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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東線戰事起動，清廷不斷在東南沿海增兵設將，並將東西線戰事相提並論。
順治十二年五月，清廷以固山額真石廷柱為鎮海將軍，統領漢軍官兵駐防京口，這是順治年間清廷在直省設置的西安、江寧、杭州外的第四個駐防點，額兵三千[252]。
十三年六月，清廷決定在福建增設漢軍駐防三千，以郎賽為帥，分駐漳州、泉州[253]，順治十四年移駐福州，並專設滿洲營[254]。
十四年十月，專防東南沿海的水師部隊建成，以蘇州總兵官梁化鳳統領駐紮崇明[255]。
順治十三年六月清廷頒詔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督撫鎮等“如賊中偽官人等，有能悔過投誠，帶領船隻、兵丁家口來歸者，察照數目分別破格升擢，更能設計擒斬鄭成功等賊渠來獻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職，同來有功人等，顯官厚賞，皆所不吝。”[256]這與七月二十四日敕諭湖廣、江西、陝西、四川、廣西各督撫提鎮招撫的行文如出一轍，只是將賊渠鄭成功之名換成了孫可望。[257]可見，清廷將東西兩線是放在同一水平面上考慮了。如果說在此之前，清廷原來想以東線和平換取西線的勝利，固特授洪氏前所未有的權力，對之有求必應，百依百順，那麼此時這種可能已經消失，清廷不得不開始應付兩線同時作戰的局面，這對深諳主子用心，又了明兵家之忌的洪承疇來說，只會愈發覺得高處不勝寒。
而且，湖廣前線的局勢也象一個逐漸收緊的口袋，不僅對南明軍隊的壓力日緊一日，清軍總指揮洪承疇也是越來越緊張。
順治十四年中期前後，湖廣前線的軍事部署基本完成。一方面，戰守分布準備就緒，官兵大都到位，只有個別情況例外(如新設祁陽鎮總兵陳德，於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底才到達汛地)。共計湖北、湖南、粵西歸洪承疇直接指揮的十幾個提督、總兵的兵力，已達數十萬之多[258]。要命的是，集結完畢的軍隊內部並不穩定，已經出現軍心渙散的苗頭了。膠州進士李世錫(霞裳)順治八年出任湖北嘉魚知縣，曾經作過一首《哀沅》詩[259]，描繪了順治中期湖北郡邑殘破，人民逃散，又遭大疫，軍士多病死，道理相枕藉的實況。軍心不穩並非文學作品中的想像和誇張，而是確確實實存在的危險。順治十五年五月，清軍開始戰略進攻之初，逃兵事件再次大規模爆發，就是一個明證[260]。甚至在洪氏前線司令部長沙幕府內部，也瀰漫著悲觀、蕭瑟的情緒。彭爾述在順治十四年作的一首詩，就生動地描繪了自己似籠中困獸般無奈的心情，“轉困雞肋滯江津，十載雕戈老戰塵……酹酒還澆陶太尉，霜風旅鬢一傷神。”從清軍順治四年進入湖南，至十四年正好十年整，而目前的情形正象雞肋，欲棄不能，欲取不得，雖然自己有心象東晉大司馬陶侃那樣建功立業，卻只能借酒澆愁，在傷感和憔悴中老去[261]。作為前線的統帥，洪氏對部下的實際情形，不可能一無所知，但這一點他不能點破。
另一方面，湖廣前線的糧餉在順治十四年年中也都基本到位。如順治十四年部撥鹽課協濟粵西及湖廣軍前銀共十二萬兩在五月份已經解到，“官兵愈加振奮”[262]；又順治十三年江南欠餉十七萬兩及蘇松常三府十一年欠餉一萬多兩“已通解全完”，“計七月中旬以後可望解到”[263]。可見當時湖廣軍前的糧餉供應情況還是良好的。清廷無疑為此克服了巨大的困難：在“一歲至缺四百餘萬”[264]的情況下，“國用所以不足，皆由養兵”[265]的壓力只有落在洪承疇的頭上了。
那麼，洪承疇頂著這種種壓力，還在等待什麼？他等待的是進軍雲貴三個必要條件中最重要的“事機湊合”的時刻。回顧洪氏的戰略思想，很明顯，官兵齊集、糧餉充足，事機湊合這三個條件就是“以守為戰”和“以戰為守”的宗旨：“多得賢良，安民勸農”可以得到糧餉和後方的安全，“簡拔將領，練兵制勝”是官兵齊集的前提，也是“聯絡土司，使不為賊用，以樹我之藩籬”的保證，最終目的是“計離賊黨，使自為解散，以潰彼之腹心。”從收拾人心、穩定局勢的以守為戰，到建立軍事防禦體系的以戰為守，打擊、剷除抗清武裝及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洪氏的目的只有一個，加強自己，消滅敵人，促使南明方面出現政治分裂。無疑他之所以一再堅持進剿雲貴必須三個條件同時具備，缺一不可，實際上也就是為了爭取不戰而勝這個最好的結局。在洪氏眼裡，官兵齊集，糧餉充足，尚在其次，他頂著壓力，冒著危險，等待的就是事機湊合的時刻。在此，集中體現了洪承疇所具有的戰略眼光和作戰氣勢，可以說他確有過人之處。
對於全局的形勢，對於南明領導的抗清鬥爭，洪氏有著深刻的了解。從當前情況看，前線的清軍已占有一定優勢，只要能穩住局勢，穩操勝券的希望還是比較大的；從長遠角度看，南明控制區僅僅為中國西南一隅，而清廷占領區的人力、物力、財力都極大地超過對方，進行持久戰對南明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惟有一點，清廷無法不能與南明抗衡——這就是人民的向心力。在多數人眼裡，南明是承繼明朝三百年統治的正統漢族政權，而清朝是茹毛飲血的野蠻夷狄，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大規模的戰爭、武力高壓並不能使廣大漢族人民屈服，尤其是民族氣節堅定的高尚分子。沒有經過一定時間的進化、蛻變乃至融合，瀰漫於全國的反清氣氛不會很快消散，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人民不會口服心服。洪承疇在湖南以極大精力從事招撫工作，抓緊“事機湊合”的希望不肯放鬆，實在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招撫機括”也一度成為朝廷內外墨守的金科玉律[266]，這決非偶然。所謂的“招撫機括”應該包括爭取民心、招徠士紳，分化、瓦解抗清武裝的有生力量和群眾基礎等等內容，其中“計離賊黨，使自為解散，以潰彼之腹心”則是核心所在。俗話說，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孫可望與李定國有矛盾，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在洪氏眼裡，孫、李矛盾，就是一個可加以利用的很好“事機”，為什麼他不能設想這個“事機”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從而最終從根本上消蝕對方，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他在湖南“以守為戰”，“以戰為守”，翻來覆去地折騰，所做的一切不正是為促使孫、李矛盾這個內因發展？衡量一個軍事家是否有過人之智，其中一個重要標準就是他能否根據現有的條件預計將來的局面，並努力推動局面向設想的方向前進。洪承疇經略西南，是他一生中經歷的最後一場大戰，清廷寄予重望，賦予極權，無疑使他能夠比較從容地制定戰略戰術，幾臻爐火純青的戰爭藝術遇上了恰逢其時的表現機會。台灣李光濤先生認為“洪承疇之經略南疆，乃在於兵馬錢糧的應手，以及得力於投降榜樣，而不是以戰爭取勝的。”[267]這是個頗有見地的看法，還需注意的是，洪氏將“投降榜樣”更置於“兵馬錢糧”之上，所以他認定自己能夠等到“計離賊黨，使自為解散”的那一天到來。
順治十二年五月，清廷以固山額真石廷柱為鎮海將軍，統領漢軍官兵駐防京口，這是順治年間清廷在直省設置的西安、江寧、杭州外的第四個駐防點，額兵三千[252]。
十三年六月，清廷決定在福建增設漢軍駐防三千，以郎賽為帥，分駐漳州、泉州[253]，順治十四年移駐福州，並專設滿洲營[254]。
十四年十月，專防東南沿海的水師部隊建成，以蘇州總兵官梁化鳳統領駐紮崇明[255]。
順治十三年六月清廷頒詔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督撫鎮等“如賊中偽官人等，有能悔過投誠，帶領船隻、兵丁家口來歸者，察照數目分別破格升擢，更能設計擒斬鄭成功等賊渠來獻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職，同來有功人等，顯官厚賞，皆所不吝。”[256]這與七月二十四日敕諭湖廣、江西、陝西、四川、廣西各督撫提鎮招撫的行文如出一轍，只是將賊渠鄭成功之名換成了孫可望。[257]可見，清廷將東西兩線是放在同一水平面上考慮了。如果說在此之前，清廷原來想以東線和平換取西線的勝利，固特授洪氏前所未有的權力，對之有求必應，百依百順，那麼此時這種可能已經消失，清廷不得不開始應付兩線同時作戰的局面，這對深諳主子用心，又了明兵家之忌的洪承疇來說，只會愈發覺得高處不勝寒。
而且，湖廣前線的局勢也象一個逐漸收緊的口袋，不僅對南明軍隊的壓力日緊一日，清軍總指揮洪承疇也是越來越緊張。
順治十四年中期前後，湖廣前線的軍事部署基本完成。一方面，戰守分布準備就緒，官兵大都到位，只有個別情況例外(如新設祁陽鎮總兵陳德，於順治十四年十二月底才到達汛地)。共計湖北、湖南、粵西歸洪承疇直接指揮的十幾個提督、總兵的兵力，已達數十萬之多[258]。要命的是，集結完畢的軍隊內部並不穩定，已經出現軍心渙散的苗頭了。膠州進士李世錫(霞裳)順治八年出任湖北嘉魚知縣，曾經作過一首《哀沅》詩[259]，描繪了順治中期湖北郡邑殘破，人民逃散，又遭大疫，軍士多病死，道理相枕藉的實況。軍心不穩並非文學作品中的想像和誇張，而是確確實實存在的危險。順治十五年五月，清軍開始戰略進攻之初，逃兵事件再次大規模爆發，就是一個明證[260]。甚至在洪氏前線司令部長沙幕府內部，也瀰漫著悲觀、蕭瑟的情緒。彭爾述在順治十四年作的一首詩，就生動地描繪了自己似籠中困獸般無奈的心情，“轉困雞肋滯江津，十載雕戈老戰塵……酹酒還澆陶太尉，霜風旅鬢一傷神。”從清軍順治四年進入湖南，至十四年正好十年整，而目前的情形正象雞肋，欲棄不能，欲取不得，雖然自己有心象東晉大司馬陶侃那樣建功立業，卻只能借酒澆愁，在傷感和憔悴中老去[261]。作為前線的統帥，洪氏對部下的實際情形，不可能一無所知，但這一點他不能點破。
另一方面，湖廣前線的糧餉在順治十四年年中也都基本到位。如順治十四年部撥鹽課協濟粵西及湖廣軍前銀共十二萬兩在五月份已經解到，“官兵愈加振奮”[262]；又順治十三年江南欠餉十七萬兩及蘇松常三府十一年欠餉一萬多兩“已通解全完”，“計七月中旬以後可望解到”[263]。可見當時湖廣軍前的糧餉供應情況還是良好的。清廷無疑為此克服了巨大的困難：在“一歲至缺四百餘萬”[264]的情況下，“國用所以不足，皆由養兵”[265]的壓力只有落在洪承疇的頭上了。
那麼，洪承疇頂著這種種壓力，還在等待什麼？他等待的是進軍雲貴三個必要條件中最重要的“事機湊合”的時刻。回顧洪氏的戰略思想，很明顯，官兵齊集、糧餉充足，事機湊合這三個條件就是“以守為戰”和“以戰為守”的宗旨：“多得賢良，安民勸農”可以得到糧餉和後方的安全，“簡拔將領，練兵制勝”是官兵齊集的前提，也是“聯絡土司，使不為賊用，以樹我之藩籬”的保證，最終目的是“計離賊黨，使自為解散，以潰彼之腹心。”從收拾人心、穩定局勢的以守為戰，到建立軍事防禦體系的以戰為守，打擊、剷除抗清武裝及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洪氏的目的只有一個，加強自己，消滅敵人，促使南明方面出現政治分裂。無疑他之所以一再堅持進剿雲貴必須三個條件同時具備，缺一不可，實際上也就是為了爭取不戰而勝這個最好的結局。在洪氏眼裡，官兵齊集，糧餉充足，尚在其次，他頂著壓力，冒著危險，等待的就是事機湊合的時刻。在此，集中體現了洪承疇所具有的戰略眼光和作戰氣勢，可以說他確有過人之處。
對於全局的形勢，對於南明領導的抗清鬥爭，洪氏有著深刻的了解。從當前情況看，前線的清軍已占有一定優勢，只要能穩住局勢，穩操勝券的希望還是比較大的；從長遠角度看，南明控制區僅僅為中國西南一隅，而清廷占領區的人力、物力、財力都極大地超過對方，進行持久戰對南明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惟有一點，清廷無法不能與南明抗衡——這就是人民的向心力。在多數人眼裡，南明是承繼明朝三百年統治的正統漢族政權，而清朝是茹毛飲血的野蠻夷狄，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大規模的戰爭、武力高壓並不能使廣大漢族人民屈服，尤其是民族氣節堅定的高尚分子。沒有經過一定時間的進化、蛻變乃至融合，瀰漫於全國的反清氣氛不會很快消散，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人民不會口服心服。洪承疇在湖南以極大精力從事招撫工作，抓緊“事機湊合”的希望不肯放鬆，實在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招撫機括”也一度成為朝廷內外墨守的金科玉律[266]，這決非偶然。所謂的“招撫機括”應該包括爭取民心、招徠士紳，分化、瓦解抗清武裝的有生力量和群眾基礎等等內容，其中“計離賊黨，使自為解散，以潰彼之腹心”則是核心所在。俗話說，堡壘是從內部攻破的，孫可望與李定國有矛盾，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在洪氏眼裡，孫、李矛盾，就是一個可加以利用的很好“事機”，為什麼他不能設想這個“事機”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從而最終從根本上消蝕對方，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他在湖南“以守為戰”，“以戰為守”，翻來覆去地折騰，所做的一切不正是為促使孫、李矛盾這個內因發展？衡量一個軍事家是否有過人之智，其中一個重要標準就是他能否根據現有的條件預計將來的局面，並努力推動局面向設想的方向前進。洪承疇經略西南，是他一生中經歷的最後一場大戰，清廷寄予重望，賦予極權，無疑使他能夠比較從容地制定戰略戰術，幾臻爐火純青的戰爭藝術遇上了恰逢其時的表現機會。台灣李光濤先生認為“洪承疇之經略南疆，乃在於兵馬錢糧的應手，以及得力於投降榜樣，而不是以戰爭取勝的。”[267]這是個頗有見地的看法，還需注意的是，洪氏將“投降榜樣”更置於“兵馬錢糧”之上，所以他認定自己能夠等到“計離賊黨，使自為解散”的那一天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