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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自己當時的看法，陳耳東告訴我，就接連發生的這兩起謀殺案本身來講，這位趙鄂都沒有任何可疑之處。
“首先，在他孿生兄弟的案子中，他有充分不在現場的證據。根據那個女列車員的證詞，案發當晚，趙鄂的確登上了10點10分發車的T25次列車。況且，作為一個頗有成就、非常富有，數日之內即將出國講學的著名畫家，我看不出他有任何理由要在臨行之前對自己的一胞手足下毒手；而就何芊的案子來說同樣如此，兩個人只是見了這一次，我決不相信趙鄂會毫無由來地殺害自己孿生兄弟的情人，更不要說她的到來是為了來送那筆保險金。因而我推斷，何芊的死與趙鄂沒有任何牽連，至於他倆的一夜情，完全與兩起謀殺案無關。”
考慮了這些因素，陳耳東那日在趙鄂的畫室里並沒有呆多大的工夫，了解到何芊天津之行只是來給她情人的兄弟送那張保險單，絕大部分時間都與這位畫家在一起，除他以外也沒有再見其他什麼人，陳耳東便起身告辭。
趙鄂將陳耳東送下了樓。站在車前，陳耳東想起習亞蘭的家也在附近，便向趙鄂打聽具體的住處，趙鄂隨即指點了不遠的另一座小洋樓，跟著告訴他：習亞蘭只有一位年過八十的奶奶，但這會兒不在家，昨天剛剛去了張貴莊，去探望一位比她歲數還大的老姐姐。於是，匆匆地和這位畫家握了握手，陳耳東就上車離開了馬場道。
當陳耳東的切諾基剛剛駛入高速公路，他便開始思索起自己所面對的這兩起接踵發生的謀殺案。鑑於已經初步排除了某投資顧問總經理左某在趙湘一案里雇兇殺人的嫌疑，加之他與何芊並不認識，相互之間也沒有任何利害衝突，陳耳東認為何芊之死應該和這位左某沒有關係。而與此同時，本案的報案人，也就是被害人的丈夫──那位名聲顯赫、肩上扛著民主人士頭銜的企業家黃某的疑點卻立刻上升。
顯而易見，他是惟一與兩名被害人都有關係的人──一個是他的妻子，另一個是他妻子的情人，從這一點上說，他具有十分充分的動機，雖說黃某在昨天晚上就拿出了確切無疑的自己不在現場的證據，告知案發之時，他正陪同專程從珠海趕來的馬來西亞外商一起參觀自己的廠房，但這排除不了他雇兇殺人的可能。因而在路上，陳耳東下決心要把這個黃某作為偵破的主攻對象。
但令他意外的是，當天下午，就在他剛剛從天津返回來，正忙碌著與涿州警方聯繫，要求再次追查那輛曾經在第一起謀殺案發生時，出現在案發現場附近的黑色皇冠車的時候，黃某卻攜了我在本文開始時提到的那個使用望遠鏡監視並且跟蹤趙湘的人，乘坐那輛車來了刑警隊。
於是，陳耳東先後接待了這兩個主動前來的人。他先見的是那個皇冠車的車主。
被一隻大手狠狠地握了握之後，陳耳東驚奇地得知，眼前這位身體結實、面色黛黑的人原本是他的同行，在河北某市當過多年的刑事警察。就在去年，他參與偵破一起銀行搶劫案，結果在案子告破後被“倒查”出有嚴重的失職之處，成為了當地警局的第一位引咎辭職的刑警。
告訴自己姓周，提了幾個他在陳耳東分局裡的熟人，這位下崗的警察說起了事情的始末。
大約在一個月之前，周某經人介紹認識了涿州市著名企業家黃玉忠。與黃的第三次見面後，周某接受了黃的囑託，駕駛著他提供的那輛皇冠車，前往北京秘密監視他妻子的別墅，以查證何芊是否與其他男人有不正當的關係。於是，周某便在案發那日的早上，見到了駕車而來的趙湘。按照黃某的旨意，周某從芙蓉花園跟著趙湘一直到了定安莊西大街丙七號樓後，便把趙湘的準確住址報告給了黃某。
當晚，黃某打來電話，要他前去找趙湘當面談談，弄清兩個人認識多久，究竟是什麼關係，到底僅僅是純粹的性需要，還是一種有感情色彩的戀情，諸如此類的等等問題。雖說對黃某這種讓自己從幕後變為台前的要求感到不太恰當，但考慮已經拿了黃某的一筆相當豐厚的辦案經費，這位下崗警察還是照辦了，於當天晚上11點50分左右到達了趙湘的住處。
周某告訴陳耳東，當他上了樓，來到趙湘租住的502室的門口時，門是開著的，問了兩聲，沒聽見回答，他便進去了，跟著，就在衛生間裡發現了趙湘的屍體。
他承認自己沒有報案是個嚴重的錯誤。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為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眼下的尷尬情形，他擔心那樣會給自己帶來很大麻煩。可沒想到，僅僅隔了3天，何芊本人也被殺了，因而在黃某的要求下，他不得不前來說明情況。隨後，他告知了何芊被殺時自己的所在，並且提供了相應證明人的姓名電話。
鑑於自己也是一位有多年工作經驗的刑事警察，周某告訴陳耳東，以他判斷，當他看到趙湘的屍體時，趙湘起碼已經死了40分鐘。另外，儘管很多事他還無從知曉，但憑著他的感覺，他相信這兩起案子的兇手是一個人。
在他之後，陳耳東又見了何芊的丈夫。
就如昨晚在案發現場一樣，在剛剛成為鰥夫的黃某臉上，陳耳東並沒有看到什麼明顯的悲哀。只是像一個賠了大錢的生意人那樣緊鎖著眉頭，不同的是，兩隻疲憊的眼睛底下一摞厚厚的眼袋完全被覆上了黑色。
頹然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他開了口：
“三天前，當有人向我匯報，北京的一個警察來查一輛黑色皇冠車，我就知道你懷疑上了我。其實那會兒我就想找你談談。可小周對此顧慮重重，說畢竟他當時沒有報案，雖然已經被免了職，但他仍然不是一個普通百姓，一旦被追究刑事責任，處境將十分不妙。正因為如此，我才沒有那麼做。不管怎麼說，他是為我惹上的麻煩……我相信，剛才小周已經跟你解釋了我派他去找那個天津小子的原因，就這個問題，我認為應該跟你再詳細地說明一下……”
“首先，在他孿生兄弟的案子中，他有充分不在現場的證據。根據那個女列車員的證詞，案發當晚，趙鄂的確登上了10點10分發車的T25次列車。況且，作為一個頗有成就、非常富有，數日之內即將出國講學的著名畫家，我看不出他有任何理由要在臨行之前對自己的一胞手足下毒手；而就何芊的案子來說同樣如此，兩個人只是見了這一次，我決不相信趙鄂會毫無由來地殺害自己孿生兄弟的情人，更不要說她的到來是為了來送那筆保險金。因而我推斷，何芊的死與趙鄂沒有任何牽連，至於他倆的一夜情，完全與兩起謀殺案無關。”
考慮了這些因素，陳耳東那日在趙鄂的畫室里並沒有呆多大的工夫，了解到何芊天津之行只是來給她情人的兄弟送那張保險單，絕大部分時間都與這位畫家在一起，除他以外也沒有再見其他什麼人，陳耳東便起身告辭。
趙鄂將陳耳東送下了樓。站在車前，陳耳東想起習亞蘭的家也在附近，便向趙鄂打聽具體的住處，趙鄂隨即指點了不遠的另一座小洋樓，跟著告訴他：習亞蘭只有一位年過八十的奶奶，但這會兒不在家，昨天剛剛去了張貴莊，去探望一位比她歲數還大的老姐姐。於是，匆匆地和這位畫家握了握手，陳耳東就上車離開了馬場道。
當陳耳東的切諾基剛剛駛入高速公路，他便開始思索起自己所面對的這兩起接踵發生的謀殺案。鑑於已經初步排除了某投資顧問總經理左某在趙湘一案里雇兇殺人的嫌疑，加之他與何芊並不認識，相互之間也沒有任何利害衝突，陳耳東認為何芊之死應該和這位左某沒有關係。而與此同時，本案的報案人，也就是被害人的丈夫──那位名聲顯赫、肩上扛著民主人士頭銜的企業家黃某的疑點卻立刻上升。
顯而易見，他是惟一與兩名被害人都有關係的人──一個是他的妻子，另一個是他妻子的情人，從這一點上說，他具有十分充分的動機，雖說黃某在昨天晚上就拿出了確切無疑的自己不在現場的證據，告知案發之時，他正陪同專程從珠海趕來的馬來西亞外商一起參觀自己的廠房，但這排除不了他雇兇殺人的可能。因而在路上，陳耳東下決心要把這個黃某作為偵破的主攻對象。
但令他意外的是，當天下午，就在他剛剛從天津返回來，正忙碌著與涿州警方聯繫，要求再次追查那輛曾經在第一起謀殺案發生時，出現在案發現場附近的黑色皇冠車的時候，黃某卻攜了我在本文開始時提到的那個使用望遠鏡監視並且跟蹤趙湘的人，乘坐那輛車來了刑警隊。
於是，陳耳東先後接待了這兩個主動前來的人。他先見的是那個皇冠車的車主。
被一隻大手狠狠地握了握之後，陳耳東驚奇地得知，眼前這位身體結實、面色黛黑的人原本是他的同行，在河北某市當過多年的刑事警察。就在去年，他參與偵破一起銀行搶劫案，結果在案子告破後被“倒查”出有嚴重的失職之處，成為了當地警局的第一位引咎辭職的刑警。
告訴自己姓周，提了幾個他在陳耳東分局裡的熟人，這位下崗的警察說起了事情的始末。
大約在一個月之前，周某經人介紹認識了涿州市著名企業家黃玉忠。與黃的第三次見面後，周某接受了黃的囑託，駕駛著他提供的那輛皇冠車，前往北京秘密監視他妻子的別墅，以查證何芊是否與其他男人有不正當的關係。於是，周某便在案發那日的早上，見到了駕車而來的趙湘。按照黃某的旨意，周某從芙蓉花園跟著趙湘一直到了定安莊西大街丙七號樓後，便把趙湘的準確住址報告給了黃某。
當晚，黃某打來電話，要他前去找趙湘當面談談，弄清兩個人認識多久，究竟是什麼關係，到底僅僅是純粹的性需要，還是一種有感情色彩的戀情，諸如此類的等等問題。雖說對黃某這種讓自己從幕後變為台前的要求感到不太恰當，但考慮已經拿了黃某的一筆相當豐厚的辦案經費，這位下崗警察還是照辦了，於當天晚上11點50分左右到達了趙湘的住處。
周某告訴陳耳東，當他上了樓，來到趙湘租住的502室的門口時，門是開著的，問了兩聲，沒聽見回答，他便進去了，跟著，就在衛生間裡發現了趙湘的屍體。
他承認自己沒有報案是個嚴重的錯誤。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為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眼下的尷尬情形，他擔心那樣會給自己帶來很大麻煩。可沒想到，僅僅隔了3天，何芊本人也被殺了，因而在黃某的要求下，他不得不前來說明情況。隨後，他告知了何芊被殺時自己的所在，並且提供了相應證明人的姓名電話。
鑑於自己也是一位有多年工作經驗的刑事警察，周某告訴陳耳東，以他判斷，當他看到趙湘的屍體時，趙湘起碼已經死了40分鐘。另外，儘管很多事他還無從知曉，但憑著他的感覺，他相信這兩起案子的兇手是一個人。
在他之後，陳耳東又見了何芊的丈夫。
就如昨晚在案發現場一樣，在剛剛成為鰥夫的黃某臉上，陳耳東並沒有看到什麼明顯的悲哀。只是像一個賠了大錢的生意人那樣緊鎖著眉頭，不同的是，兩隻疲憊的眼睛底下一摞厚厚的眼袋完全被覆上了黑色。
頹然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他開了口：
“三天前，當有人向我匯報，北京的一個警察來查一輛黑色皇冠車，我就知道你懷疑上了我。其實那會兒我就想找你談談。可小周對此顧慮重重，說畢竟他當時沒有報案，雖然已經被免了職，但他仍然不是一個普通百姓，一旦被追究刑事責任，處境將十分不妙。正因為如此，我才沒有那麼做。不管怎麼說，他是為我惹上的麻煩……我相信，剛才小周已經跟你解釋了我派他去找那個天津小子的原因，就這個問題，我認為應該跟你再詳細地說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