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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現存檔案統計,和|被抄家時,除抄沒的各處住宅、花園外,共抄出各色銀三百餘萬兩(折合庫平銀二百八十三萬餘兩),金三萬二千餘兩,各處土地一千餘頃即十餘萬畝,各處收租房屋一千餘間,當鋪、銀號多處,以及各種珠寶、衣物等,其家產總值約近一千萬兩。這與上諭所講基本吻合,雖然在辦理過程中,嘉慶指示“不必過於株連搜求”,但也不可能有多少遺漏。

  和|能夠長期把持朝政,權傾中外,千方百計地聚斂起巨額家產,富甲天下,靠的是乾隆非同尋常的恩寵。一旦失去了乾隆這一靠山和寄主,不可一世的和|也就成了斷了線的風箏。

  當和|待罪獄中,對著窗外元宵之夜的明月,曾感悔賦詩“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但到底是誰誤了他呢?

  據說和|性格詼諧,愛開玩笑,不料最終他和自己開了一個最大的玩笑,其絕命詩云“五十年來夢幻真”——一場夢而已。

  恢宏的紫禁城,肅穆的太和殿,金鑲玉嵌的天子御座,襯托出皇權的無限威嚴。

  在漫漫的中國封建社會裡,為了這赫赫皇權,演義出了太多太多父子反目、骨肉相殘的歷史活劇。其中有鄭伯克段欲擒故縱的機謀;有唐太宗玄武門布下的刀劍;有曹子建《七步詩》的淒楚哀怨;也有大宋內廷“燭光斧影”的傳聞懸案……。

  登上寶殿御座,“君臨天下”不再是一種感覺,而是封建社會特定的民族、階級、集團乃至個人利益的最高體現。

  到了清代,從太祖努爾哈赤到康熙皇帝玄燁,一百餘年時間裡,攻城掠地,平藩戡亂,設署建制,勵農經商,無論軍機政務多麼繁忙,卻始終不能擺脫激烈的皇權鬥爭的困擾,以致堪稱一代明君的康熙皇帝,也被皇子之間的相互攻訐、結黨謀奸弄得心力交瘁。

  第二部分

  第33節 秘密立儲的由來

  秘密立儲的由來

  從皇位傳承的模式上看,在康熙皇帝之前,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是通過八王共制的推選制度繼承汗位的。皇太極的兒子福臨,基本上也是採用推選制繼位的。康熙皇帝幼齡繼位,則是孝莊皇太后決策並取得順治皇帝福臨的同意。在他們繼位的前前後後,都存在著激烈而複雜的權力鬥爭,雖然最終避免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但由皇權傳承而引起的強烈政治震盪,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清朝統治的穩固和行政效率。

  康熙皇帝是一位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帝王,他很早即發現了缺乏規則的皇位傳承,不利於皇帝的集權和封建政權的鞏固。此時,又恰逢平定三藩之亂的艱難時刻,康熙皇帝幾欲親征的決心和計劃,為其推出嫡長子繼承制提供了契機。康熙十四年(1675)六月宣布以年僅兩歲的“嫡子允i為皇太子”。允i在嫡子中雖排行第二,但因他的同胞哥哥夭折,遂位序第一。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舉行了清朝第一次立儲大典,翌日,頒詔天下:“授允i以冊寶,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以重萬年之統,以系四海之心。”

  但令康熙皇帝沒有想到的是,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皇太子,日益顯現出偏狹、暴戾、焦躁的性格特徵。特別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客觀上他成為其他成年皇子覬覦皇位的首要攻擊目標,而其門人和自己也越來越不能安於長期處於儲君的地位了。因此圍繞皇太子形成了太子黨和與之對立的由部分皇子組成的反太子黨。

  太子黨肆惡虐眾,貪贖納賄,對皇權產生了威脅;反太子黨尋機攻訐,最終導致了康熙皇帝兩立兩廢皇太子的失敗結果,從此他再未明立皇儲。但康熙皇帝已經不能遏制皇子們謀取皇位的野心了。乃至後來的雍正皇帝胤G,在他繼承皇位的同時,也背負了陰謀篡位的惡名,留下了千古之謎。使得雍正的地位長期不得穩固。

  雍正皇帝即位後,從自己爭奪皇位的親身經歷中吸取了教訓,建立了“秘密立儲”制度。在《雍正起居注》中記載了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的諭旨。是日在乾清宮西暖閣面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滿漢文武大臣、九卿:“我聖祖皇帝……命朕纘承統緒,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倉卒之間一言而定大計。……聖祖之精神力量,默運於事先,貫注於事後,神聖睿哲高乎千古帝王之上,自能主持,若朕則豈能及此也。……今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慎,此時安可舉行。然聖祖既將大事託付於朕,朕身為宗社之主,不得不預為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藏數十年亦未可定,爾諸王大臣等當各竭忠悃輔弼朕躬……(諸臣表示無異議後)留總理事務王大臣將密封錦匣收藏於正大光明匾額後……。”

  向王大臣、九卿表明不再公開立皇太子,而將立皇太子的秘密諭旨由王大臣見證藏在匣內,放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待皇帝駕崩時御前大臣共同拆啟,當眾宣布傳閱,即刻確定獲得提名的皇子的帝位。正所謂公同手啟,立定大統。

  關於秘密立儲,有學者認為康熙皇帝已有計劃,但計劃未及實施。姑且不對此說進行辨析,僅就清代的秘密立儲制度而言,無疑是雍正皇帝確立的。這種立儲形式其實也並非清朝皇帝首創。據《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波斯傳》載:“其王初嗣位,便密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群子發封而視之,奉所書名者為主焉。”康熙與雍正作為飽讀經史的帝王,對古今帝王術絕對是留心的,他們都可能留意過這條記載,只不過實際情況是雍正皇帝成為了這種秘密立儲制度的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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