……”
拿出一隻鼓鼓的錢夾買了單，他挽著陳耳東的手臂走出了餐廳。隨即，他上了陳耳東的車，指點著他朝馬場道方向駛去。路上，他解釋了自己賣房子的原因，除了那些他曾經向趙湘提到的理由，主要還是因為趙湘已經去世，談到這一點，他一時顯得非常無奈。
“其實房子本身好辦，說賣也就賣了……”他苦澀地說，“可家裡的很多東西真是難以處理，比如我爸爸珍藏的那些古玩，還有我媽媽的那台斯坦威鋼琴──那是我的外婆小時候她爸爸給她買的，據說全天津只有兩架；還有一些別的，就說談不上多值錢，但卻有紀念意義，比如我兄弟的小號，儘管他一直扔在閣樓上，那也不能不要了呀；還有我的那些畫兒，我的那個經紀人倒是一再表示要替我代理，可我不想交給他，原因是……不過還好，我昨天剛剛和我的一個堂叔講妥，他住在楊柳青，家裡的房子多，同意暫時先把東西擱在他那兒，我總算有了著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