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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證炮製的質量，按照宮中御藥房的規定，同仁堂派有專人承辦內廷用藥這一皇差，承辦人持有內務府頒發的專用“腰牌”，以便隨時進出紫禁城。由於有了這份官差，可以進出宮禁之地，又是進奉藥物，出不得半點差錯，所選之人必須非常可靠，這就要求擇人十分謹慎，審查也十分嚴格。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四月三十日，因同仁堂藥商張洪病故，招新商張景雲頂替時，由同仁堂擔保，送御藥房驗明身份，才發給腰牌。
第四部分
第70節 伴君如伴虎的御醫
清代皇帝、嬪妃日常的醫療與保健，都離不開御醫，御醫除指在太醫院任職的醫官外，還應當包括那些地方舉薦入京，供奉內廷的名醫。他們侍候於君王左右，為“至尊”診治疾病和日常保健，遇有疑難大症，朝野矚目，責任極重。可是清代歷朝皇帝、妃嬪大都養尊處優，每餐必膏腴雜陳，脯醢並存，像這樣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損健康。身貴體弱，得病便不易治癒，反而責怪御醫無能。御醫進宮供職，有時須對內府官員、太監等施以賄金，如果不這樣他們就會從中作梗，處處設置障礙，因此，即使是那些精於醫術的太醫，由於多方掣肘，也難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醫治見功，雖賞齎有加，榮耀異常，似乎可以平步青雲，其實未必。甚至恩賜所得，尚不夠賄賂之所出。加上宮禁之中，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政治風雲，變幻莫測，有時太醫則是首當其衝，難以逃脫。一藥誤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殺身之禍。所以有些名醫把應召入宮視為危途，甚至聞訊遠遁，希望能夠一跑了之。真正官運亨通的太醫寥寥無幾，屈指可數。民間流傳著“御醫難當”、“伴君如伴虎”的說法，並非虛言，可其中甘苦，人們又知道多少呢？
現僅舉數例，御醫的甘苦就可略知一二：
（一）宮中治病，皇家對於療效至為強調。倘若治療效果不佳，皇帝常予以嚴詞申斥，重則受到嚴厲懲處。如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十一月二十四日，太醫院院使孫之鼎等奉旨治療正黃旗內大臣頗爾盆痔漏復發症，病勢已竄至左右臀，內通大腸，散發一股惡臭，濃血每天可流一碗，病情十分嚴重。孫之鼎等御醫束手無策，只得如實奏報。康熙帝對此非常不滿，在孫之鼎所呈的奏摺上硃批：“庸醫誤人，往往如此。”如此一批，御醫又如何經受得起。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太醫院院使劉裕鐸領旨治療侍衛內大臣伯依勒慎傷寒發疹之症，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病情加重，劉裕鐸急忙上呈奏摺報告皇上。乾隆帝聞訊，立即降旨內務府總管大臣王常貴：交給他們一個病人都治不好，你提防著點，去守著他們，看是如何治病的。顯然乾隆帝極為不滿。又如光緒帝死前一年間，因病情複雜，太醫久治不愈，而光緒本人又怨天尤人，時常對御醫惡語相加，發泄不滿。光緒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他在自述病原中諭示：“近來耳堵鳴響，日甚一日，幾不聞聲，屢服湯藥，寸效全無，名醫伎倆，僅止如此，亦可嘆矣！”此類惡語，比比皆是，足見光緒帝求愈心情迫切，也說明宮中御醫治療效果不佳時，所受申斥之嚴厲。顯然，宮中對於治病療效特別強調，御醫治療不能敷衍了事。
（二）清代的皇帝大多以知醫自詡，有關的硃批或御旨，在清宮醫案中隨處可見。對處方用藥，動輒指責，太醫縱操神技也只得勉為其難，遵旨施治。如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七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御醫張獻等人治療武英殿赫世亨疾病的奏摺上硃批：“理氣健脾丸藥，有補脾助消化之效，著每日早晨將一錢藥以小米湯同時服下，想必有益。著由御藥房取藥試用。除此之外，禁止服用其他補藥及人參等。”自然，病後調脾及防止濫用人參均有合理之處，但其論示不合醫理，御醫又怎麼敢不遵旨照辦。皇帝開方，也並非全都不合醫理，也有湊巧治好頑症的時候，如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閏五月初九日，對醫術頗有研究的乾隆帝得知大臣梁九功額頭生有一個黃豆大的瘡，親自硃批下藥：“著速用黎峒丸。”不久，梁九功就痊癒了。再如光緒皇帝對把脈開藥就屬於一知半解。光緒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八月的一天，光緒帝在御醫給他自己開的處方上寫道：“若常用熱劑一味峻補，恐前所發之恙復見於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參、麥冬、菊花、桑葉、竹茹等清涼養陰之品，每日稍佐兩三味，以防浮熱時常上溢。”此類光緒帝欽定的藥方在其脈案中隨處可見，當時不管是否對症，御醫也得遵旨使用。
（三）當然，御醫進劑獲效，皇帝也褒獎有賞，以資鼓勵。雍正七年（１７２９）三月二十三日，太醫院院使劉裕鐸治好了大臣侯陳泰的傷寒病，雍正帝特意降旨：侯陳泰病症難為，經劉裕鐸診治痊癒，著賞記功一次。皇帝有賞，自然有助於日後的加官晉級。可就是褒獎，其處境有時也並非全如人意。給慈禧太后治過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本是江蘇名醫，慈禧患病，應召入京。經精心治療，效果頗佳。慈禧病癒後，特賜“職業修明”四字匾額，賞賜給薛福辰。大功告成，本應載譽回籍，但是“老佛爺”卻不准他即時出京，因為在慈禧大病初癒之後，還須舊恙全無，方許報安，這叫做請太平脈，他只得在京耽擱下去。不料其間，小女竟在家鄉染病身亡，薛福辰悲痛萬分，有言難訴。“伴君如伴虎”這句話，放在薛福辰身上再合適不過了。