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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寫作風格可以改變，可以嘗試轉換，可以取材多樣化，然而橫跨近三十年的加賀恭一郎系列，總是隱隱然告訴讀者可以放心，東野圭吾創作核心還是本格推理，只是味道不再一成不變。
而且推理小說，推理之餘小說的味道重了。
前述《沉睡的森林》是個背景設定在芭蕾舞團的長篇推理故事，骨髓抽離就是〈再一個謊言〉的土壤。
作為書名的首篇〈再一個謊言〉，也是這本短篇小說集代表的基本調性，它並不是典型的倒敘推理，但主要是以兇手視點推演故事，加賀刑警扮演的就是與兇手相對的角色，藉由問與答的數度交鋒，逐漸逼近核心與揭曉謎底。
這一系列，倏然在事件中出現的加賀恭一郎，總能精準洞燭事件的矛盾點，如同獵犬緊咬不放地往核心辦案，作者以全知觀點描述這方面的語句不多，讀者卻通篇自然感受主角的辦案風格，因而圍繞事件的問與答，捉與放，裡頭有著無形追擊，有著兇手謊言遮飾，刑警對於遮飾缺口的揭露，彼此如同陷阱施放的對壘，如同小說文句“為了圓謊，就得編更大的謊言”是這本短篇集的趣味所在。
本格推理的遮掩，若是以對談的場景作為情節的進行，基本上兇手要逃離追擊，無疑會在謊言的缺口上構築防禦的堡壘，而在二、三手的來回後，幾乎掌握解決關鍵的加賀，最後的引導陷阱是最精采的部份。所以五篇故事，多半采兇手端的視點為主要的描寫方式，讀者的閱讀情感偏向罪犯端，理智上卻又偏向解謎的加賀恭一郎。
不過，〈冰冷的灼熱〉、〈第二志願〉、〈失算〉與〈朋友的忠告〉除了都是圍繞在謊言揭露的趣味外，閱讀調性上還是有與首作不太一致的地方，我特意查了一下數據，本書後面四篇都是在《小說現代》發表，首作〈再一個謊言〉則是在《INPOCKET》上發表，創作時序上都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附近。我沒辦法推測東野圭吾寫作這幾篇的心底構思目的，但後面四篇描寫的，皆是家庭夫妻之間的情感變質事件，短短的篇幅，卻將每對夫妻相處的裂痕描寫得入木三分，因為是兇手的視點，讀者很難忽視細膩的心理描述。特別是〈失算〉對於女性婚姻處境的描寫，並沒有做太多額外的控訴，對於一個殺人事件之外與動機相關的人性糾葛，淺淺的字句卻寫得讓人怵目驚心，有推理逆轉，有情感無奈，謊言與圓謊之外，一切盡在不言中。這也似乎是《紅色手指》再度登場的加賀系列多了推理之外的內底。
另外，在《我殺了他》書末推理作家寵物先生的解說，約略提及視點的問題，我也願意在此呼應，畢竟這一個階段的加賀系列，在視點的設計上比較重要，畢竟牽扯到事件的翻轉與作者的創作意念的安排。
不過長久以來，關於推理小說的中文描述視點，一直存有爭議。
我以最後一篇〈朋友的忠告〉為例，其實這篇兇手反而登場篇幅不多，但在開頭沒多久出現了“知道丈夫發生意外的峰子，驚慌得表示要立刻趕過來”的中文描寫。
這是談視點爭議的一個好例子，因為是作者以全知觀點描寫的語句，基本上讀者應該相信作者描述的筆下人物心理狀態。不過，“驚慌得”這類中文語句牽涉到心理，剛好就是一個模稜兩可的狀態，有人認為既然峰子是兇手，早預知丈夫可能會發生意外，當知道意外發生，兇手怎麼會“驚”且“慌”呢？如此一來，這幾個字牽涉內心狀態的觀點與整體事件真相，就形成了矛盾，顯然是作者的誤導，對於本格推理公平性有極大的扣分，所以有人認為可寫成“驚慌的語氣表示”，來消除直接反應內心的狀態。
相反的意見是，過度注重視點會受到束縛，而且心理層面的用語，還是能廣義的解釋，亦即認為峰子即便預期意外會發生，事情一旦發生，接到通知，內心會慌亂也無可厚非，我個人是比較偏向後一種說法。有趣的是，閱讀此篇小說之初，前後句情境上我已經把峰子排除涉案，真是有意思的矛盾。
所以，視點的爭議端視讀者怎麼來看這樣的事情，如果閱讀推理小說總是任由作者擺布，喜歡結局揭曉的驚奇感，對於枝微末節就沒有那麼局限了。
雖然，加賀恭一郎的形象在作者的描述下並不醒目，但由於阿部寬扮演的加賀恭一郎的影視形象太過強烈且貼切，我個人在閱讀這系列也很自然置換成阿部寬登場的印象，不知讀者們是否也是如此？
作者簡介：
藍霄：一九六七年生，醫師、推理作家。著有《光與影》《錯置體》等秦博士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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