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頁
①朱瀛泉，《近東危機與柏林會議》，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P2
②朱瀛泉，《近東危機與柏林會議》，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P3
法國在戰爭後總結教訓不免要考慮到第二帝國在戰前外交行動上的重大失敗。除德國外的每個大國都是未來法國爭取的對象。以梯也爾為首的保守共和派看重與俄國的聯合；以甘必大為首的激進共和派主張聯合英國，與奧匈的聯合也在考慮中。然而每個方案都有其巨大弱點。共和製法國與專制俄國有意識形態的鴻溝，況且德俄關係友好。基於地緣因素考慮的法俄“天然聯合”取決於德俄關係的走向，只要德俄關係正常，法國不會有機會。與英國的聯合也有重大障礙。首先，英國奉行孤立主義政策，不會承擔明確的政治承諾，更不會與大陸國家結盟。“柏拉圖式”的關係遠遠低於法國的期望值。其次，在大陸國家採取普遍兵役制的情況下，英國小型職業陸軍的軍事價值受到大陸國家的普遍質疑。對法國來說，此時它對德國有絕對的海軍優勢，它需要的是強有力的陸上支援。最後，法國工商業要求政府採取保護主義貿易政策，以保護國內工商業的發展。這與有強大工商業背景的英國自由貿易政策相牴觸，英法圍繞修改兩國商約的談判長期處於拔河狀態。與奧匈的聯合更是一廂情願。奧匈在普法戰爭中就已經開始轉向柏林，法國已不在奧匈的選擇方案之內。當時的英俄對立也將法國拖入德國同樣面臨的難題－避免作出選擇。與俄國的聯合必然疏遠英國，與英國的聯合必然被俄國所敵視。A J P 泰勒總結道：“法國外交比之1870年以前更受限制。”①它唯一的優勢是其他大國對它不幸遭遇的同情，僅此而已。在此國際環境下，梯也爾只能更加關注改善與德國的關係而不是積極建立同盟去反對它。他的短期最高目標是通過履約解放所有被占領土。
50億法郎(價值2億英鎊，當時約合中國白銀7.2億兩賠款)注⑷在當時近乎天文數字，對一個剛剛經歷戰亂的國家來說履約的困難可想而知。部分極右派和極左派議員主張通過沒收資本的手段來籌集資金。此舉無異於殺雞取卵，也會激化國內矛盾。梯也爾主張採取常規的手段。1871年6月19日，梯也爾在與英國駐法大使萊昂斯勳爵談話中提到他仔細查看了國家帳目，結果比他預期好很多。他表示儘管法國有沉重的財政負擔，法國很快就會恢復到良好的情況，稅收主要來自於對已有的間接稅的放大，而不是開徵新稅。②部分議員主張實行所得稅，遭到梯也爾的堅決反對，理由是新稅會更惹人惱火，而且申報制度漏洞太多。從根本看，實行所得稅制意味著高收入階層要負擔更多的稅收，而間接稅則由全體消費者負擔，梯也爾維護的是大資產者的利益。最終政府決定對菸草、咖啡、葡萄酒和酒精增收20-50%附加稅。同時政府提高部分原材料進口的海關關稅，一方面保護了國內工商業，一方面也增加了政府收入。總的看來，稅收制度的調整在沒有引起國內經濟混亂的情況下迅速增加了國家的財政實力。梯也爾政府籌措賠款資金的另一主要來源是發行公債。在1871年6月和1872年7月，法國政府分別發行20億和30億法郎“愛國公債”，都獲得巨大成功，認購額都大大超過發行額。這樣到了1873年3月，法國提前一年賠款償付完畢。9月，德國占領軍全部撤出法國。注⑸法國提前完成賠款顯示了國力殷實，沒有戰前良好的財政基礎和戰後謹慎的財政金融政策，很難不認為賠款會進一步削弱法國的實力。梯也爾本來就得到大地產者和大工商業階層的支持，因為國土的逐步解放又得到了全體國民的擁護，被譽為“領土解放者”。年輕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在“波爾多協定”後站穩了腳跟，完成履約、結束德國的占領意味著國家主權的恢復，法國以獨立的姿態重新返回歐洲。
與此同時，德國基本是以平靜、務實的態度來看待法國的誠實履約。注⑹ 在政治上，一系列相互聯繫的問題隨著德國統一迸發出來。首先是波蘭問題。一直以來，波蘭的民族主義者立志恢復波蘭作為獨立國家的地位，卻屢次遭到攜手瓜分波蘭的俄奧普“北方三朝廷(the three Northen Courts)”的聯合絞殺。相對而言，俄普兩國一直堅持使用高壓手段，在波蘭問題上的協調一致是俄普宮廷傳統友誼的重要基礎。
①A J P 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222
②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F EUROPE,VOL.IX FRANCE,1847-1878 P216-217
奧匈則採取“懷柔政策”，奧屬加里西亞地區波蘭人的處境好一些。德國按照民族原則統一以後，俾斯麥有理由對德國領土上的波蘭人的政治活動更加警惕。其次是教會問題。歷史上德意志深受宗教鬥爭之苦：在神聖羅馬帝國時代，皇權與教權的長期鬥爭使雙方都走向衰落；宗教改革運動中，各諸侯借新舊教派之爭將德意志拖入三十年戰爭，在外部勢力干涉下使德意志的分裂制度化。普魯士是新教國家，但是在整個德意志地區，新教與天主教卻是旗鼓相當。奧地利被排除出德意志以後，天主教力量成為少數。這個少數群體力量集中在有大量波蘭人居住的西里西亞、資本主義化的萊茵區和最後加入德國的南德巴伐利亞，在政治上不能被忽視。19世紀以來，德意志天主教在維護其核心教義的基礎上圍繞三個問題提出自身的政治主張：1)反對中央集權；2)教會自治；3)宗教教育自由。這三點都與以世俗君權為核心的德意志帝國針鋒相對。最後是議會政黨問題。按照帝國憲法，帝國宰相僅由皇帝任免，而普選產生的帝國議會只有否定預算這一實質權力。在這種“憲政”結構下，特別是在俾斯麥主政時代，政黨作為帝國議會選舉的機器，其能量十分有限。俾斯麥後來評價說：“沒有一個政黨可以統治德意志帝國和普魯士國家；沒有一個政黨有足夠的力量，能進行調停。”①1870年12月13日，原普魯士的天主教團體成立了自己的政黨，即中央黨。一個月後，它又購進《日爾曼尼亞報》作為其政治喉舌。在1871年3月帝國議會選舉中，中央黨出乎俾斯麥的預料獲得僅次於民族自由黨的席位，成為國會內最大的反對黨，一個有天主教背景的反對黨。波蘭問題、宗教問題、政黨問題各有訴求，又相互聯繫，依俾斯麥主動出擊的風格，他不可能容忍這些問題坐大。
②朱瀛泉，《近東危機與柏林會議》，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P3
法國在戰爭後總結教訓不免要考慮到第二帝國在戰前外交行動上的重大失敗。除德國外的每個大國都是未來法國爭取的對象。以梯也爾為首的保守共和派看重與俄國的聯合；以甘必大為首的激進共和派主張聯合英國，與奧匈的聯合也在考慮中。然而每個方案都有其巨大弱點。共和製法國與專制俄國有意識形態的鴻溝，況且德俄關係友好。基於地緣因素考慮的法俄“天然聯合”取決於德俄關係的走向，只要德俄關係正常，法國不會有機會。與英國的聯合也有重大障礙。首先，英國奉行孤立主義政策，不會承擔明確的政治承諾，更不會與大陸國家結盟。“柏拉圖式”的關係遠遠低於法國的期望值。其次，在大陸國家採取普遍兵役制的情況下，英國小型職業陸軍的軍事價值受到大陸國家的普遍質疑。對法國來說，此時它對德國有絕對的海軍優勢，它需要的是強有力的陸上支援。最後，法國工商業要求政府採取保護主義貿易政策，以保護國內工商業的發展。這與有強大工商業背景的英國自由貿易政策相牴觸，英法圍繞修改兩國商約的談判長期處於拔河狀態。與奧匈的聯合更是一廂情願。奧匈在普法戰爭中就已經開始轉向柏林，法國已不在奧匈的選擇方案之內。當時的英俄對立也將法國拖入德國同樣面臨的難題－避免作出選擇。與俄國的聯合必然疏遠英國，與英國的聯合必然被俄國所敵視。A J P 泰勒總結道：“法國外交比之1870年以前更受限制。”①它唯一的優勢是其他大國對它不幸遭遇的同情，僅此而已。在此國際環境下，梯也爾只能更加關注改善與德國的關係而不是積極建立同盟去反對它。他的短期最高目標是通過履約解放所有被占領土。
50億法郎(價值2億英鎊，當時約合中國白銀7.2億兩賠款)注⑷在當時近乎天文數字，對一個剛剛經歷戰亂的國家來說履約的困難可想而知。部分極右派和極左派議員主張通過沒收資本的手段來籌集資金。此舉無異於殺雞取卵，也會激化國內矛盾。梯也爾主張採取常規的手段。1871年6月19日，梯也爾在與英國駐法大使萊昂斯勳爵談話中提到他仔細查看了國家帳目，結果比他預期好很多。他表示儘管法國有沉重的財政負擔，法國很快就會恢復到良好的情況，稅收主要來自於對已有的間接稅的放大，而不是開徵新稅。②部分議員主張實行所得稅，遭到梯也爾的堅決反對，理由是新稅會更惹人惱火，而且申報制度漏洞太多。從根本看，實行所得稅制意味著高收入階層要負擔更多的稅收，而間接稅則由全體消費者負擔，梯也爾維護的是大資產者的利益。最終政府決定對菸草、咖啡、葡萄酒和酒精增收20-50%附加稅。同時政府提高部分原材料進口的海關關稅，一方面保護了國內工商業，一方面也增加了政府收入。總的看來，稅收制度的調整在沒有引起國內經濟混亂的情況下迅速增加了國家的財政實力。梯也爾政府籌措賠款資金的另一主要來源是發行公債。在1871年6月和1872年7月，法國政府分別發行20億和30億法郎“愛國公債”，都獲得巨大成功，認購額都大大超過發行額。這樣到了1873年3月，法國提前一年賠款償付完畢。9月，德國占領軍全部撤出法國。注⑸法國提前完成賠款顯示了國力殷實，沒有戰前良好的財政基礎和戰後謹慎的財政金融政策，很難不認為賠款會進一步削弱法國的實力。梯也爾本來就得到大地產者和大工商業階層的支持，因為國土的逐步解放又得到了全體國民的擁護，被譽為“領土解放者”。年輕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在“波爾多協定”後站穩了腳跟，完成履約、結束德國的占領意味著國家主權的恢復，法國以獨立的姿態重新返回歐洲。
與此同時，德國基本是以平靜、務實的態度來看待法國的誠實履約。注⑹ 在政治上，一系列相互聯繫的問題隨著德國統一迸發出來。首先是波蘭問題。一直以來，波蘭的民族主義者立志恢復波蘭作為獨立國家的地位，卻屢次遭到攜手瓜分波蘭的俄奧普“北方三朝廷(the three Northen Courts)”的聯合絞殺。相對而言，俄普兩國一直堅持使用高壓手段，在波蘭問題上的協調一致是俄普宮廷傳統友誼的重要基礎。
①A J P 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222
②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F EUROPE,VOL.IX FRANCE,1847-1878 P216-217
奧匈則採取“懷柔政策”，奧屬加里西亞地區波蘭人的處境好一些。德國按照民族原則統一以後，俾斯麥有理由對德國領土上的波蘭人的政治活動更加警惕。其次是教會問題。歷史上德意志深受宗教鬥爭之苦：在神聖羅馬帝國時代，皇權與教權的長期鬥爭使雙方都走向衰落；宗教改革運動中，各諸侯借新舊教派之爭將德意志拖入三十年戰爭，在外部勢力干涉下使德意志的分裂制度化。普魯士是新教國家，但是在整個德意志地區，新教與天主教卻是旗鼓相當。奧地利被排除出德意志以後，天主教力量成為少數。這個少數群體力量集中在有大量波蘭人居住的西里西亞、資本主義化的萊茵區和最後加入德國的南德巴伐利亞，在政治上不能被忽視。19世紀以來，德意志天主教在維護其核心教義的基礎上圍繞三個問題提出自身的政治主張：1)反對中央集權；2)教會自治；3)宗教教育自由。這三點都與以世俗君權為核心的德意志帝國針鋒相對。最後是議會政黨問題。按照帝國憲法，帝國宰相僅由皇帝任免，而普選產生的帝國議會只有否定預算這一實質權力。在這種“憲政”結構下，特別是在俾斯麥主政時代，政黨作為帝國議會選舉的機器，其能量十分有限。俾斯麥後來評價說：“沒有一個政黨可以統治德意志帝國和普魯士國家；沒有一個政黨有足夠的力量，能進行調停。”①1870年12月13日，原普魯士的天主教團體成立了自己的政黨，即中央黨。一個月後，它又購進《日爾曼尼亞報》作為其政治喉舌。在1871年3月帝國議會選舉中，中央黨出乎俾斯麥的預料獲得僅次於民族自由黨的席位，成為國會內最大的反對黨，一個有天主教背景的反對黨。波蘭問題、宗教問題、政黨問題各有訴求，又相互聯繫，依俾斯麥主動出擊的風格，他不可能容忍這些問題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