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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周佛海、羅君強、丁默邨、楊惺華等人被戴笠軟禁在白公館內，他們可以相互串門、打牌，可以讀書、看報；也可以給家裡通信，只是須經特務檢查。生活待遇也好，頓頓葷菜不缺。只是限制下樓到院子裡散步，嚴禁到院外行走。天長日久，周佛海日坐愁城，心情越來越煩躁，加之聽說白公館本是看守所，死過不少人，更感到不滿意。經沈醉向戴笠反映，戴笠雖然對周的要求頗不以為然，最終還是同意將他們搬到梅樂斯、貝樂利住的寓所。這裡是一排十來間平房，有新式衛生設備，有1 個院子可供散步，四周有松林，空氣清新，鳥語花香，周佛海等人免除了那種坐牢和與死人為伴的感覺，感到甚為滿意。而戴笠為了確保安全，將外圍警衛人員由1 個排增加到2 個排，嚴密進行監視戒備，以防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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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_9 平津肅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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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滬肅奸活動告一段落後，戴笠便開始考慮策劃平津地區的肅奸活動如何進行。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立即命令漢中行營主任李宗仁調任北平行營主任，主持平、津及華北地區的接收活動。戴笠也很快任命對華北地區情況比較熟悉的馬漢三為軍統北平辦事處主任，先期赴北平調查和部署平津地區的肅奸活動，掌握漢奸名單，擬定肅奸預案。
1945 年10 月中下旬，戴笠分別視察天津、北平地區，聽取了馬漢三關於華北地區漢姦情況的匯報，確定了在平津地區準備逮捕的偽政權特任級大漢奸名單，準備親自送蔣介石審閱。戴笠到北平後，把隨行人員安排在原北洋軍閥吳佩孚的公館北平什錦花園。自己卻經常住到他的盟弟吳泰勛公館裡，由吳的老婆陪他過夜。當時，宋子文因接收事宜也來到北平。他們幾乎每晚都要開舞會，或找人唱戲。有一次，戴笠叫特務去“請”言慧珠唱戲，由戴笠先點了段《鳳還巢》，唱完後，宋子文又點了段《金玉奴》。唱完戲，戴仍然不讓走，叫特務把言慧珠脅迫到他的臨時公館過夜，第二天才放了人。
戴笠把預定在華北地區逮捕的特任級大漢奸名單，呈送蔣介石批准後，於11 月下旬第二次親赴平津地區組織實施逮捕漢奸的行動。本來，“八?一五”以後，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大漢奸們也像南京、上海地區的漢奸一樣，心情都很緊張，一個個陷入不安和恐慌狀態，有的四出奔走門路，尋找新的靠山和庇護；有的原與重慶方面保留一點藕斷絲連關係的，這時都不惜運用巨金賄賂補上，經過一番蛻變，披上一層國民黨地工人員的外衣，變成重慶委派的接收人員，重新上場；也有的自知罪行嚴重，重慶不會放過自己，也就卷上金銀細軟，倉皇逃往外地，隱姓埋名，去過寓公生活。這時，北平的漢奸就像一群沒頭的蒼蠅，到處亂撲亂撞。直到蔣介石在電台上發表所謂對於漢奸的處理原則是“不論職守，只問行為”的演說後，北平、天津等地的大漢奸們認為自己沒有作多少壞事，心中存著一絲僥倖，情緒才逐步安定下來。
11 月下旬，戴笠到達天津，隨行人員有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馬漢三，局本部總督察嚴家誥，第四處處長魏大銘，司法處副處長毛惕園，英文秘書黃天邁，秘書程克祥、毛鍾新，警衛員吳安之、王魯翹，幫會工作人員金玉波等大批人馬。抵津後，戴笠住進吳泰勛在天津的馬場道7 號公寓。同時借用天津市前市長張學銘在睦南道61 號的公館，作為開會和會客之用。軍統天津站長兼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陳仙洲負責招待及警衛活動。
戴笠到天津後，首先協調天津黨政軍特各方面，組成肅奸機構，由天津市長張廷諤任掛名的主任委員，戴兼副主任委員，實際由陳仙洲主持工作。
戴笠指定天津的肅奸時間定於12 月5 日與北平同時進行，在這期間，陳仙洲按戴笠批准逮捕的名單秘密進行部署。但有兩名預擬的在冊漢奸因吳泰勛力保，被戴笠保護下來。其一是天津粘板公司總經理黃順柏，原為日軍甲級戰犯松井石根的翻譯，卸職後到天津隱居，與吳泰勛十分交好。經吳向戴說情，戴同意免予逮捕，但需要黃出資與杜月笙合作（實際上是與軍統合作），共同經營已停業的私營北洋保商銀行，黃當然滿口答應，因而北洋保商銀行成為受軍統控制的金融機構。其二是上海的一名周姓西醫漢奸，也是在逃到天津隱居後與吳泰勛相識交好，因其妻原是上海電影明星，戴在津期間，由吳介紹這位電影明星陪戴笠過夜，故戴批准將其免予逮捕，並送到北平特警班醫務所當醫生。除此以外，日本高級特務遠藤主動將自己在北平的兩處房產和1 只有數百粒鑽石的鹿皮小袋送給戴笠，後由戴親自批示辦理證件讓遠藤從溏沽回日本。
在津期間，戴笠還以蔣的代表身份拜訪了首任北洋政府時期的國務總理靳雲鵬。抗戰期間，日軍雖多方派人拉攏他，並在偽華北政委會為他掛了一個顧問的空銜，但靳終未下水，故得蔣的賞識，特囑戴笠到津後代其看望致意。在離津前，戴笠親自召開“懇談會”，以招待在津特務及家屬，其中有不少抗戰期間在津潛伏特務死難人員的家屬。與會者400 餘人，開40 余桌，菜餚極豐富。戴即席講話，對到會人員和家屬表示慰問，並頻頻敬酒敬菜，使特務及其家屬一個個受寵若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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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_9 平津肅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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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滬肅奸活動告一段落後，戴笠便開始考慮策劃平津地區的肅奸活動如何進行。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立即命令漢中行營主任李宗仁調任北平行營主任，主持平、津及華北地區的接收活動。戴笠也很快任命對華北地區情況比較熟悉的馬漢三為軍統北平辦事處主任，先期赴北平調查和部署平津地區的肅奸活動，掌握漢奸名單，擬定肅奸預案。
1945 年10 月中下旬，戴笠分別視察天津、北平地區，聽取了馬漢三關於華北地區漢姦情況的匯報，確定了在平津地區準備逮捕的偽政權特任級大漢奸名單，準備親自送蔣介石審閱。戴笠到北平後，把隨行人員安排在原北洋軍閥吳佩孚的公館北平什錦花園。自己卻經常住到他的盟弟吳泰勛公館裡，由吳的老婆陪他過夜。當時，宋子文因接收事宜也來到北平。他們幾乎每晚都要開舞會，或找人唱戲。有一次，戴笠叫特務去“請”言慧珠唱戲，由戴笠先點了段《鳳還巢》，唱完後，宋子文又點了段《金玉奴》。唱完戲，戴仍然不讓走，叫特務把言慧珠脅迫到他的臨時公館過夜，第二天才放了人。
戴笠把預定在華北地區逮捕的特任級大漢奸名單，呈送蔣介石批准後，於11 月下旬第二次親赴平津地區組織實施逮捕漢奸的行動。本來，“八?一五”以後，偽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大漢奸們也像南京、上海地區的漢奸一樣，心情都很緊張，一個個陷入不安和恐慌狀態，有的四出奔走門路，尋找新的靠山和庇護；有的原與重慶方面保留一點藕斷絲連關係的，這時都不惜運用巨金賄賂補上，經過一番蛻變，披上一層國民黨地工人員的外衣，變成重慶委派的接收人員，重新上場；也有的自知罪行嚴重，重慶不會放過自己，也就卷上金銀細軟，倉皇逃往外地，隱姓埋名，去過寓公生活。這時，北平的漢奸就像一群沒頭的蒼蠅，到處亂撲亂撞。直到蔣介石在電台上發表所謂對於漢奸的處理原則是“不論職守，只問行為”的演說後，北平、天津等地的大漢奸們認為自己沒有作多少壞事，心中存著一絲僥倖，情緒才逐步安定下來。
11 月下旬，戴笠到達天津，隨行人員有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馬漢三，局本部總督察嚴家誥，第四處處長魏大銘，司法處副處長毛惕園，英文秘書黃天邁，秘書程克祥、毛鍾新，警衛員吳安之、王魯翹，幫會工作人員金玉波等大批人馬。抵津後，戴笠住進吳泰勛在天津的馬場道7 號公寓。同時借用天津市前市長張學銘在睦南道61 號的公館，作為開會和會客之用。軍統天津站長兼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陳仙洲負責招待及警衛活動。
戴笠到天津後，首先協調天津黨政軍特各方面，組成肅奸機構，由天津市長張廷諤任掛名的主任委員，戴兼副主任委員，實際由陳仙洲主持工作。
戴笠指定天津的肅奸時間定於12 月5 日與北平同時進行，在這期間，陳仙洲按戴笠批准逮捕的名單秘密進行部署。但有兩名預擬的在冊漢奸因吳泰勛力保，被戴笠保護下來。其一是天津粘板公司總經理黃順柏，原為日軍甲級戰犯松井石根的翻譯，卸職後到天津隱居，與吳泰勛十分交好。經吳向戴說情，戴同意免予逮捕，但需要黃出資與杜月笙合作（實際上是與軍統合作），共同經營已停業的私營北洋保商銀行，黃當然滿口答應，因而北洋保商銀行成為受軍統控制的金融機構。其二是上海的一名周姓西醫漢奸，也是在逃到天津隱居後與吳泰勛相識交好，因其妻原是上海電影明星，戴在津期間，由吳介紹這位電影明星陪戴笠過夜，故戴批准將其免予逮捕，並送到北平特警班醫務所當醫生。除此以外，日本高級特務遠藤主動將自己在北平的兩處房產和1 只有數百粒鑽石的鹿皮小袋送給戴笠，後由戴親自批示辦理證件讓遠藤從溏沽回日本。
在津期間，戴笠還以蔣的代表身份拜訪了首任北洋政府時期的國務總理靳雲鵬。抗戰期間，日軍雖多方派人拉攏他，並在偽華北政委會為他掛了一個顧問的空銜，但靳終未下水，故得蔣的賞識，特囑戴笠到津後代其看望致意。在離津前，戴笠親自召開“懇談會”，以招待在津特務及家屬，其中有不少抗戰期間在津潛伏特務死難人員的家屬。與會者400 餘人，開40 余桌，菜餚極豐富。戴即席講話，對到會人員和家屬表示慰問，並頻頻敬酒敬菜，使特務及其家屬一個個受寵若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