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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必烈很是爽快,道:“好,本王答應了。”揮一下手,命道:“收兵!”

  蒙古兵“嘩”地一聲,收起了弓箭。更有幾隊負旗傳令騎,迅疾馳出關口,分赴各處,召回外派兵馬。

  前大宋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曾在《黑韃事略》一書中記載蒙古騎兵的行軍陣勢和作戰方法:“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環繞,可裹萬眾;千騎分張,可盈百里。摧堅陷陣,全借前鋒。故其馳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電逝。”張珏雖多次參與對蒙作戰,包括去年蜀帥余玠親自主持的收復興元之戰,但均只限於攻守城池,並未真正見識過蒙古騎兵陣仗。此刻見忽必烈揮手之間,便是令行禁止,只在須臾,當真令人聳然動容。

  忽必烈道:“你的要求,本王已經照做了。你還想要什麼?”張如意朝人群中的安敏努了努嘴,道:“我還要她。”

  忽必烈回頭看了安敏一眼,奇道:“她是我堂兄闊端的親生女兒,是我們蒙古人,你要她做什麼?”張如意簡短地道:“因為我哥哥喜歡她。”

  忽必烈先是一怔,隨即笑道:“原來如此。”又道:“可本王答應過母后、汗兄和堂兄,要帶小敏回去蒙古,妥善照顧。不如這樣,就讓小敏自己選擇,如何?她如果選擇跟你們走,本王也不算違背諾言。”張如意道:“好。”

  安敏踽踽著走了過來,到張如意身邊時,特意停了下來,久久凝視著她。對於她而言,張如意是這一切悲劇的始作俑者,如果不是張如意,她依然在大理跟父母兄長幸福地生活著。那樣的話,她就不會遇到張珏,而是會遇到另外的男子,她也許會喜歡上對方,嫁給他,為他生兒育女。

  然而真相依舊存在,她依然是闊端的女兒,只不過她不知道而已。是張如意破開了迷霧,令她家破人亡,令她找回了身世,令她遇到了張珏。

  剛才有那麼一刻,她以為今日張珏必死無疑,一想到愛慕的男子將要在眼前被自己的族人殺死,她就忍不住心悸。是張如意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救了張珏,也救了她。那麼,她到底是該感謝她,還是該恨她?

  張如意也同樣以審視而困惑的目光回望著安敏。對於她而言,安敏是殺父仇人之女,偏偏又是她兄長喜歡的女子。她當日手下留情,便是看了張珏的面子。若是當時她一狠心殺了安敏,那麼便再無今日之事,兄長也不會步入險境。可兄長心中勢必會怨她、怪她,她到底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

  二女各自百感交集,時刻面臨火藥背心威脅的忽必烈卻是等不及了,叫道:“張將軍,大丈夫當斷則斷,你難道沒有話對小敏說嗎?”

  張珏萬萬料不到會到今日這般難堪的局面,然避無可避,只得走過來,牽了安敏的手,走到一旁,轉頭看了一眼闊端的屍首,道:“抱歉,我實在想不到……”安敏道:“這不怪你。”張珏道:“那麼你是要……”

  安敏道:“我要離開你,我要回去蒙古,去做我的蒙古公主。”一時淚如雨下,細語呢喃道:“但這一切都是為了你!因為終有一天,你會成大器,你會跟當下的余相公一樣,成為蜀地眾望所歸的英雄。當然,你成為了蒙古的勁敵,也會遭遇極大的危險,那時候,我就會來救你,來救釣魚城。”

  張珏全身發熱,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緊緊握住安敏的手。她掙了一下,未能掙脫,便乾脆撲入張珏懷中,含著熱淚,低低絮語道:“我悄悄離開大理前,曾去問過我娘,問她為何不假裝答應余相公,好先換回阿兄。她說:她永遠不想成為命中注定將成為的人。當時我不明白,現下我知道了,她只是千尋,永遠不想再做回汪紅蓼。可是我……我卻要去做命中注定將要成為的人,是為了你……為了你……”

  悲莫悲兮生離別,最大的悲哀,是有希望的離別。張珏只覺得大汗出過後,身子又一點一點地涼了下來。

  他們相識於梅花怒放的時節,分別於芳菲落盡的暮春。花開花謝人盡散,物是人非事事休。原來塵世中的緣分,只如一季花落,相比於天地之遼闊,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葉瓣香。而他,卻依舊要把她放在心間,記在此生的回憶中,不會淡忘,不能忘卻,就如同心香一瓣,早已系住生命中的那縷幽魂,再也揮之不去。

  正梅花、萬里雪深時,須相憶。

  尾聲

  時人將余玠比作唐代西川節度使韋皋。當年韋皋亦暴斃而死,傳說是為朝廷所派刺客所害。而今“大將未死敵手”的悲劇再度上演,余玠竟落下與韋皋一樣的命運,這正是中國歷史最可悲、最可嘆的地方。這個曾經力挽狂瀾、拯救四川危局的傳奇人物,本可以更有所作為,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

  寶祐元年(1253年)五月甲午日,宋理宗聽信權臣謝方叔、徐清叟讒言,出人意料地發出庚牌,召四川制置使余玠回朝奏事。

  當時四川在余玠的苦心經營下,軍力、財力、民力均已經復甦,不需要再由南宋朝廷調兵、運餉支援。也就是說,總理四川軍、財、政大權的余玠已經完全可以不再受朝廷掣肘。反倒正是這一點,加上余玠喜歡個人便宜行事的個性,讓朝廷對他頗有疑忌。正好出了王夔事件,利戎司統制姚世安自代為主帥,拒聽余玠軍令,並利用與權臣謝方叔的侄子交好的關係,想走謝方叔的路子來制衡余玠。謝方叔正嫉恨余玠,自然不會錯過機會,於是他一面假意調停余玠與姚世安的關係,一面造謠中傷余玠,誣陷他掌握大權,卻不知事君之禮。宋理宗對余玠在蜀中的威名也心存疑懼,甚至懷疑余玠有自立為王的可能,聽信了權臣謝方叔、徐清叟讒言,緊急召余玠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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