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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著航空制服的官員，依韋格納的觀察，這個人的穿著就像德國元首，他正幫著把所有的旅客一個個地扶下舷梯，來到停機坪。
在人流匯合的地方，站著幾個黑衫隊員。是接我的嗎？韋格納在停著的火箭飛船邊放慢了腳步。朝另外一撥站在那兒揮手、呼喚的男男女女走去，裡面還有不少孩子。
其中一個黑衫隊員，面孔平板、眼都不眨的金髮傢伙，穿著高統皮靴，佩戴著黨衛軍徽章，優雅地舉步迎向韋格納，腳後跟啪的一下，立正敬禮：“請問您就是韋格納先生吧？”
“對不起，”韋格納應道，“我是康拉德·戈爾齊，代表A·G·生化藥品供應公司。”他走了過去。
這個佩戴徽章的以及另外兩個黑衫隊員，都朝他走來。三個人簇擁著他，雖然他依舊按自己的步子，朝自己的方向走去，他卻十分突然地成了實際上的監護對象。這三個黑衫隊員中有兩個大衣底下藏著自動步槍。
“你是韋格納。”他們走進大樓時，其中一個傢伙說。
他未答理。
“我們有輛車，”那個佩戴徽章的繼續說，“我們奉命來接你坐的火箭，與你聯繫，並立即帶你去見海德里希將軍，他和賽普·迪特里希在總部等你。我們奉命不允許你接近其他的人。”
這樣我就不會遭暗殺了，韋格納暗自思量。海德里希還活著，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正在試圖鞏固自己的地位與戈培爾政權相抗衡。
也許戈培爾政權最終要垮台，他一邊這麼想著就讓人給領進了秘密警察的小轎車。一支秘密警察部隊突然在夜裡轉移，這個城市的衛兵全換了。柏林警察局突然從四面八方冒出黨衛軍武裝，廣播電訊能源中斷，塔普霍爾福關閉了。主要街道上，重機關槍在黑暗中隆隆地駛過。
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即便戈培爾博士被廢黜，“蒲公英計劃”被取消，又怎麼樣？他們依然存在，那些黑衫黨徒，計劃不在東方也會在別的地方搞。在火星和金星上。
難怪塔格米先生難以工作下去，他尋思。我們生活中可怕的兩難推理。不管發生什麼事，那都是無可比擬的邪惡。那麼為什麼要鬥爭呢？為什麼要選擇呢？如果所有的選擇都一樣的話……
很顯然我們就要這麼一如既往地過下去了。此時此刻我們反對“蒲公英作戰計劃”。過些時候，彼時彼刻，我們又會努力挫敗另一項政策。但我們不可能同時挫敗它，它是前後關聯的。是個延伸的過程。我們只能依靠每走一步看一下地予以控制。
他認為，我們只能希望，試試。
在某個別的世界，也許不一樣，也許好些。有清楚的善與惡的取捨。這個含糊不清的大雜燴，這團亂麻，非得有合適的辦法才能理出頭緒來。
我們沒有理想的世界，諸如我們喜歡的那樣，因為認識自然而然，那裡的道德就寬容自在。在那兒一個人無需費力就可以行為正確，因為他能察覺顯而易見的事情。
轎車猛然啟動，韋格納上尉坐在後排，一邊一個黑衫隊員，微型衝鋒鎗放在腿上。
現在不妨認為這是個陰謀，當轎車高速穿行在柏林的車流之中時他想i他們不是把我帶往海德里希將軍的秘密警察總部，他們正在把我押往秘密監獄，到那兒去折磨我，最終殺害我。但我作了選擇，我選擇了回德國。在我能見到德國反間諜組織的人，得到保護之前，我選擇了可能被捕的危險。
隨時都有死的可能，在我們面前伸縮的大街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我們最終選擇了這麼幹，就拋棄了我們自身。要麼我們放棄，採取審慎的態度。他注視著柏林的房屋在車外逝去。我自己的民族，他想，我和你們又在一起了。
他對那三個秘密警察說：“情形怎麼樣？最近的政治形勢有什麼進展？我離開了幾個禮拜，其實就在鮑曼死去之前。”
他右邊的人回答說：“很自然有很多歇斯底里的暴民支持那個小個子博士。正是那些暴民把他推進了辦公室。然而，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要支持一個跛子，一個用謊言和胡言亂語來蠱惑民心的政客。但那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了。”韋格納說。
事態還在發展，他認為。兩敗俱傷的仇殺。或許那就是禍害的種子。他們最終會相互吃掉對方，剩下我們其餘的人，零零落落地活在這個世界上。而我們也足可以再次建設、希望，制訂幾項簡單的計劃。
下午1點鐘，朱莉安娜·弗林克到達懷俄明州的夏安。在城裡的繁華區，她穿過了龐大的老火車站，在一家雪茄店前，買了兩份下午的報紙，她就站在馬路邊，找到了那條消息。
流血告終的休假
據旅館老闆介紹，峽谷城的喬·辛納德拉太太在丹佛的加納總統旅館的豪華套間裡與其丈夫發生激烈爭吵，悲劇性的高潮是，她殺死丈夫後馬上就逃離了現場，現正在尋找線索。
辛納德拉太太作案用的刀片，是由旅館提供給客人使用的，已在房間裡找到。
據悉，她皮膚黝黑，身材苗條，頗有姿色，穿著入時，三十歲左右，她用刀片割斷了她丈夫的喉嚨，屍體被西奧多·費里斯發現，旅館老闆在半小時之前，在犯罪現場指證了他拾到的辛納德拉太太的襯衣。
在人流匯合的地方，站著幾個黑衫隊員。是接我的嗎？韋格納在停著的火箭飛船邊放慢了腳步。朝另外一撥站在那兒揮手、呼喚的男男女女走去，裡面還有不少孩子。
其中一個黑衫隊員，面孔平板、眼都不眨的金髮傢伙，穿著高統皮靴，佩戴著黨衛軍徽章，優雅地舉步迎向韋格納，腳後跟啪的一下，立正敬禮：“請問您就是韋格納先生吧？”
“對不起，”韋格納應道，“我是康拉德·戈爾齊，代表A·G·生化藥品供應公司。”他走了過去。
這個佩戴徽章的以及另外兩個黑衫隊員，都朝他走來。三個人簇擁著他，雖然他依舊按自己的步子，朝自己的方向走去，他卻十分突然地成了實際上的監護對象。這三個黑衫隊員中有兩個大衣底下藏著自動步槍。
“你是韋格納。”他們走進大樓時，其中一個傢伙說。
他未答理。
“我們有輛車，”那個佩戴徽章的繼續說，“我們奉命來接你坐的火箭，與你聯繫，並立即帶你去見海德里希將軍，他和賽普·迪特里希在總部等你。我們奉命不允許你接近其他的人。”
這樣我就不會遭暗殺了，韋格納暗自思量。海德里希還活著，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正在試圖鞏固自己的地位與戈培爾政權相抗衡。
也許戈培爾政權最終要垮台，他一邊這麼想著就讓人給領進了秘密警察的小轎車。一支秘密警察部隊突然在夜裡轉移，這個城市的衛兵全換了。柏林警察局突然從四面八方冒出黨衛軍武裝，廣播電訊能源中斷，塔普霍爾福關閉了。主要街道上，重機關槍在黑暗中隆隆地駛過。
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即便戈培爾博士被廢黜，“蒲公英計劃”被取消，又怎麼樣？他們依然存在，那些黑衫黨徒，計劃不在東方也會在別的地方搞。在火星和金星上。
難怪塔格米先生難以工作下去，他尋思。我們生活中可怕的兩難推理。不管發生什麼事，那都是無可比擬的邪惡。那麼為什麼要鬥爭呢？為什麼要選擇呢？如果所有的選擇都一樣的話……
很顯然我們就要這麼一如既往地過下去了。此時此刻我們反對“蒲公英作戰計劃”。過些時候，彼時彼刻，我們又會努力挫敗另一項政策。但我們不可能同時挫敗它，它是前後關聯的。是個延伸的過程。我們只能依靠每走一步看一下地予以控制。
他認為，我們只能希望，試試。
在某個別的世界，也許不一樣，也許好些。有清楚的善與惡的取捨。這個含糊不清的大雜燴，這團亂麻，非得有合適的辦法才能理出頭緒來。
我們沒有理想的世界，諸如我們喜歡的那樣，因為認識自然而然，那裡的道德就寬容自在。在那兒一個人無需費力就可以行為正確，因為他能察覺顯而易見的事情。
轎車猛然啟動，韋格納上尉坐在後排，一邊一個黑衫隊員，微型衝鋒鎗放在腿上。
現在不妨認為這是個陰謀，當轎車高速穿行在柏林的車流之中時他想i他們不是把我帶往海德里希將軍的秘密警察總部，他們正在把我押往秘密監獄，到那兒去折磨我，最終殺害我。但我作了選擇，我選擇了回德國。在我能見到德國反間諜組織的人，得到保護之前，我選擇了可能被捕的危險。
隨時都有死的可能，在我們面前伸縮的大街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我們最終選擇了這麼幹，就拋棄了我們自身。要麼我們放棄，採取審慎的態度。他注視著柏林的房屋在車外逝去。我自己的民族，他想，我和你們又在一起了。
他對那三個秘密警察說：“情形怎麼樣？最近的政治形勢有什麼進展？我離開了幾個禮拜，其實就在鮑曼死去之前。”
他右邊的人回答說：“很自然有很多歇斯底里的暴民支持那個小個子博士。正是那些暴民把他推進了辦公室。然而，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要支持一個跛子，一個用謊言和胡言亂語來蠱惑民心的政客。但那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了。”韋格納說。
事態還在發展，他認為。兩敗俱傷的仇殺。或許那就是禍害的種子。他們最終會相互吃掉對方，剩下我們其餘的人，零零落落地活在這個世界上。而我們也足可以再次建設、希望，制訂幾項簡單的計劃。
下午1點鐘，朱莉安娜·弗林克到達懷俄明州的夏安。在城裡的繁華區，她穿過了龐大的老火車站，在一家雪茄店前，買了兩份下午的報紙，她就站在馬路邊，找到了那條消息。
流血告終的休假
據旅館老闆介紹，峽谷城的喬·辛納德拉太太在丹佛的加納總統旅館的豪華套間裡與其丈夫發生激烈爭吵，悲劇性的高潮是，她殺死丈夫後馬上就逃離了現場，現正在尋找線索。
辛納德拉太太作案用的刀片，是由旅館提供給客人使用的，已在房間裡找到。
據悉，她皮膚黝黑，身材苗條，頗有姿色，穿著入時，三十歲左右，她用刀片割斷了她丈夫的喉嚨，屍體被西奧多·費里斯發現，旅館老闆在半小時之前，在犯罪現場指證了他拾到的辛納德拉太太的襯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